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成就左派知識份子的範式，既樹立華文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的模範，也創立台灣鄉土文學工農兵以外的風格。種種的堅持使陳映真一直被誹議、爭論，但他仍「橫眉冷對千夫指」地走在他所嚮往的道路，不需掌聲與讚美，繼續前行。
以下節選自《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的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3.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獲季季授權刊出。
《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訂版）
出版時間：2015年7月
出版社：印刻出版
作者：季季
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我隨台灣文化界一群朋友去河南省參加文化旅遊活動。陳映真夫婦也從北京去參加。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大型的公開活動，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主辦單位特別備了一輛小巴，讓他與醫生、護士、志工及醫療器材同行。參觀一些範圍比較廣的景點（如龍門石窟），他必須時常坐着輪椅。走訪紅旗渠時，山徑狹隘崎嶇，輪椅無法推行，他仍堅持同去，拄着拐杖慢慢端詳；護士、志工、麗娜前後隨行，醫生在附近小巴待命。那兩星期的行程，對體弱的他是夠辛苦的，吃飯還得被請去主桌陪主人應酬。麗娜不喜歡坐主桌，偶而過來與我同桌聊天，才知他們到北京一個月還住在旅館裏，因為人民大學配的宿舍還在大整修；「聽說還要一個多月呢。」麗娜不滿的說。
九月十七日，黃春明收到陳映真來信，簡單告知已搬進新家，當晚春明太太美音轉告我陳家新電話，我立即打去道喜。麗娜說，新家位於朝陽區中站里，房子在三十八樓，三房兩廳，還算寬敞，「你們以後來北京就住我們家……。」我說，想跟永善講幾句話，麗娜說，醫生囑咐他必須躺着，不方便來接電話。我問怎麼啦，麗娜說：「摔跤了啦，這房子新鋪的木地板，漆得太亮太滑了，我叫他走路要扶着牆壁慢慢走他就不聽，從房間出來就在門口滑倒了……。」
原來已經滑倒一個多禮拜，去看過骨科，照過片子，說是脊椎中間兩節挫成一節，必須靜臥不動，慢慢等待復原。
他的心臟不好，又有高血壓，也許不止因為地板太滑，可能腦中風導致身體失衡。我這麼揣測着，卻不好意思說出口。就讓他照醫生的囑咐靜養吧，過一陣再打電話去看看是否好轉些。
過了大約兩星期，電話已經沒人接。其後每隔幾天再撥一次，電話依然空響。十月十四日下午，某報記者來電話：聽說陳映真在北京病危了妳知道嗎……？十月十五日，各報大篇幅報導他二度中風，嚴重昏迷，已在北京朝陽醫院插管……。
時近中午，林懷民應該起床了，我急着告訴他消息，幾次打他手機都沒回應。三個多小時後，回電來了：「季季，我知道了，我在丹麥，不要再打來，電話很貴。」—他的聲音疲弱，也許哭過了。
「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四十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二○○四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從幽微的角落，推向了燈光明滅，車聲隆隆的舞台。
雲門舞集《陳映真．風景》首演的日子，你在舞台上看到的，也許是紀律和技巧，也許是意念和意象。但是在那一片白的紅的綠的黑的風景裏，我還看到了一種清澈的溫暖和鼓舞，那是林懷民對一個堅持寫作的靈魂的熱情擁抱。我也從那傾斜的山坡，浪漫的探戈與巨大的撞擊聲中，看到一條讓我不時回首的路，一段讓我終生緬懷的時光；那些只能在記憶裏傾聽的笑聲和話語，喟嘆和眼淚，驚恐和怨恨，如今都與我的血肉合而為一了。……」
這是我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發表〈林懷民的陳映真〉起首的兩段。
九一八那天晚上，國家戲劇院坐了兩千人，陳映真聽到的掌聲，可能是他寫作生命中最多的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陳映真其實是不在乎掌聲的。從年少到年老，他始終堅持着一條自己想走的路。一九七五年七月出獄後仍不改其志。他入獄前深愛的裴四小姐，協助他回到職場，進入溫莎藥廠工作，後又繼續秉持理念寫作。溫莎也是「美帝」公司（和他入獄前上班的輝瑞藥廠相同），辦公室在忠孝東路四段的大陸大樓。那幢大樓高僅十一層，卻是台北最長的大樓，裏面有無數家跨國公司。他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背景原型即是大陸大樓。我去《聯合報》服務後，偶而在附近的大陸大樓一樓西餐廳見到他，他都假裝沒看到我。我知道那是他對《聯合報》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不滿；同時「楊蔚的陰影」也還橫在我們之間。
