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科技園 觀點

金心異:深港合辦科技園,能否助香港解決產業困境?

港深科技園合作來得太晚了,於深圳已然意義不大;至於能不能幫到香港,還要看兩地是否能夠真誠合作,並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式。


編按: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早前簽署備忘錄,決定在兩地邊境落馬洲河套區合作興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共同發展科技創新產業。不過,兩地是否真的能夠分工合作、優勢互補?如果可以的話,具體又如何做呢?《端傳媒》邀請了兩位創科產業關注者,分別從香港和深圳的角度,探討一下兩地合作的意義。

此篇作者金心異,是深圳民間學者,也是「深圳主義者」。另一篇請見《李勁華:深港合辦科技園,深圳得益,香港又如何?》。

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將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合作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將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合作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攝:盧翊銘/端傳媒

2017年1月3日下午,就在深圳官場人事大變動(原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升任廣東省代省長、原市長許勤升任市委書記)之後數天,香港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簽署了《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將在香港落馬洲河套地區合作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推動其成為科技創新的高端新引擎、深港合作新的戰略支點與平台,共同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深港創新圈」。

兩地不少產業及科技界人士,相信對此進展頗感振奮。但誠如北大深港產學研基地副主任張克科先生所言,河套地區的深港合作,「1991年啟動、1994年推動、1998年列入兩地議題、2003年重開會商、2008年列入香港十大、2013年破局、2017年一錘定音」,真可謂是好事多磨。以我這個觀察者來看,即便這份並無約束力的「備忘錄」能夠真正落地,它也來得太晚了,於深圳已然意義不大;至於能不能幫到香港,還要看兩地是否能夠真誠合作,並找到最佳的合作模式,使雙方各自的優勢能夠充分發揮,最終令香港重建實業基礎、改善產業結構、促進就業,俾使香港能夠迎來新一波經濟繁榮,而深圳亦能從香港的經濟轉型中獲得紅利。

深圳屢倡港深合作,不獲積極回應

深圳和香港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共同屬於廣東省寶安縣。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深圳建市開埠,最初發展貿易,1986年後開始吸引香港加工業北遷,1993、94年後,認識到加工貿易不是方向,下決心跟上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趨勢,推動發展高科技產業。當時深圳毫無科技和高等教育基礎,故在1996年香港回歸前夕,其提出的一整套深港合作、整合雙方優勢資源共同發展科技產業的計劃,不獲香港積極回應。

深圳隨後自行推動科技工業發展,1997至1999年進行了一系列政策及制度設計,1999年開始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同年謀劃設立創業板,提出希望與香港聯交所展開合作,惟亦不獲積極回應。到了2005年前後,深圳的科技工業已經強勢崛起,2006年深圳政府提出「深港創新圈」計劃,這次香港方面倒是開始有所回應,但雙方始終找不到一個能夠善盡各自資源優勢的合作模式,在雙方各自的主要推動者紛紛下台後,此計劃事實上已經流產。

迄今為止,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可以說已成為中國大陸的領先者,華為、中興通訊、騰訊、比亞迪、邁瑞、大疆等諸多企業成為頗具實力的行業翹楚,其中華為、中興、騰訊等且已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布局。2015年,深圳電子與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較具科技含量的產業,總銷售額達到1.7萬億人民幣,全社會研發投入佔 GDP 比重的4.05%,PCT 國際專利申請1.33萬件,佔中國大陸46.9%。從產出規模上來說,深圳已相當於以色列整個國家,加上與深圳共同作為一個整體產業鏈的東莞和惠州,則相當於台灣整體的規模。可以說,深圳用短短的20年時間,在全球科技產業鏈條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這個成績是香港人沒有預料到的——在1990年代中期時,香港業界根本不相信深圳有條件發展高科技。深圳的其他產業,包括房地產、物流、加工製造、金融等主要產業,都相當程度上依賴於香港的支持或協助,但高科技則沒有。曾有港府高官在一篇文章裏表示,對深圳高科技發展起來始料未及。

深圳為什麼在1990年代到2006年這十幾年裏,一直眼巴巴地希望與香港展開科創合作?主要是深圳認為這種合作可以優勢互補,且對雙方都有利。深圳認為香港值得借重的獨特優勢包括:

一、深圳沒有好的大學,而香港擁有八所大學,其中至少三所是亞洲一流並且進入全球前100的,其他五所放到國內也肯定都是一流之列。大學既是科研重鎮,也是人才培養基地和人才蓄水池。深圳最初希望借重香港的大學,為自己提供研發基礎和人才培訓平台。

