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同婚法案 觀點 LGBT 福爾摩沙:一種關注

表態挺同的陸生與「426」,同時顛覆兩種污名

「陸生」已藉由在地生活,產生了與台灣的真實連結,默默翻轉「只管好自己」的刻板印象,也向社會清楚標誌自己。


圖為2016年11月28日,台灣同性婚姻公聽會第二場,場外有同志集會。
圖為2016年11月28日,台灣同性婚姻公聽會第二場,場外有同志集會。攝:徐翌全/端傳媒

12月6日,一位世新大學陸生,設計了一張「我是陸生、我挺平權」的海報,邀請其他關心婚姻平權的陸生夥伴,參加12月10日同志平權遊行,身體力行地支持身處結構弱勢的同志族群。

然而一些同樣來自於大陸的同學,卻在她的FB上留言,質疑她「憑什麼代表陸生」,反對她使用這個標語參與遊行。許多陸生與台生加入這場論戰。他們爭執的,並非是否支持同志婚姻,而是「被代表」的問題。質疑代表性的人,可能是支持但不想表態,或本來就對反對同性平權的主張。除此之外,也有陸生認為,已經受夠在大陸到處被代表,「我一個中國人,從匪區逃來這裏念書,又要沒事被代表,我何苦?」

「被代表」的焦慮

從對岸來台灣求學的陸生,至今已招收六屆正式學位生,在台約數千人。在其祖國,他們曾經被「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繚繞。可是,這些標語所蘊含的左派「解放」價值、「國際主義」精神、積極的政治參與熱情,卻不見於多數來台陸生身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我不代表你,你也別來代表我」的緊張與焦慮。

這些陸生,無論來自哪裡,生長在一個從小就「被代表」的時代——被人大代表所代表、被三個代表所代表、被黨所代表。何以見慣了「被代表」的陸生,突然長出自己的主體性,並對陸生中異議分子的「代表性」感到憤慨?

這種對「被代表」的直覺抗拒背後,既有陸生在台處境的結構性問題,也折射了陸生乃至大陸人如何看待政治的生活方式。

陸生在台灣社會早已被貼上許多想像標籤,沒事「躺著也中槍」,加以陸生群體內也充滿意見分歧,這導致不少陸生有著「台灣人仇中,我不想被多事的人代表」的想法。有些陸生在公共場合發言時,言必稱「我只代表我自己」,或者乾脆「我代表部分陸生」,進行切割。

之前陸生健保納保議題發酵時,有些活躍發言的陸生,會在接受採訪時強調自己「代表一部分的陸生」,來規避代表性問題;但這次碰到其他人拿出「陸生挺平權」的標語,立場卻變成了「去就去啦~何必凸顯自己陸生的身份?」、「到那邊會不會被嗆是中生?」

當爭取自身權益時,「不願被代表」的聲音或許相對較小;但當這議題與自己沒那麼相關,各種「被代表怕了」的陸生心裏的各種謹小慎微、不願出頭,就紛紛冒了出來。為爭取所屬群體權益的發言,自然比管他人閒事更有「正當性」;但這種無意中產生的雙重標準,似也微妙反映了陸生群體對於既有標籤感到的尷尬情緒。

陸生在台,作為「異己者」的存在

陸生作為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的一分子,在校園中原本最能直接與台灣新生代對話。然而,一些台灣人基於過去的教育、近年的媒體誤導,不理解、不認識陸生,而常有「支那人不意外」一類的尖酸言論;只知中國政府、「帝吧出征」,卻從來沒有好好認識過這些自己身邊這些已成為台灣校園一部分的年輕異鄉人。

只不過,陸生也不只是陸生;在拿掉了「陸生」標籤後,他們就是一群普通的80後、90後年輕人,抱著素樸的友善想像而來,卻常被直接當成了敵人。

台灣對陸生的誤讀,將陸生視作台灣社會中的「異己」,大多基於更宏觀的兩岸關係歷史脈絡;正由於這種誤讀,讓許多陸生心中反過來,對台灣社會又產生了第二層的誤讀和恐懼,直覺認為無論如何努力,表達怎樣的善意,都無法得到台灣人的友善回應。「那些台灣人就是會抹黑你、扭曲你」;既然這樣,不如「夾著尾巴作人」,持著「早畢業、早離開」的過客心態。

有陸生舉出:每每在台灣談及陸生權益時,總能聽到「回你們中國去爭取,不然沒資格對台灣指手畫腳」的例子。例如2014年淡江大學的學生會長選舉,陸生蔡博藝出馬競選,就被許多反對陸生參選的台灣人攻擊:「要爭取校園民主,先回你們中國去爭取」。

又例如陸生健保議題;數年來,許多陸生不求優惠待遇,只求公平對待,繳費納入保障,希望能與境外僑生平等對待,但屢屢被回嗆「不爽不要來」。

除此之外,許多因謠言而起的標籤被貼在陸生頭上——如「探聽情報的職業學生」、「月領三萬獎學金」、「免費納健保」。這些錯誤偏見經常掀起爭論,一些陸生因此小心翼翼,自認在台灣社會仇中的氛圍下,「來自中國」等同於「原罪」;或者憋了一肚子氣開始反諷,從原本對民主尚有憧憬,轉向對「台式民主」的憤恨。

