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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丁讚:姑息主義、一中政策,與貿易戰籌碼

一中政策與經貿逆差是「姑息主義」的孿生子,來源一樣,但彼此卻有一種結構性的連動。


自1979年以來,首次有美國總統或總統當選人與台灣領導人直接通電。
自1979年以來,首次有美國總統或總統當選人與台灣領導人直接通電。圖:Taiwan Presidential Office/Handout via Reuters

去年11月25日,特朗普(Trump 川普)與蔡英文的一通電話,長度12分鐘,內容只是一般性的祝賀語,但卻像蝴蝶效應一樣,引發中美兩大強權的對立與緊張,雙方都積極展現肌肉,西太平洋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很多大國,尤其日本和俄國,都積極嘗試在這個變動的局勢中,尋求新的國家定位。台灣更是不容自主地捲入風暴中心,中國的軍機航母輪流繞行台灣,恫嚇氣勢十足。弔詭的是,台灣雖必須承受來自中國的強大威脅,卻也因此產生嶄新的機會。

中美兩國對峙主要圍繞在兩個議題:一是「東亞地緣政治」——包括南海問題、朝核問題,以及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二是兩國之間的「經貿逆 差」,包括美國的資本家出走中國,以及中美兩國間在財經貿易的不對等。特朗普的算盤是,以台灣為槓桿挑戰中國的「一中政策」,迫使中國在東亞地緣議題或經貿上的讓步,進而逆轉美國對中國的經貿劣勢。必要時,甚至可能推動「聯俄制中」的大戰略。

台灣地位與「一個中國」

台灣是在清初才併入中國版圖,1895年割讓給日本。二戰結束所簽訂的「舊金山合約」指明,戰敗國日本必須放棄台灣,但並沒有說明放棄後的處置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主權尚未確立。在接受日本的投降儀式中,台灣雖然歸還中國,卻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中華民國」遷到台灣。因此,不管是「主權未定論」或是「屬於中華民國」,台灣都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中政策」源於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時所發表的《上海聯合公報》。當時,蘇聯在戰後迅速崛起,到1960年代,其軍事力量已經足以威脅美國,因此才有季辛吉「聯中制俄」的策略,也才有尼克森訪問中國,並「認知」到中國所主張的「一中政策」。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上海公報」中的「一中」,並沒有說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所謂的「認知」(acknowledge)並不是「承認」(recognize),顯示美國並沒有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也刻意對「一中政策」保持模糊。因此,「上海公報」發表後,美國仍然繼續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直到1978斷交為止。在斷交時,還特別制訂《台灣關係法》,確保台灣不受中國侵擾。

很明顯地,「一中政策」在法源上並沒有確立;美方對台灣主權歸屬的認定,也與中國所主張的「一中原則」不一樣。

新自由主義時代,「姑息主義」崛起

那些高舉人權大旗的歐、美、日等大國,也因顧慮中國立場,未能充分保障台灣的權益。這種「集體不正義」正一步步地摧毀人類建立的文明價值...

1970年代末期,英美「新自由主義」思維開始滋長,中國也揮別文革,開啟改革開放政策;再加上1989年的蘇聯解體、共產世界瓦解,過去的冷戰氛圍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對經濟發展的渴望,每個國家都朝著和平、穩定、繁榮的方向思考。在這種情形下,意識型態的問題退居次位,經濟優先,全球化迅速增溫。

彼時,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效也逐漸明朗,又有13億人口的市場紅利,因此,大約從1995年開始,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面對中國的「姑息主義」(Appeasement),逐漸在國際誕生。在這個新的文化中,經濟絕對優於政治——而各國政治人物很怕在政治問題上過度對中國施壓,就會喪失龐大的市場,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二十餘年下來,「姑息主義」產生了兩個重要後果:

第一,本來模糊的「一中政策」逐漸確立,中國開始在各種國際場合壓迫台灣,很多場合都不准台灣人露臉,2300萬人的國際空間受到嚴重擠壓,承受非常不正義的歧視待遇。可是那些高舉人權大旗的歐、美、日等大國,也因顧慮中國立場,未能充分保障台灣的權益。我認為,這種「集體不正義」正一步步地摧毀人類建立的文明價值。當前很多暴力、甚至恐怖主義,都與「姑息」和「集體壓迫」息息相關。