二、深圳當時對全球的科技人才沒有吸引力,而香港作為著名國際都會,具有這種吸引力,深圳設想香港可以從全球吸收人才,而為深港共同所用。

三、深圳在國內最早認識到,科技創新或科技產業的關鍵是金融機制,所以深圳才希望香港創業板與深圳創業板能夠展開合作,並利用香港資本市場的強大融資能力,為科技產業提供創業資本。

四、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商業中心城市,已經具有一個全球的商業貿易網絡,可以幫助深圳打通與全球科技產業鏈的聯繫。

五,深圳在國內最早認識到,科技創新環境的一個最基礎的要求,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國內的法治環境是無法讓人對此有信心的,而香港則具備這一基礎。因此,深圳希望利用香港的這一優勢,並且逐步向香港學習,在深圳建立一個較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治環境,形成在國內的比較優勢。

香港一再拒絕深圳遞過來的橄欖枝,逼使深圳只能憑自己的力量解決上述五個問題。

深圳自立,科創領先全國聯繫全球

所以我們看到,近20年裏,深圳投入巨資想要建立自己的大學體系,到目前為止雖然收效仍然一般,但也初步建立了一個仍很弱小的基礎──努力提升深圳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水平;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合作建立研究生院,並誘使對方逐步在深圳開設本科教育;模仿香港科技大學建立南方科技大學;在深圳高新區設立虛擬大學園,誘使全國50多所大學在深圳建立科技成果轉化平台;吸引香港中文大學設立深圳校區;與國際知名大學合作,設立10個專科學院;最近的收穫則包括,引入廣州中山大學建立深圳校區。

深圳作為中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地位和品牌已經確立,加之在國內大城市中比較好的生態環境,目前已經足以吸引中國大陸的優秀人才,並正在試圖吸引香港和全球的科學家。

深圳創業板市場、VC/PE 已經形成體系,成為國內資本最為集中的三個城市之一,深圳目前不缺資本,對香港資本市場沒有依賴。

深圳目前已自己建立起了與美國矽谷、台灣、以色列等全球科技創新前沿地區的科技與商務聯繫,深圳部分大公司已經初步建立起一個全球性的研發網絡,利用全球的科技人才和研發能力。

目前深圳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缺陷,是它作為中國大陸司法管轄地區,無法獨立建立一個法治基礎。儘管如此,深圳試圖在國內大環境下,建立自己相對尊重知識產權的小環境。

由以上可知,迄今為止,深圳的科技創新環境已經是全球最優之一,不依賴香港形成體系,所取得的成績已將香港甩在身後。對深圳來說,香港目前主要的價值只在於其法治環境、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當然,香港對深圳仍有一個價值,那就是向中央政府索要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政策的一個藉口。

香港科創進展未如人意

香港作為一個細小型城邦經濟體,按照國內的俗語來說,應該是「船小好調頭」,可以因應生存環境作迅速而有利的調整。而且自開埠以來,本身已經歷過三次產業轉型:第一次是由開埠之時的純粹農業和漁業地區,轉型成為大英帝國在遠東的轉口貿易基地;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由原來一個純粹做轉口貿易的自由港,轉型成為亞洲其中一個輕工製造基地,建立起一個以紡織製衣、玩具、電子、鐘錶、印刷為主的輕工業體系;第三次則是在上世紀90年代,製造業北遷內地,香港轉變成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認識到香港單一依賴金融業的弊端,想要向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個——台灣、新加坡、南韓學習,使香港成為一個亞洲科技創新中心。1998年,董特首倡議設立創新科技委員會,邀請曾任加州伯克利大學校長的田長霖教授出任主席。

港府接受了田教授的建議,由政府注資50億港元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成立應用技術研究院,開設創業板,建設數碼港,設立五大研發中心,擴大香港科技園;最新的進展則是,2015年11月,港府設立創新科技局。

但是從1998年到現在的18年時間,倘若與深圳相比,香港創新科技的進展顯然未如人意。首先,香港並未建立一個成規模的創新科技產業,並引領香港經濟的增長;其次,香港也未湧現出幾家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公司。相反,香港創業板的滲淡、數碼港的失敗,則廣為港人詬病。

香港轉型為何進展不大?

