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Interview

劉大任談陳映真:時代與信仰如何令他們走近、交會、錯身而過

劉大任與陳映真於1960年代結識,從戰友到漸行漸遠,時代、命運、性格與信仰,讓兩人走上平行軌道,再難回望。


八十年代於台灣創辦《人間》雜誌的陳映真。
八十年代於台灣創辦《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圖片來源: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社全體同仁 《人間》雜誌39期/ 黃淇攝

「那天,朋友是這樣介紹的:『這是寫〈麵攤〉的陳永善』──陳永善是他本名嘛;『這是寫〈大落袋〉的劉大任』,我們就這樣見面了。」這是大學三年級暑假過後,約莫9月,剛結束預備軍官集訓的劉大任,在一間花五元可以混一整天、有上百張古典音樂黑膠唱片任你點播的「田園」音樂咖啡廳,與陳映真相識的經過。

純粹是機緣巧合,當陳映真過世的消息傳回台灣時,劉大任正好回台省親;從1960年代結識至今,即便兩人早就走在漸行漸遠的平行軌道,對於老友的離世,他依然有「深感痛惜」之情。這一天,相約在他下榻飯店的戶外咖啡座,煙霧繚繞中,聽他細細回溯這一段超過半世紀的因緣。雖然其中某些故事曾經刊載於報刊媒體,不過當事人的現身講述,感受大不相同。

「其實在此之前,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對方寫了什麼……」發表在《筆匯》革新號的〈麵攤〉,是陳映真第一篇小說;而〈大落袋〉刊登在《現代文學》第二期,也是劉大任最早期的作品之一。從現在的眼光回頭凝望,「〈麵攤〉流露了陳映真深具宗教情懷的社會主義立場,他同情弱小、照看社會畸零人的心念,在其中都有強烈的表現。」至於〈大落袋〉訴說的是年輕人內在世界無以名狀的騷動不安,「相對來說顯然是比較自我中心的」,因為,「我要表達的是那個時代年輕人走投無路的感覺。」寫作風格與關懷視角的差異,猶如一則預言,從起點便諭示了兩人往後將走向不同的道路。

1960,那樣寂寞的年代

1962年劉大任前往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讀書,兩年後返國,自此到1966年他再度出國為止,是其與陳映真往來最密切的階段;「當時我們不但是朋友,還是同事或者說同志」,這段交誼主要以兩本雜誌為平台,一是《劇場》,另一是《文學季刊》。

《劇場》的創辦人、被視為「頭腦」的邱剛健,專治戲劇,與劉大任同時留學夏威夷大學;崇尚西方電影和劇場藝術,從國外帶回豐富的書刊資料,試圖壯大台灣電影、戲劇的發展。受到他的影響,雜誌社的工作夥伴也從四處蒐集材料,遇到適合的文章,日文由陳映真翻譯,英文則有劉大任和其他幾人負責,然後刊登在《劇場》。其中特別值得記上一筆的,是翻譯並搬演Samuel Beckett的荒謬劇《等待果陀》,劉大任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時的情景:

幕一拉開,一條大漢手持銅鑼一面,走向臺前中央,大力一敲,銅鑼粉碎!這個開幕法,是針對蘭克公司電影出品序幕所搞的顛覆。銅鑼好像是師大藝術系的顧重光用石膏做的,漆上古銅色。敲鑼的大漢,就是陳映真。

雖然規模不大,但在那樣寂寞的年代,到底還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出乎意料的是,「開幕時台下坐滿了人,第一場演完後走掉一半,大家覺得看不懂、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演出結束,這批年輕人心中充滿有所創舉的興奮,卻也隱約感覺有些地方不太對勁,「大學生在當時堪稱是高級知識份子,為什麼沒辦法接受這樣的藝術?」為了找出答案,陳映真寫了〈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反思並檢討在台灣剛剛起步的現代主義文學;而與之觀點相近的劉大任則發表〈演出之前〉、〈演出之後〉兩篇短文。

