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少人，尤其香港以外的朋友，都對近日香港就故宮博物館降臨這個城市所捲起的龐大爭議，感到無從入手。為何興建一所可能有不少市民會喜歡和踴躍參觀的「名牌」博物館，會引發始料不及的大量批評？
坊間和媒體聚焦的關鍵詞是「諮詢」和「招標」，前者指負責這項目的官員，達成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興建博物館這最終決定前，沒有諮詢公眾，在米已成炊後才公告天下；後者則指相關官員快速委任了負責這所博物館設計前期工作和落實時的建築師，並沒打算用任何程序考慮其他人選，或讓不同人選競爭。公共論述中時時有人提到，這兩個面向的行事手法，雖不透明，但大致上可能沒違反法例，只是官員選擇「用權用到盡」故引來反感；另一方面，公民社會則竭力追查當中的細節，查找是否有破壞公共建設基本程序的違規行為。
相關討論還在激烈進行，不過筆者希望趁此機會提供另一種視角，提出政治和程序之下更深層次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視野的兩個問題。第一，香港現存的文化生態到底是什麼模樣，令一項重大文化建設被視作可以，和要以這種全然由上而下、行政主導的行事手法落實？這既涉及西九龍文化區的本質，也涉及文化基建與公民社會在官員和主流社會精英眼中的性質。
第二，進一步而言，故宮博物館迅速落實成為西九文化區一部分的過程，難道不是暗藏了一種「去文化」（anti-culture） 的取態？「去文化」 的思維在香港文化發展和文化政策中根深柢固，也深植在變得官僚的文化決策者腦海，以致香港文化表面上雖似在大躍進中，但欠缺應有視野。這次建設故宮博物館，只是香港文化發展藥石亂投、急功近利的氛圍中，特別被「引爆」的例子而已。有關程序的爭議聲背後，一成不變的，是漸被腐蝕的文化視野和議程。文化發展，不是應邁向令公民充權、更有自信，和彼此間更有力開展深入的對話嗎？
在中港台的互動和「兩個故宮」的文化政治外，要拉闊「故宮在香港」的爭議，也要從香港長遠的文化問題和路向着手。
被任意挪用抵銷的西九「本質」
早前香港網媒《立場新聞》辦論壇談故宮在西九建館，嘉賓之一提到負責官員會以這種由上壓下來、故意繞過程序的方法去讓建館成為既定事實，除了因為香港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外，某程度上也因為覺得這是來自北京的大禮，面子要緊，必須效率先行，就如設計師靳埭強的措詞：以正常程序做會「夜長夢多」。這種思維，自然是受西九文化區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史影響。那段歷史讓官員、精英和高層藝術行政人員傾向與政黨監察、市民討論和文化界的批判聲音保持距離。
過去十多年，香港文化界和公民社會有段時間，曾高度介入西九的發展，務求提出議程，讓香港建設一個真正由下而上、屬於人民的文化地帶，以對抗大白象、旅遊項目、地產項目、高雅藝術園區的想像。在西九建香港文學館的倡議力量，也曾帶動真切的討論，讓人反思西九該有什麼內涵。但民間社會的聲音，最終起到的影響不大，文學館的方案雖然盛載民間巨大的文化能量，但也無疾而終。代表西九建設初期開放性的民間參與、爭辯與角力，成了官員和西九最懼怕的過程，那種開放性，被視作跟延期和減慢文化區落成速度扯上等號。
隨着文化區設施相繼動工，西九被賦予全香港公共機構中，相對較大的行政權力和彈性，本來就是對上述公民商議過程的反彈，以讓西九的決策者有較大自由度，以藝術方向為由，落實執行其願景和藍圖。其藝術與諮詢、公平和民主要保持距離的論述應運而生，時有被援引作理據，保持西九由上而下的執行力和效率，以及作出不對公眾妥協的藝術決定。
極諷刺但有趣的是，為了讓西九在連串胎死腹中後產生的「終極藍圖」和藝術路向可持續落實，西九得到了至今仍不時受批評的權力，但北京與香港簽訂備忘錄，快速決定在西九建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卻恰恰視多年來西九艱難確立的藍圖與路向如無物。換句話說，辛苦養大的嬰兒被拋走，髒水被留下了——為了建立藝術區全盤規劃而來的行政權力，被西九管理局使用來執行建故宮館的決定，原來的全盤規劃卻被棄之如敝屣。香港不少規劃界與文化界的聲音已指出，原來建故宮博物館的位置，與整個文化區及公園的設計連成一體，無法隨意更動，是藍圖的一部分，同時原有的大型表演場地，也是配合表演藝術與文化工業發展策略的一環。
有支持這種任意改變原有規劃的聲音提出，該片土地已被劃撥作文藝用途，現在改變不大。這種來自官員和西九高層的說法，諷刺地無視了西九過去十年來的歷史脈絡，也無視了此前西九內部緊張文化區願景能否落實的藝術行政人員。我們可反過來一問，如果與中國歷史文物和傳統藝術品相關的博物館，真的那樣重要，而且是西九文化區願景一部分的話，為何在故宮空降前，並沒有相關的建館提議？在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建設中，香港市民似乎找不到該等想像。那是否意味着，在故宮空降前，西九藍圖中根本沒容下相關博物館的空間？
