特朗普（川普）當選並成功就任美國總統，出乎北京意料。在此之前，在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等智庫的名義下，北京通過各種活動，對希拉莉（希拉蕊）進行了大量外交探底，但對特朗普的聯絡，則微乎其微。
華府政治的穩定性
這一結果，並不完全因為北京忽視特朗普。很大程度上，由於特朗普的圈子過於標新立異，中美建交以來北京在華府積攢的聯絡關係，顯得不夠用。不僅在競選時如此，當選後，特朗普提名的執政團隊中，大多數人也都是遊離華府政治以外的「不相關人士」。
當然，這不是說特朗普團隊沒有政治經驗，但相比以往各屆白宮團隊，這個團隊顯得太「業餘」了。華府的運作猶如一張巨大的關係網，政府官員、議員、智庫三者之間的緊密聯繫，會有效減少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在傳統華府政治運作下，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種利益間博弈的結果。總統依靠政黨支持，才能有效執政。雖然華府的政治常被形容為人員在商界和政界之間流動的「旋轉門」，但總體而言，處理外交事務的人卻較為穩定。
外交事務也脱離不開官僚政治。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科學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教授所作《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對美國外交決策的研究所表明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不是依靠領導人構想，而是依靠官僚機關、智庫等等的提議。官僚機關和智庫本身，就具有「組織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即一旦制度流程觀點等形成，就相對難以改變，或至少改變的速度較慢。
從而，這樣紛繁交錯的博弈中，華府政治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安置了一個「穩定器」。這也是為什麼執政者更替後，外交政智庫往往仍然為官員提供建議，提供交流平台，而官員、議員仍然為智庫提供信息，同時利用從「構思」提案中節省出來的時間，施加政策改變。同時，這樣的穩定也為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奠定了互信的基礎。
行將失效的官僚政治？
新一屆的美國政府將前所未有地，遊離在傳統華府政治的「穩定器」以外。加上特朗普標誌性的特立獨行，意味着他很難利用美國對外政策傳統根基──官僚機構意見、情報簡報以及智庫建議。這會導致其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劇增。
2016年大選，是共和黨的巨大勝利。他們成功控制了兩院。但是身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特朗普，卻和共和黨有着巨大的裂隙。共和黨的元老、智囊，特別是對外關係的智囊，早在投票之前就高調反對特朗普。這群「大咖」中既包括布殊（布希）父子、鮑爾、賴斯（萊斯）等政界人物，也包括重要智庫的智囊如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蘭戴爾·舒因納曼（Randall Scheunemann）等。這個裂隙在短期內不一定能有效彌合。
不僅如此，在特朗普的新團隊中，在外交事務上有關鍵影響力的幾個職位——國務卿、國家情報總監、國家安全顧問，其任者不乏因各種原因早就被對應 「業界」 所排斥的人士。比如，任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曾因為與 「同事關係不合」 而被迫離開國防情報局。國家安全顧問一職，要協調各個涉外機構以及情報機構，而他除去散布伊斯蘭陰謀論，還難以和其所屬機構建立協調關係。
這一結果就是，特朗普的新政府，與傳統政治社會的聯繫十分薄弱。這不僅僅意味着，特朗普與華盛頓其他機構勢力的聯繫可能有問題，更重要的是他政府內部的聯絡──甚至他能否有效掌控政府都存在疑問。比如近日熱炒的情報泄露事件中，特朗普猛烈攻擊美國情報界，稱之為「納粹行徑」，甚至聲稱他「不需要情報簡報」。這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他與情報界的緊張關係。如果他真的不依靠情報進行判斷，那麼主觀臆斷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種種跡象都表明，相比歷史上任何一屆政府，新一屆的美國政府將前所未有地，遊離在傳統華府政治的「穩定器」以外。加上特朗普標誌性的特立獨行，意味着他很難利用美國對外政策傳統根基：官僚機構意見、情報簡報以及智庫建議。這會導致其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劇增。
那麼，這種局面對北京意味着什麼？
北京和華府的溝通傳統
中美雙方的「鷹派」形成了「戰略相互依賴」... 假如雙方的相互威脅消失，對中對美都不一定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
北京與華盛頓，可能是世界上政治聯絡最為緊密的兩個城市。雙方不僅僅在對方設立辦事機構，官方、半官方、智庫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的交流也十分頻繁。不僅是雙方最高級別的領導人會晤頻繁，兩國政府機構也會舉行多達每年60多場政府間對話。像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與中國政協外辦、外交部、商務部等機構，也都有常態化的溝通交流。
並且，在危機管控等領域，兩國已有有效的聯絡方式。具有半官方性質的中國戰略基金會，也時常作為聯繫兩國官員的橋樑。中美友好協會、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國家漢辦等組織，也會每年舉行交流活動。同時，外交圈人員的組成相對固定，也方便了雙方保持溝通。