這些文字被視為「拆自己人的台」,在《劇場》內部引發不小的爭議;站在陳映真、劉大任對立面的,是邱剛健和黃華成認為要全面學習、仿效西方的態度。至於陳映真和劉大任則認為「可以用一半的篇幅進行譯介,但還是要有自己的創作,而且要能與我們所處的社會銜接貼合,無論是最高層的權力貴族還是最低層的小老百姓,都應該有所了解、觀察、然後書寫。」

兩種意見僵持不下,對峙愈演愈烈的結果是黃華成在其後的「大台北畫會宣言」中既隱晦卻又十分鮮明地以「反對共產黨,更反對假共產黨」之語表達對陳、劉的不滿。在此態勢下,1966年,陳映真和尉天驄、姚一葦等人創辦的《文學季刊》隨之應運而生,其指向與《劇場》可說涇渭分明,不但鼓勵創作,還特別強調「根植於現實的創作」。就在這一年,劉大任離台赴美,出發前夕交給《文學季刊》的第一篇作品是〈落日照大旗〉;一個月後,陳映真發表〈最後的夏日〉。幾經曲折的實踐和思索,兩人的書寫主題至此又一次擦肩交會:劉大任在小說結尾寫到:「不要哭了,小美國流氓。過兩天公公去園藝所裏移些鳳凰樹苗來種在這裏,將來在你頭頂上開滿紅紅的花兒。」運用色彩意象間接、微弱地暗示其社會主義憧憬。而陳映真在〈最後的夏日〉,卻是運用極盡嘲弄、諷刺的筆調,對台灣知識份子的崇洋媚美,提出批判和反思。

赴美後的劉大任與陳映真仍然繼續保持聯絡,他一方面要想辦法將《文學季刊》推銷給美國大學的中文圖書館,同時還盡可能地固定供稿。當時雙方討論最多的是「路線問題」,也就是「我們到底要搞什麼樣的文學」──「現實主義」不能用,只好以「寫實主義」或「新寫實主義」來代替;人在柏克萊的劉大任看到中國1930、40年代的文學,於是想出「鄉土文學」這個詞,「我以為『鄉土文學』比較不惹眼,不會被情治單位注意」,沒想到十幾年後的一場文學論戰,「鄉土文學」的名號被打得震天價響,對劉大任、陳映真而言,完全是個意外。

再後來呢?後來陳映真就出事了,1968年。

根據劉大任的說法,他應該是第一個知道這消息的海外人士,消息來源是陳映真在台灣的美國朋友Ronald D. Hayden,此君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來台灣一邊寫論文、一邊在美國學校教書。Hayden之前已經知曉陳映真對自己被跟蹤、監視等行動的擔心,因此陳被捕之後,他立刻去信給劉大任,開頭便寫:「我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劉大任知道處理此事首要就是讓它在海外高度曝光,讓美國的輿論對台灣當局形成壓力,但他當時沒什麼門路,唯一略有淵源的是1967年在指導教授陳世驤所舉辦的一場晚宴上認識的聶華苓和Paul Engle──那個晚上,聶華苓初次聽聞陳映真的名字,在劉大任的推薦下閱讀了陳的小說;而Paul Engle也通過劉大任和陳少聰的翻譯,對陳映真的小說愛不釋手。Paul Engle將此事經美國駐蘇聯大使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國務院再傳達給美國大使館;Paul Engle甚至請了美國律師到台灣來,打算為陳映真辯護,但不為台灣法律允許,只能列席旁聽,「不過,即使旁聽也還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壓力吧,所以陳映真的刑期不像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初期那麼嚴厲,沒有被判無期徒刑、死刑,而是十年,最後關了七年就出來了。」

陳映真。
陳映真。攝:陳文發 via 台灣文化部

1970,漸行漸遠的友情與信仰

入獄時盡力搭救,出獄後,他們的關係反而生變,「這跟我們各自不同的經歷和遭遇有關。」1975年,劉大任名列海外黑名單,陳映真是剛出獄的政治犯,兩人不能直接通信;經過保釣風暴的洗禮、深知政治如何挫傷文學細胞的劉大任聽說陳映真依然熱衷於此,「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樣太可惜了,他搞文學可以得一百分,搞政治絕對零分。」但是,在無法互通訊息的情況下,這樣的心意要如何傳達?文學人選擇用文學說話,「我寫了〈長廊三號〉,由張系國把這篇小說帶回台灣給白先勇,在《現代文學》復刊號的第四期登出來。為了要讓陳映真知道這是寫給他的,劉大任特意加上「寫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為副標,「『一別十年』指的是他的十年徒刑,『然而』是他寫〈我的弟弟康雄〉時所用的筆名,除了他和尉天驄,沒有多少人知道,我想他看了就會了解。」