這樣的印象,雖然反映了一部分台灣社會看待陸生的方式,但也非台灣社會的全貌;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也有許多台灣人表示,支持外籍和陸籍人士在台灣參與抗爭(注一)。雖然題目並非針對「陸生」設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呈現出台灣社會對待外籍、陸籍人士的意見多元性。

走出政治犬儒,真實連結台灣

無論是陸生或者台灣社會,都不是固定不變;而台灣人對陸生、陸生對台灣產生的刻板印象,亦有改變的可能。這個可能,正是通過個人的努力得來的,通過行動來打破「自己人」和「外人」共同設下的心靈疆界,而不是讓仇恨循環往復,鞏固這弱弱相殘的結構。

在遊行當天,本文第二作者也到現場,高舉「我是陸生、相挺婚姻平權」標語,沿路招來許多民眾「先驚訝、後友善」的目光。在場的三個多小時裏,沒有任何人嗆聲「滾回去」、嘲諷揶揄,沒有那些預設立場所提出的各種想像恐懼。即便大家都知道,國族疆界客觀存在,但主觀上,每個獨立個體,為自己信仰的價值政治現身,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自由選擇。

許多陸生,依照台辦在他們赴台之前提供的「建議」,不涉入政治,不要「被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利用」;而另一些陸生,則選擇現身街頭,積極參與社會議題。例如文章開頭描述的那位世新大學的女性陸生認為,自己想表達對同性平權的支持意願,即使一個人到場舉著「我是陸生、我挺平權」的旗幟,也願貫徹到底。

她或他用自己的堅持發聲,讓外界看到這些來台灣讀書的現代中國青年中,已經有人不再顧忌「群體壓力」而噤聲;其也顛覆傳統上陸生乃至大陸人在政治上普遍冷感、「不惹是生非」的刻板印象。但這對其他陸生而言,卻也無異於提升「陸生」這個身份再次被捲入社會爭議的風險。

「明哲保身」式的現代「政治犬儒主義」,能在充滿衝突的社會中,保證個體獲得部分基本利益;但在成熟的現代社會中,這種僅依賴於外部因素或是社會自然變革的政治態度,對整個社會的進步發展卻沒有多少助益,甚至鞏固了既存的畸形體制。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日前就批判,許多中國菁英學生只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無論是中國大陸或者台灣,社會進步既不是當權者的良心導致,亦不是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然發生的事。正如同《國際歌》(注二)中的那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通向和解的道路

同志遊行當天,除了前述兩位公開「挺平權」的陸生,另有一位陸生在同志遊行的 FB社團中,貼出了「我是426,我支持婚姻平權」(426為「死阿陸」諧音,為台灣部分民眾對大陸人的歧視性稱呼)的自製彩虹旗照片,用一種自嘲的方式,表達對議題的支持。

這則貼文,意外吸引到大批台灣人的留言轉發,表示「不要叫自己426啊」、「謝謝你們」、「之前說你們是426,向你們道歉!」也有陸生朋友轉發po文,表示留言區是「最溫馨的關於 426 的對話」。

藉由用「426」這種身分標籤自嘲,那則貼文,喚起一派人對於陸生夾縫處境的弱勢共感──正面來看,足見「被代表」這件事本身可以有不同意義,也可能會為陸生標籤的反轉作出突破;但另一方面,這個事件也確實呈現出「陸生」在台灣的處境維艱,連表達關切也要轉個彎兒。

在台灣生活的短短時間,陸生面對諸多的偏見和誤解──既來自於那個他們自身無力改變的「中國」,也來自於面對著「中國」焦慮而彷徨的「台灣」。這條繞著彎曲的迂迴對話空間,不只是陸生之於台灣社會,也像極了在國際強權間,努力刷存在感的台灣。

兩年前,有陸生參選學生會長;今天,有陸生支持婚姻平權。兩個事件,都同樣反映出,「陸生」藉由在地生活的觀察參與,產生了與台灣的真實連結,默默翻轉陸生「只管好自己」的刻板印象,也向社會清楚標誌自己。

一個陸生或一個 426 站出來挺婚姻平權,是加入對抗這個社會對同志的污名,也是透過顛覆過去陸生給人的冷漠印象,掙脫自己身上所背負的,台灣社會對中國籍人士的誤讀與污名。

這些厭倦被過去與傳統「代表」的「無力者」,正走在為權利奮鬥的路上。其他人是要繼續爭執「誰能代表誰」,還是要跟上,站出來代表自己?

注一:依照中研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3年六期三次的資料,在「87-a 外國人在台灣也可以參加示威遊行,抗議台灣政府」題項上,有41.5%受訪者表示支持,其中國民黨支持者的支持比例為25.2%,民進黨支持者的支持比例為45.7%;在「87-d 大陸配偶在台灣也可以參加示威遊行,抗議台灣政府」題項上,有58.6%受訪者表示支持,其中國民黨支持者的支持比例為45.7%,民進黨支持者的支持比例為52.4%。

注二:《國際歌》為共產主義運動的標誌性歌曲,曾經是第一和第二共產國際的會歌,亦是如今中共的黨歌,在中國大陸有相當高的辨識度。

(蔡尚謙,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台陸學生交流會創始成員; 劉若瑤,台灣大學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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