為什麼收效甚微?本人認為,以下幾個原因,妨礙香港:

首先是金融中心與科創中心的不兼容性。舉凡世界各國,大部分金融中心都無法同時成為一個科創中心,因為金融中心必然抬高當地營商成本,尤其是土地成本,而科創無法承受這樣的高成本;同時,金融中心的投機氛圍、賺快錢心理,無法平心靜氣搞科研;而且,政府及社會的心態、經驗都適應於金融業,很難同時適應於科技創新中心的要求。

但這一狀況也並不是鐵律,近年有兩個個案改變了人們的認知,一是紐約,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卻於近年逐漸發展出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創新科技產業鏈條;二是三藩市(舊金山),作為矽谷所在地,卻由於服務於矽谷,科技金融崛起,逐漸成為全美的第四大金融中心。當然,新加坡是更早的一個案例。這表明,金融中心與科技中心並非完全不兼容,而像紐約這麼高成本的都會區,都仍然能夠發展出創新科技,香港更不應該自我否定,而應該研究借鑑紐約、倫敦、新加坡等這些成功案例,找到香港的成功之道。

其次,香港政制限制了政府的引導能力。作為全球著名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樣板,香港人這些年有些固步自封,對政府角色有片面認知,以為政府最好不要管經濟和產業。但是像美國、英國這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也並非完全不介入產業政策。香港即便不學習新加坡,至少也應該向英美國家學習。

最後,香港本地市場的狹小性,無法為創業公司提供生存發展基礎。對一間創業公司來說,其創業期最為重要的是本地市場,這個市場一般不會太大,但足以支撐其渡過創業期,成長為一個能夠穩健生存的小型公司。但大部分小型公司的存活能力都很弱小,倘它欲成長為中型公司,就必須有區域市場的支撐;倘若它要成為大公司,就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全國市場或大洲市場,甚至是全球市場。

香港科技產業的本地市場十分窄小,所以很難培育出像樣的企業。本來珠三角的區域市場和中國大陸的全國市場都應該可以為其所用,但由於大陸市場的開放度不足,而且香港創業公司對大陸市場的把握能力不足,所以鮮見香港科技創業公司開拓珠三角或大陸市場。

但是,倘若先打通深港共同的本地市場,令香港創業公司能夠在深圳市場進行中國大陸市場的訓練,則再開拓大陸市場就要容易得多了。我想這就是深港創新科技合作的方向之一。

當然,由於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市場的開拓可以沿着虛擬空間進行,而不受地域限制,但純粹虛擬的市場畢竟尚有限,許多業務領域仍需要線上與線下相結合。何況即便是虛擬空間,它仍然是被不同的語言所分割的。香港人的優勢是既掌握中文語言,又掌握英語(據說近些年有退化趨勢,這是個危險信號),但是現實似乎是,香港人既與中國市場有文化隔膜,又與英美等英語市場有文化隔膜。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總的來說,在深圳已成長為一個與香港等量齊觀的城市經濟體,並且已成為一個全球著名的創新科技中心之後,香港已認識到了深圳的成長和成功,並且不再看不起身邊這個小兄弟,而是正視其成功,和這種成功可能為香港提供的幫助和實施的影響。深港兩地簽署關於河套的合作備忘錄,就是證據之一。

兩地如何達至雙贏?

關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開發,在2004至2006年,兩地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期,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論,但兩地並未達成共識,尤其是香港內部未形成共識。在香港自認為擁有對河套開發100%的主導權的情形下,河套開發事實上被擱置了。

就目前雙方達成的備忘錄而言,仍可看出香港具有幾乎全部的主導權,深圳事實上僅具諮詢地位。土地確定為公益性質,確實可以摒除香港內部的許多紛擾,但是也可能會導致它不能為香港的重建產業基礎做什麼貢獻。

問題的關鍵有三:香港與深圳雙方在河套的合作中,如何擺正雙方角色?如何發揮兩地各自的優勢?如何實現雙贏目標?

香港的優勢,仍是前述的五點,只不過前面四點深圳的需求已不強烈,最主要的優勢仍是香港賴以生存的最後基礎:法治。深圳的優勢,則主要是:一、政府擁有向科技產業和科技創新提供配套公共服務的深厚經驗,包括制訂政策的經驗;強勢政府對不受約束的豐厚財政資源的支配能力;二、相對於香港而言仍稍低廉的成本,但其實已很高;三、完善的科技研發與製造業鏈條,支撐硬件創新;龐大的研發人員隊伍、創業家和企業家資源;豐盛的資本池;四、直接面向整個中國大陸市場的便利。

其中需要強調的是第一點與第三點。尤其是經驗,是香港最為缺乏的。所以涉及到河套開發中雙方的角色分配,倘若香港方面片面強調其主導權,則我們可以確信,以香港人過去十幾年所積累的有限經驗,我們可以十分看淡河套的開發。香港科技園公司作為土地業主,其開放度以及與深圳方面如何制度銜接,至為緊要。

至少有一個原則需要達成共識,也就是過去10多年裏深港學者所提出的一個原則:河套這個地塊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質,因此必須做那些在香港本土做不了、在深圳本土也做不了、只有在河套才好做的、充分利用深港兩地優勢的事情。

在此基礎上,才談得到雙贏目標。

深圳目標清晰,香港「再工業化」議而未決

還有一個問題是,雙方的各自目標是什麼?