確實,陳映真看到了,也洞悉劉大任的未盡之言,但他託人捎信給劉,卻是以「大任,你的思想太灰色了。」做為回應。除了小說,劉大任後來還陸續撰寫多篇雜文,明裏暗裏在在對陳映真喊話:身為知識份子要憑良心說話,不能被意識形態綁架。之所以有這些苦口婆心,主要是因為彼時劉大任已親身見證了中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無限擴張的黨權和黨意,老百姓全都窮苦不堪。「這樣的社會怎麼會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你要為這樣的理想奮鬥,是不是太荒謬了一點!」「長廊」的英語拼音與「蟑螂」( Chang Lang)相同,以此一語雙關,劉大任要說的是:「有些看起來很美的東西,實際上可能像蟑螂一樣醜陋恐怖。」

這些所謂的「忠言」沒有產生任何實質作用,劉大任坦承,「我的轉變在他看來,也許被視為『你放棄了自己的理想,還回過頭來要說服我』的荒謬無稽,他當然很難同意。」此外,他也提及,陳映真在牢裏一定遇到不少老左派,有些人甚至已經犧牲,他肩負着對那些難友的承諾與託付,思想和立場恐怕是無法改變的。體會到這一點,劉大任與陳映真的交集便逐漸淡出;但劉沒有完全放棄,他最後一次努力是在陳映真前往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工作坊的1983年。劉大任趁此機會邀陳映真到他紐約家中小住,被陳婉拒,只好以「介紹幾個朋友給你認識」的名義,安排一次短暫的相聚。

這次會面,劉大任找來了以《革命之子》揭露文革慘狀、讓中西方讀者一窺中國社會真貌的梁恆──湖南人,文革的時候只有十幾歲,後來到美國跟夏志清唸文學。另外一位朋友是楊小凱,當時的身分是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經濟博士,而他還有另一個名字──楊曦光,16歲就成為「湖南省無產階級聯盟」領頭者,文革時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往何處去〉發表在紅衛兵的雜誌上,引起轟動;毛澤東看了之後批示:楊曦光只有16歲,不可能寫得出這樣的文章,一定要抓出幕後的黑手。就這樣,他在共產黨的牢裏待了22年。

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故事,想必陳映真亦能心領神會,明白劉大任希望藉此改變他的用意。梁恆和楊小凱並不清楚陳、劉兩人的心結,只是一個勁地講述他們坐牢的經驗、以及共產黨對知識界的統治和控制……談了一下午,結果是「非常不愉快」,不愉快還是其次,重點在於陳映真認為劉大任是藉機羞辱他,從這次之後,「我們算是徹底鬧僵了吧。」往後劉大任幾度回台,都設法與陳和解,但兩人各有堅持、難以妥協,每每以話不投機結束。

21世紀,蓋棺論定之時

無論彼此的關係、立場和思想如何挪移,從頭到尾,劉大任都肯定並同意,這是一段珍貴的情誼,「我們在風華正茂的時候開始往來,對彼此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即使互不同意對方……」斯人已逝,回想幾十年來的點滴,劉大任說,「也許最終的蓋棺論定不過是我們在歷史上的定位不同。」他認為陳映真體現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三、四十年代所孕生的「進步作家」典型,不但延續了那個傳統,且在既有的基礎上有所提升,「陳映真有整體的世界觀,而且比較寬容,對於人性的幽微,處理得更為細緻周全,文學的趣味也比較有味道。」至於他自己呢?「我把自己看成一個知識份子作家,站在民間的立場,不做官、不倚靠權勢,而是用自己的知識力量了解、分析現實。」

談到這段時日所湧現、對陳映真正反不一的各種評價,劉大任以這樣一句話做了總結:「你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他的方向,但是對他的情操不應該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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