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戰 觀點 今評

黃偉豪:小圈子選舉也失控,普選特首或更有利北京?

香港的特首選舉是出名的「小圈子」選舉,但十分尷尬地,這一個本來被中央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制度,卻剛剛出現失控。


2016年12月11日,香港,201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日。
2016年12月11日,香港,201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日。攝:吳煒豪/端傳媒

香港的特首選舉是出名的「小圈子」選舉,它的好處本應是方便操控,但十分尷尬地,這一個本來被中央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制度,卻在剛剛結束的特首選舉委員(選委)選舉中出現失控。很明顯,「小圈子」選舉制度已日漸過時,中央是時候重新考慮一個符合民主原則的普選方案。

北京失主宰特首的絕對優勢

經過今次選舉,中央已失去了主宰誰是下屆特首的絕對優勢。在上一屆特首選舉中,中央支持的候選人梁振英,最終也只得689票。在五年後的今日,建制派的分裂只有更深,加上今屆泛民的選委數目急增,相信中央可以完全掌握的票數,一定比689票還少,要得到過半數的601票也需要一定的努力。在中央「鐵票」急降的情況下,中央已失去了它慣常擁有的主動權,被泛民及一衆有相當實力的候選人所牽制,要面對他們的討價還價。對以泛民為首的非建制派來說,由於取得超過三百席,只要有多過一名有實力的建制派候選人參選,他們隨時有機會化身特首的「造王者」,成為較開明的建制派候選人的合作伙伴。絕不排除以上雙方,或明或暗地互相配合,來增加自己在中央面前的談判籌碼。

當然,中央絕對有能力阻止以上的情況發生,完全封殺泛民等非建制派成為「造王者」的可能。問題是,中央必須為此付出巨大的利益和代價來交換,嚴重地提高了中央管治香港的成本。最簡單和直接的方法是,中央禁止多於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參選,但這個做法一方面非常「難看」,強化了特首是由中央「欽點」的事實,也顯示中央本身缺乏信心,擔心未能全面掌握建制選委的投票意向。而且,由於「小圈子」選舉的最大特色是「分贓政治」,一眾建制選委主要是用利益,而非共同的政治理念來聯繫,因此要勸退其他建制候選人及向建制選委「箍票」,中央非付出不菲的利益作為交換條件不可。

在中央的「武器庫」中,它也可以隨時再次使用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等「武器」,來阻止它不喜歡的候選人參選特首,甚或乾脆地不任命它不能接受的人為特首,變相推翻選舉結果。根據《基本法》第45條,特首雖然是由選舉產生,但最終必須經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是,這也不能避免以上所提及,大大增加中央管治香港成本的結果。

「釋法」或不任命等做法,均可在正式制度的層面上,把事件解決,但所引致的市民不滿或反彈卻不能輕視。它所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及對法治等核心價值的衝擊,隨時威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中國透過香港得到的龐大經濟利益造成負面影響。而且,在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川普)有意挑戰「一個中國」政策、中美關係出現不明朗變數的大氣候下,用以上如此大的舉動來清除特首候選人,甚至是當選者,均會使香港的管治再次成為國際議題,實屬不智。

小圈子制度背後假設已不合時宜

制度失效,一切在意料之外,源於制度背後的思維已不合時宜,脫離了香港的實際情況。在這時刻,中央必須深切反省,調整治港的思維和策略。現時「小圈子」制度的假設,是只要在施政上討好財團及精英,便可保持香港的繁榮與安定。因此,在特首選委的選舉上,主要是商界鉅子、富豪、專業人士等才有資格參與。可是,回歸後的情況,特別是在梁振英管治下的香港,皆和這假設有很大的距離。特區政府管治的主要盟友和支持者,除了商家富豪外,居然是基層、年長或較低學歷的人士。

反而,在特首選委選舉中,有票及有權參選的中產及專業精英,卻在特區的實際管治上,被排斥及邊緣化。同時,在香港的原有制度和價值,包括了法治、言論自由、廉潔、經濟上的公平競爭,及公務員團隊特別是紀律部隊的政治中立,被不斷破壞下,這些中產和專業精英在工作及生活各方面均吃盡了苦頭。再者,今次泛民在選委的大勝,也反映年輕力量在各專業界別的影響力和他們的不滿。由於專業人士的生活再差也達一定的水平,亦證明了年輕人對民主制度和公義的渴求,並不能單純地透過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來滿足。

既然連「小圈子」制度也失控,與其不斷透過利益輸送及政治分贓,來勉強維持這個成本甚高、成效成疑,而認受性又低的制度,中央倒不如去重新考慮一個較為民主的特首普選方案。中央必須知道,一個有合理競爭、有中央與香港雙方也能接受的候選人參與的普選制度,其管治成本和難度,未必一定比目前已經失控的小圈子選舉為高,值得從新考慮。

(黃偉豪,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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