國際「姑息主義」的第二個後果是,世界各先進國家為了討好中國,不管在關稅、匯率、智慧財產權、傾銷各方面,都讓中國佔盡便宜卻束手無策。以美國為例,中國從她進口的關稅,大約是她進口中國關稅的2倍半,幾乎所有的重要國家都承受對中國的「經貿逆差」,嚴重影響成市場秩序的建立。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其實有事實基礎。

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WTO給她15年的時間來調整體質,希望他能逐漸轉化為「市場經濟」。可是,中國仗著大家對她的姑息,大玩市場遊戲,用不公平的規則對待世界各國。

於是,在特朗普當選後,也就是15年的觀察期滿時,日本、歐盟、美國等重要經濟體,相繼宣布中國為「非市場經濟」。中國的未來貿易很可能陷入苦戰,不只要面對美國的特朗普,甚至歐日等大型經濟體,也可能藉著中國觀察期滿的不合格,而採取相應措施。

中國的南海擴張,與美日台軍事合作

「姑息主義」除了構造了「一中政策」與「經貿逆差」外,也生產了中國的信心和野心。

數年前,中國開始在南海「填海造陸」,變礁為島,並擴建各種軍事設施。美國乃以妨礙自由航行為由,派戰機或軍艦嚴密監控。

特朗普與蔡英文通話後,中國的遼寧號航空母艦突破第一島鏈,從台灣東岸經巴士海峽進入南海。美國的卡爾文森號航母也從太平洋東岸來到西岸,駛進南海,並派遣神盾級的驅逐艦與巡洋艦監控附近海面。俄國與菲律賓更在南海舉行聯合軍演。

現在,南海已經變成世界最敏感、最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姑息主義不但滋生「集體不正義」與「恐怖主義」,它更是很多戰爭的根源。二戰的爆發,乃起源於英法等國對納粹德國的姑息。

「特英通電」後,中國對台灣的各種軍事恫嚇,意外提升了台灣、美國、日本軍事合作的層次。不久前,美國眾議院以絕對多數通過,並由奧巴馬(歐巴馬)宣布的《2017國防授權法》允許台灣與美國雙方的軍事將領互相訪問。日前,日本與美國並主動對台灣開放「軍機識別碼」,三個國家變成「准聯盟」的伙伴關係。

從戰略角度來看,台灣位居第一島鏈的中樞,如果台灣失守,中國就突破第一島鏈的限制,直接威脅關島和夏威宜。而日本所受的威脅更是直接。因此,中國如果再升高對台灣的恫嚇,臺、美、日的軍事合作也必然從「准聯盟」進入「正式聯盟」的伙伴關係。

「恫嚇」統治,與敵人的煉成

「一中政策」與「經貿逆差」是一種連動關係。中國任何對「一中」的要求,都會降低其在經貿談判上的籌碼...

其實,中國政治的統治基礎建立在「恫嚇」上面,也因為這種統治策略而製造了很多敵人。

很多優秀的中國公民,都因為被恫嚇而變成這個政權的敵人。香港本來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可是在回歸後,卻因北京與香港特區政府的一系列爭議作法,逼得有越來越多香港人開始思考,或許「港獨」才是出路。台灣人本來也有相當強烈的「中國意識」,可是,隨著過去二十年對台灣的外交壓迫,以及近年來的軍事恫嚇,「台獨意識」逐漸盤高,台灣人越來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甚至把中國政權視為敵人。現在,還被迫而必須與日本和美國結盟,共同對抗中國。中國政權的恫嚇伎倆,不只製造敵人,也讓敵人聯合起來。

「一中政策」與「經貿逆差」是「姑息主義」的孿生子,來源一樣,但彼此卻有一種結構性的連動關係──一個國家如果想要改善她的「經貿逆差」,她可以透過挑戰「一中」來達成。特朗普或其幕僚看清了這個結構,於是透過「特英通話揭露這個結構。甚至,歐盟有些大國也可能相繼跟隨。

中國當然也預見這個趨勢,日前就要求澳洲、德國、法國等大國,公開表態支持「一中」。但是既然「一中政策」與「經貿逆差」是一種連動關係,中國任何對「一中」的要求,都會降低其在經貿談判上的籌碼。這是難於破除的障礙。台灣如何運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尋求對自己更有利的生存條件,乃是全體台灣人必須努力思考的重要課題。

(李丁讚,台灣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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