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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任谈陈映真:时代与信仰如何令他们走近、交会、错身而过

刘大任与陈映真于1960年代结识,从战友到渐行渐远,时代、命运、性格与信仰,让两人走上平行轨道,再难回望。

“那天,朋友是这样介绍的:『这是写〈面摊〉的陈永善』──陈永善是他本名嘛;『这是写〈大落袋〉的刘大任』,我们就这样见面了。”这是大学三年级暑假过后,约莫9月,刚结束预备军官集训的刘大任,在一间花五元可以混一整天、有上百张古典音乐黑胶唱片任你点播的“田园”音乐咖啡厅,与陈映真相识的经过。

纯粹是机缘巧合,当陈映真过世的消息传回台湾时,刘大任正好回台省亲;从1960年代结识至今,即便两人早就走在渐行渐远的平行轨道,对于老友的离世,他依然有“深感痛惜”之情。这一天,相约在他下榻饭店的户外咖啡座,烟雾缭绕中,听他细细回溯这一段超过半世纪的因缘。虽然其中某些故事曾经刊载于报刊媒体,不过当事人的现身讲述,感受大不相同。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对方写了什么……”发表在《笔汇》革新号的〈面摊〉,是陈映真第一篇小说;而〈大落袋〉刊登在《现代文学》第二期,也是刘大任最早期的作品之一。从现在的眼光回头凝望,“〈面摊〉流露了陈映真深具宗教情怀的社会主义立场,他同情弱小、照看社会畸零人的心念,在其中都有强烈的表现。”至于〈大落袋〉诉说的是年轻人内在世界无以名状的骚动不安,“相对来说显然是比较自我中心的”,因为,“我要表达的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走投无路的感觉。”写作风格与关怀视角的差异,犹如一则预言,从起点便谕示了两人往后将走向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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