深圳在河套開發有很清晰的目標,可以說是務虛不務實。首先是政治紅利:一、中央政府希望幫助香港實現第四次產業轉型,深圳為中央分憂,為香港做貢獻,這本身是很重要的政績;同時也可以說是對過去30年香港幫助自己的回報。二、可以藉河套開發的深港合作,向北京要求更大的開放度,更多的改革先行先試權,其中重心在於法治創新。

其次是,通過建立深港共同的區域創新體系,補足深圳自身的短板,這主要是指三方面:一、知識產權保護;二、人才的吸引力方面;三、與歐美等建立更暢順的技術轉移通道和產業鏈聯繫。

以我個人的觀察,香港似乎並沒有很清晰而具體的目標。倘若僅僅是在河套建立更多的教育和研究平台,那麼,香港本土已有這些平台,且更成熟更有優勢,有什麼必要在河套進行物理空間的延展?

香港必須通過研究和討論,弄清楚通過河套的開發,想要達到什麼目標。

有人希望藉助河套開發,使香港實現第四次產業轉型。但所謂第四次產業轉型,香港內部仍有不少爭論,其中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將河套作為一個朝向建立「六大優勢產業」(環保、教育、檢測和認證、醫療、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工具;另一種是希望通過與深圳的合作,在香港實現「再工業化」(高端精密製造)。兩者有重合部分,但主要的分歧在於,香港還有沒有必要「再工業化」?這可能還涉及到對「再工業化」的理解。

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有可能回到傳統的工業。但是高技術含量的工業有無可能?不少香港學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且認為香港也不必有此類工業。這一觀點在五年前也許毫無疑義,但是在美國也提出「再工業化」、總統特朗普(川普)要求製造業回遷本土之後,香港人的這一觀點也許需要修正。我們必須認真研究香港「再工業化」的可能性,各方面條件如何,各種不利因素中,有無可能以某種方式克服。

為什麼需要「再工業化」?為了解決香港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認為,目前香港困境的主要經濟原因有二:一是 GNP 與 GDP 二者的脱節(日本、台灣面臨的也都是同一問題),使得香港人在全球創造(其中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財富,無法利益香港本土、為全體香港人共享;二是獨沽一味地發展金融業,其受益的層面較為狹窄,尤其不能解決中低收入人群的結構性就業難題。

金融及高端服務業,它所延展的上下游產業鏈,與高端製造業所延展的上下游產業鏈,是不同的。後者能提供更多的中低收入就業崗位,而前者提供的則較少。如果香港某種程度上的再工業化,能為香港創造10至20萬個中低收入的就業崗位,那麼香港的社會問題就能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

如果是要發展前述「六大優勢產業」,那麼在河套地區實施的必要性就沒有那麼強。但如果要建立一個高端製造業,就有必要充分利用深圳的優勢,深港雙方合作進行,那麼就有必要利用落馬洲河套區。

此一部分的細節尚需諸多論證,但是我想強調的是,僅有河套是不夠的,因其只有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深圳和香港都不足夠。深圳側和香港側都有必要增加更多的土地作為配套。深圳側對此已有因應,這就是皇崗口岸所能騰出來的1平方公里,以及福田保税區的3平方公里。而香港側則是古洞北地塊。我不知道香港政府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徵地、成本、運營等),但我以為,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於香港的再工業化。

總而言之,香港和深圳這兩個經濟體量都超過3000億美元的城市,又僅僅一河之隔,在地緣上唇齒相依,必須正視對方的存在和可能對自己施加的影響,並認識到合作共贏的重要性。在過去30年裏,香港單方面無視深圳,所幸現在已經改變。通過落馬洲河套的合作,為兩個城市的共生共榮找到一個最佳模式,這對整個中國和世界都是極其意義重大的。

(金心異,深圳民間學者)

深圳 香港 河套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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