此外，在北京與華府的智庫學者，也是中美聯繫的先鋒。與決策部門有緊密聯繫的學者之間的溝通，實際上是一種「摸底」方式，便於雙方擺明真實意圖，了解彼此立場。他們與決策者的聯繫，又使得他們的會談更具有權威性。另一方面，學者的身份可以使會談更加靈活，探討的空間更大。這種會談時常十分坦率，沒有輿論的壓力，有時甚至會劍拔弩張。比如，在近期盤古智庫舉辦的一場中美關係研討會上，擔任國務院參事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就曾起身指責美國新任中國事務助理白邦瑞的鷹派作風。
除了討論會、座談會， 中美彼此的大使館人員，如武官等等，也會邀請與決策層較為緊密的人共進晚餐。當然這些飯局不僅僅是吃飯，更是雙方套話的絕佳機會。
而民間的聯繫，在關鍵時刻也會派上用場。例如，今年1月9號，馬雲到紐約會見特朗普，這次訪問明顯帶有探底性質，特別是很可能要藉此探明：特朗普抨擊中國經濟的真正意圖究竟是什麼。這樣，北京在政策出台之前，就可以有機會大致了解到對方的反應，使得不必要摩擦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兩座城市之間，還存在着另外一種互動方式：中美雙方的「鷹派」形成了「戰略相互依賴」。「中國威脅論」的主要倡導團體，如美國軍方和傳統基金會，之所以喜歡誇大中國威脅，特別是軍事威脅，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確實如此相信，也是為了在有限的資金中，爭取更多份額。而中國的「鷹派」，如曾任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的金一南等人，則反過來利用「美國威脅」宣傳愛國主義，並為軍事現代化鼓吹造勢。
中美兩國是否對對方形成切實威脅暫且不論，只是假如雙方的相互威脅消失，對中對美都不一定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
中國會用「以眼還眼」反制嗎？
阿克塞爾羅德以組織「重複囚徒困境」為研究對象，發現在兩輪競賽中勝出的，都是最簡單的策略：以眼還眼、一報還一報。
不確定性，是現實國際關係中必然存在的因素，也是阻礙國家之間合作的主要原因。如前文所述，國家會利用各種方式減少不確定性。但是，站在中國角度，目前的不確定性極大。而因為中國外交不熟悉特朗普，特朗普與傳統華府也聯繫不足，這種不確定性在短期內無法消除。
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外交只會「靠運氣」、「看心情」行事。對中國外交決策者來說，政治學家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Marshall Axelrod）的「合作進化理論」也許會是最實用的參考。阿克塞爾羅德以組織「重複囚徒困境」為研究對象，發現在兩輪競賽中勝出的，都是最簡單的策略：以眼還眼、一報還一報。
也就是說，按照這種理論，面對摸不透的特朗普，中國應該一開始採取積極合作的方式，如果美國積極回應，那麼兩國又會逐漸回到一定程度的互信。而如果美國在某一議題，比如人民幣匯率上挑釁，中國也需要就且僅就這一領域進行「懲罰式回應」，比如適當在美債上做文章。一旦美國轉變態度，中國也相應地轉變態度。這一策略簡潔明晰，具有可操作性，同時也可以維持戰略審慎。
同時，這種策略並不意味着北京只能被動地反應，從而被特朗普牽着鼻子走。特朗普這類話題達人，最常用的戰術就是不斷製造話題，使得聽眾無暇顧忌。對於中國而言，除了「一報還一報」策略外，還完全可以利用特朗普的戰略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為自己提供機會。
同時，北京可以利用商業聯繫（如馬雲的阿里巴巴）帶動政治聯絡，增進對特朗普團隊的了解。中國甚至可以在華府興建智庫，完善北京和華府的聯絡網，從而減少政策不確定性。這樣做雖然都不一定能夠直接影響特朗普的決策，但如果能夠打通他身邊的助手或他們所倚靠的智庫，那麼至少在政策執行方面，會留有周旋的餘地。
就目前已知的危險而言，中國需要首先應對的，是特朗普對中美經濟金融關係會造成的傷害。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的首要挑戰就來自經濟與金融，而中美關係對中國的經濟金融意義重大。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保持經濟增長的領先地位，是中國國際權勢的一大基礎，也是中國全球影響迄今的首要源泉。
中國守紅線為重
無論如何，在目前世界大局勢複雜、撲朔迷離的情況下，中國的外交應對中，「保底」與「守紅線」最為重要。參照中國悠久政治主流傳統中的「戰略保守主義」，集中致力於中國自身的穩定、繁榮和進步。北京面前特別關鍵的戰略問題，在於能否真正明白「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
鑑於當前的總體經濟和金融形勢，國內的「穩增長、調結構」和深化改革，應該會在今後一個時期內，成為近乎壓倒性的戰略重心。而北京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和西方的失序，可以鼓勵中國在國外更加大力度積極進取，但也增大了中國過度伸展的可能風險。
而中國要嚴守的「紅線」，最重要的是台灣。北京官方厭煩美國對台軍售，但是實際上也沒有足夠有效的手段阻止。對軍售也不會改變兩岸的軍事現狀，「一中」問題卻是一切中國官方外交的底線。對北京而言，就一中問題「談判」是不可接受的。雖然在半官方和民間層面，或許可以達成一種不觸及「一中」底線的諒解，但如果特朗普執意挑戰這一原則的話，那麼按照「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北京毅然決然與特朗普進行對抗，比如暫停外交關係等，也會在意料之中。
為避免後一種情況的出現，北京現在急需與特朗普團隊加強交流，讓他們理解中美關係的底線，說服特朗普不要進行冒險行動。這種聯繫的做用，可能比官方聲明更為真切有效。
（蔣鼓市，中國外交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