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月，台灣社會爆發三個新聞話題，恰巧都和歷史認識有關。
首先是光復高中學生在校慶活動上扮成納粹軍人，演出閱兵大典。接着是總統府取賴和詩句製作春聯，卻因相關著作有錯字，將「自自由由」抄成「自自冉冉」。再來是報導文學作者，《灣生回家》電影製片陳宣儒虛構身世，偽稱自己是「灣生」（二戰結束前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後代田中實加，混淆了虛構和紀實。
歷史是過去的事，歷史人物和歷史時空或近或遠地離開了當下現實。認識歷史，也就必定是在處理「現在」和「過去」間的關係。從這三起事件可以叩問：台灣社會處理現在和過去間關係的方式，有什麼思維上的慣性？
位在時間彼岸的歷史
納粹扮裝一事經媒體披露後，多數輿論表示不可思議，認定學生非常無知，才會去再現歷史上絕對的惡。但事後學生指出，他們知道納粹集中營曾經發生的悲劇；他們並非藉此向希特勒致敬，而是要凸顯台灣民主自由的珍貴。
輿論的批評，以及學生的辯解，其實都預設了納粹暴行處於歷史的「彼端」，身在現代社會的「我們」當然不會、也不應該重複那樣的惡。換言之，歷史上的納粹，和現代台灣的自由民主截然對立。
但納粹歷史帶給人類最大的兩項遺產，其一在於逼我們看見：人性中的「惡」何其普通、何其日常。最不可想像的惡，可能在最平凡的時刻，出現在最平凡的人身上。其二則在於讓我們反省：即便擁有民主制度，也可能導向最為殘忍無道的結果。
對照整場扮裝活動背後的歷史認識論，就可以看出，為何輿論和學生都率然將納粹歷史視為台灣社會的身外之物、視為一個被觀看的客體。光復高中校長表示，扮裝活動的初衷，只是要讓學生「了解歷史」，每個班級各自選擇一段歷史故事，在校慶時扮裝演出。因此，在新聞上我們看到了「納粹閱兵」、「草船借箭」和「霧社事件」在同一個節目裏輪番上演。
幾乎所有評論都忽略這一點，但其中隱藏了至為關鍵的問題──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其實很難找出貫串「納粹閱兵」、「草船借箭」和「霧社事件」的共通點或關聯性；只有站在現代角度，才能豁然開朗。
三個事件的共通點只在於：它們都「不是」現代，它們都不屬於當下現實。我們不會預期在現實生活中撞見這些場景；這些人被想像成「歷史」，他們都是時間彼岸的人，位在業已消逝的過去。
樣板化的歷史認識
站在這樣的立場「了解歷史」，歷史事件間的差異變得毫不重要。真正有意義的差異，只在於「我們」屬於現代，而「歷史」屬於過去。歷史於焉成為歷史故事的展演素材。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師生都沒想到，這樣的活動到今天還刺傷許多人。
這種區辨「現在的我們」和「過去的歷史」的思維，極近似於對少數民族「樣板主義」式文化展演（cultural tokenism）的操作模式。
樣板主義的文化展演，指的是在文化再現的過程中，特別標榜少數群體的文化符號，以妝點多元文化的門面，但卻缺乏實質重視、實質理解的做法。去年蔡英文520就職典禮上的表演，就有樣板主義的疑慮。典禮上，行政院承認的十六族原住民族，在舞台上牽手共舞，但大多數的民族其實是不會那樣牽手、不是那樣跳舞的。典禮上也試圖呈現新住民文化，但卻僅只聚焦於「外籍新娘」，投影片上呈現的也並非她們的生活場景，而是東南亞風景名勝。
這樣的文化展演，迎合的是主流社會對少數群體的刻板印象。少數群體間的差異在此並不重要，真正有意義的差異，只在於入場觀禮的賓客是觀看者，而被展示的群體則是被觀看者。這種「觀看少數」的嘉年華典禮，和光復高中校長提出的「了解歷史」的方式何其相似。
自自冉冉爭議，分歧的自我指涉
相對於輿論將納粹和自己切割成對立的觀者與客體；「自自冉冉」爭議雙方，則都把賴和預設成跟自我「似曾相識」——即便這個「自我」的範圍並不相同。
「自自冉冉」的辯護方有人指出，「自自冉冉」是「自自然然」的台語發音——這種說法，預設了二十世紀初的賴和會與現代台灣人一樣，取國語發音相似的字來指代台語。對這樣的辯護者而言，既然都是台灣人，歷史上的賴和與現代的「我們」當然是差不多的。
批評一方則有人認為，中文裏從來沒聽過「自自冉冉」這個詞，並據此譏笑總統府自食「去中國化」的惡果。然而，賴和寫的漢詩不等同於現代中文；以「中文裏沒有」來否定「自自冉冉」，即便答案對了，推論過程卻錯了。