進一步的辯證和矛盾在於，西九文化區內部顯然不是沒有意識到公民社會時有聲音，挑戰它的定位和對文化的取態，尤其是它潛在的精英主義和去本土化。近年西九不同的文化節目，從表演藝術部門到 M+博物館，都很在意展示它們的「親民」，嘗試令大眾相信它們的開放性。這種自覺和傾向，特別見諸由「自由野」藝術節演變過來，定期舉行的「自由約」，為西九建立起一種開放的形象。這些與市民、香港文化界和公民社會建立信任的嘗試正在進行，故宮空降帶來的爭議，其實也破壞了西九本身正在急切摸索的道路。
故此，不論是西九由上而下花了許多氣力去確立的藍圖，還是由下而上建立信任和對話的累積成果，可說都被忽然誕生、在西九建立故宮博物館的意志抵銷了。
「去文化」的文化精英主義
以上從西九文化區的脈絡看，予人的印象是官員對西九文化區的發展路向本身往往不清不楚，至今還視西九為一片可以用來接收長官意志、隨意加減的空白地帶（tabula rasa）。這種態度，亦是香港文化發展的縮影，文化基建每每變成華麗工程，藥石亂投，並沒被置放在較長遠的發展視野和策略討論中——建館的保密協定，令原本一直有計劃地參與中國傳統藝術展示和教育的機構，如香港藝術館，也被排除在決定之外，很難讓人相信那是有序而經過足夠深思的計劃。
此前幾年和接下來幾年，不同類型的文化空間相繼在香港落成，如元創方、油街實現、裝修過後的香港藝術館、大館、東九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區等，香港更急切需要的討論，是這些文化設施加起來，如何協調和合作，如何真正能夠成為這個城市推進文化涵養的工具。為了讓建故宮博物館的決定遇上最少阻力，而迴避深刻討論，是拒絕接納對話在文化發展中是重要的目的（end），而不僅是手段（means）。
認為文化建設是政府給予市民恩賜、市民應欣然接納的態度，包藏的是深植在香港的文化精英主義。社會討論和公民對話，本來為文化發展中最可貴的元素，但文化精英主義視之為次要甚至不必要，實質是「去文化」的。這種「去文化」的急功近利和傲慢，因着故宮的性質而被全面放大，讓我們看得更清楚。負責官員指建館就如「讓大熊貓來港」，可謂最清楚地說漏嘴（Freudian slip）——它們都是來自北京的「禮物」。但大型文化建設，被拿來跟熊貓被運送到主題公園居住相比，說明了文化如何被無視。
建故宮博物館的決定，從一開始已被官員、建制和文化精英視為「好得不能倒」（too good to fail） 的項目，無形中將本來真的可以是好事、得到市民掌聲的事，和可以配合文化發展與教育的東西，先行塑造成圖騰。社會一時間充斥千遍一律的說法，都是說香港人要感恩和為此高興。這種推動文化的家長主義態度，就是去文化的。
故宮在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定位，加上它跟國族主義教育和中國軟權力（soft power）無可避免的扣連，如果說香港政府在中港矛盾爭議連連的當下，要步步為營地處理建館一事，本來我們都可以理解。豈料這種本當有的謹慎和敏感，反而變成了大石壓死蟹式的「皇恩浩蕩」，讓「故宮魅力無人能拒絕」一說深入民心。這種訴諸反智、威權、迫令服從的態度，令本來可以是一場文化對話的機會和關乎文化發展的事務，變成了圖騰崇拜，不但可惜，也讓世人盡見文化在香港被「去文化」的又一例子。
對待文化藝術，不論是政府、專家或行政人員，必須要有相應和適切的態度，這是老生常談了，但建故宮博物館一事，鬧出了一大負面例子，變成了文藝當熊貓辦、國寶當前，文化靠邊站。訴諸權威是文化藝術的大忌，文化藝術的發展，為的是積累公民的美學涵養、人文精神和反思能力，要讓公民有自信的精神面貌。香港如要成為「有文化」的城市，之前向前走過的碎步，就時時被像故宮建官這般的大退步抵銷去了。
可悲是，從北京到官員、從官員到西九、到委任建築師等過程展現出主事者和叫好者的態度，都側面反映了香港在推動和發展文化時，「去文化」的文化精英主義，已深入不少執行者和掌有文化權力者的基因之中。從建館的決定被公布，到社會上爭議連連，香港不少文化精英和資深文藝工作者，展示了傾側向權威的態度，發放出「一件大好事被落實了，大家不要操心」的訊息，以為社會上出現異議聲音只是因為人們不懂，於是不想公眾「亂講亂說讓好事做不成」。那是在故宮爭議之外，更深層而讓人憂慮的情狀：香港文化表面一片榮景，那底蘊竟是如此？
文化本義為人充權
民間就建故宮博物館提出各種異議，著名文化人不滿異議聲音，再次祭出「文化不是諮詢得來」和「藝術不是靠民主和投票產生」等恆久說法。上文可說是衝着這些說法而來的。的確，或許文化不是諮詢得來、藝術也不是靠民主和投票產生，但若故宮博物館降臨香港一事，提醒了我們一件事的話，那就是訴諸權威地推動文化，讓文化精英主義凌駕人民的文化對話，與及讓效率和方便蓋過長遠文化規劃等落實文藝政策的態度，違背了文化為人充權的本義，是文化發展最大的倒退。
文化藝術的發展，最可貴的，正是在過程中賦予所有公民文化權，參與到一場互相尊重的對話中。在香港建故宮博物館一事中，我們可見那樣的理想，原來還是那樣遙不可及，香港如要發展文化，先要打破這困局。
（黃宇軒，從事城市研究和藝術工作，香港演藝學院人文學科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