二十世紀初出現在台灣舞台的賴和詩篇，有擺盪於「祖國」和「台灣」間的兩難，也有徘徊於「傳統」和「現代」間的牽扯；賴和堅持的左翼立場，在如今的時空環境下，也有截然不同的意涵。這些也都是現代中文裏沒有的質地。如果可以因為「中文裏沒有」或「沒聽過」而否定其存在，那麼文學史的許多側面也都將一筆勾消。
批評方有前述謬誤，是因為輕率以為二十世紀初台灣漢詩，必然和現代的中文語境「似曾相識」；而辯護方會有那樣的誤解，也是因為輕率以為二十世紀初的賴和，必然和現代的台語文表音習慣「似曾相識」。
輿論認為納粹和自己截然對立，卻認定賴和與自己似曾相識，一方面可以看出發言主體對「自我」有不同範圍的想像，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發言主體看待「歷史」，同樣有刻板印象化的傾向。
再現歷史與代言歷史
「歷史」的相對物是「現代」，這組相對關係不只是語意上的必然，更是認識論上的必需，有着鞏固社會認知的功能。現代社會常將「過去」塑造為原始的、傳統的、迷信的，藉此「證明」現代是文化的、進步的、科學的。在歷史進步論的幻覺之下，「過去」不過是個被拿來反襯「現代」的異己。
換言之，「歷史」往往不都是其自身，而是「現代」之所以「現代」的想像憑藉。面對二戰歷史，輿論透過納粹的獨裁、壓迫形象，從而將自己理解為民主、自由的；而在「自自冉冉」爭議中，輿論則將賴和生存的時代語境賦予當代台語文／中文的語境，藉以鞏固藍綠政治的認同符碼，其實都是借刻板印象化歷史，來建立自我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是個政治問題，也是倫理問題。
英文裏，“represent” 既是「再現」，也是「代表」。但前者更多是站在中介的位置描繪或呈現某個對象；後者則借用對方的名義、代言他的聲音。再現者和其試圖呈現的對象，彼此各有其行動脈絡、社會條件和利益所趨。假若再現者對自身的位置沒有反省，直接假「再現」以為「代言」，反而抹殺了對象真正發言的機會，淪為一種論述暴力。
在歷史書寫上，「再現／代言」的難題則更加嚴峻。因為已經消逝的人、時代、社會無論如何不可能直接說話，而必定要透過人為中介才能被認識。談論歷史的人，也就應該更敏於區辨「再現歷史」和「代言歷史」的差異，避免讓歷史書寫成為敘事暴力。
順着這個問題來思考《灣生回家》，也就能夠看出陳宣儒假冒灣生後代一事，暴露的不只是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癥候，也不只是非虛構寫作的倫理瑕疵，更是歷史書寫上「再現／代言」的難題。
拼貼編造的集體身世
捏造身世一事曝光後，陳宣儒透過出版社承認，她口中的「外婆」田中櫻代，其實是高三時在車站偶然結識的灣生奶奶。在道歉聲明最後，陳宣儒特別強調灣生故事的真實性；希望讀者不要因為她個人的欺瞞，連帶以為灣生故事也是假的。
但事實上，她一開始就不需要靠捏造身世來取信讀者。書中的灣生爺爺奶奶，都是台灣史上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他們的故事也擁有足夠豐沛的戲劇性和感染力。為什麼陳宣儒還需要將自己虛構成灣生後裔？
陳宣儒提到，因為田中櫻代待她如孫女，她也就視田中櫻代如親生外婆。這份情感影響了她採取的敘事立場，她不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再現歷史，也試圖以（虛構的）當事人身分代言灣生故事。但這樣的代言不僅僅破壞了讀者對紀實文學的信任，更傷害了「再現／代言」的書寫倫理。
陳宣儒的事雖是個案，但它以戲劇性的方式，呈顯出台灣社會面對歷史的集體輕忽。絕大多數人或許未曾編造身世，但我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曾將納粹罪行切割成絕對的「過去」；也有不少人，把賴和的漢詩超譯成台語發音的「新詩」。我們毫不遮掩對歷史的剪裁拼貼、任意代言。如此一來，我們的「集體身世」又何異乎集體的編造、挪用。
（黃星樺，台大政研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