一九七八年三月，他同時發表〈賀大哥〉與「華盛頓大樓」之一〈夜行貨車〉。出獄後首次發表作品就是兩篇，震動文藝界與出版界。一九八○年初我轉去《中國時報》服務後，因為編輯事務偶而必須跟他通電話，那年八月讀完「華盛頓大樓」之三〈雲〉，我在電話裏開玩笑問他，「你這幢大樓要蓋幾層啊？」他在那頭輕輕的笑了，「呵呵，十二層。」—呃，比大陸大樓高一層咧，就慢慢的看他起高樓吧。
然而，他的回答也是玩笑的吧；「華盛頓大樓」只蓋到第四層就停工。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發表〈萬商帝君〉後，他轉而書寫在獄中見聞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故事；陸續發表了〈鈴鐺花〉、〈山路〉、〈趙南棟〉。
那些年是他生命的高峰期，除了持續發表小說，也在一九八五年創辦以報導文學為主的《人間雜誌》（1985-1989），並請一向熱心推動報導文學的高信疆擔任總編輯。一九八○年我從《聯合報》副刊轉到《中國時報》副刊即是高信疆邀請的。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卸下「人間」副刊主編之職赴美遊學兩年，返台後陳映真即找上這個「紙上風雲第一人」，於十一月創刊《人間雜誌》。高信疆大我半歲，「人間」副刊同事都尊稱他高公。他委婉的告訴我，《人間雜誌》的主要人力是報導文學寫手，大多在外面奔波於各地採訪，希望我去幫他做些稿件整理、修飾、代筆及座談會文字記錄的工作。他也特別說明，《人間》經費有限，我去幫忙做這些是義工，沒有報酬的，我一口答應了。
高信疆是夜貓子，習慣晚上工作，我常常從大理街的「人間副刊」下了班，十點半坐計程車去和平東路的《人間雜誌》，十二點多甚至一兩點再坐計程車回永和，與陳映真見面的機會不多。偶而遇到他弟弟，大概是映朝吧，會對我笑着鞠個躬，「謝謝哦。」
我很樂意去做《人間雜誌》義工。其他人可能以為我是去幫高信疆的忙，只有我自己知道，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彌補對陳映真的虧欠。但這是說不出口的。一九八七年六月，陳映真在《人間雜誌》發表〈趙南棟〉，我以先讀為快的心情仔細拜讀五萬多字原稿，並選出其中第二節「趙爾平」約兩萬字在「人間副刊」轉載發表；一方面幫《人間雜誌》做宣傳，也讓陳映真有些稿費收入。
那一年，陳映真五十歲了，可能因為應付《人間雜誌》的編務與業務太忙，寫完〈趙南棟〉沒空再仔細修飾，我發現其中有不少敘述邏輯錯誤：包括人名、年齡、情節前後不一的問題。我的讀稿習慣六親不認，像陳映真這樣的名家，更應在編輯作業時嚴格把關。當時他恰好出國開會，我用《中國時報》的電話打去香港，把每一個前後不一之處指出來，讓他了解如何修改，是否同意……。
如此弔詭的，通過〈趙南棟〉這篇五○年代白色恐怖小說的越洋修改，我與陳映真之間那道「楊蔚的陰影」消失了。後來他每次見到我，都要張開大手擁抱一下，「妳是全台北最好的編輯。」—我不敢以此自豪，只是如實轉述他的用語。
一九八九年九月，《人間雜誌》因不堪虧損停刊，他繼續經營「人間出版社」，同時也還兼任首屆「統聯」主席，活動重心漸漸移往大陸，「統派」標籤更為明顯，引起不少「獨派」和本土派作家的非議。
以陳映真的文學成就，獲得「國家文藝獎」應是實至名歸。然而，一九九七年後兩次被推薦都錯身而過。據說是獨派評審委員反對「那個統派的」；某委員甚至一開始就把他的案子往旁邊用力一放，大聲說道：「阿這個統派的，放一邊去就好啦……。」—在那個評審文學成就的場合，評審評的不是他的文學，而是他的政治意識。
這些從評審委員溜出來的小道消息，輾轉流傳到海外，也引起一些既非統派也非獨派的文學人士之非議。其中之一是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二○○一年開始頒贈的「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該獎兩年舉辦一次，獎金一萬美元，十八個評審委員是終身制；據說有些委員不平的說，「台灣不給，我們來給好了……。」
二○○三年，陳映真以《忠孝公園》獲得第二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二○○四年，雲門舞集演出《陳映真﹒風景》。
二○○六年，陳映真遠走北京，無法歸鄉。
二○○六年五月十四日，黃春明來電告知陳映真不得不遠行的消息，我驚嚇莫名，腦袋旋轉着這幾個字：怎麼會，這樣？
據說是他弟弟做生意需要周轉，向銀行貸款，請大哥做保。這個弟弟曾受「民主台灣聯盟」案牽連，判刑七年，作為大哥的他一直覺得虧欠。他於溫莎藥廠上班期間，好不容易在偏遠的中和鄉南勢角買了個小樓，登記在妻子名下，麗娜一向很尊敬他，聽從他的話拿出土地權狀去抵押作保。然而，弟弟的生意沒做起來，虧欠銀行的貸款不是小數目，沒人有能力幫上忙，還款的最後期限已至，銀行通知五月底要查封房子；五月三十一日恰好是端午節……。「以後他們就沒房子住了，」春明說：「有收入還得按比例扣款還銀行呢，聽說人民大學安排他去做長期講座教授，會配給一個宿舍，他們不得不去北京住了……。」
我們約好五月二十七日去尉天驄家為陳映真夫婦送行。天驄家比較寬敞，有個橢圓形大餐桌，太太桂芝燒得一手好菜，以前她身體好時，年節常請我們去聚餐。二○○五年十二月初，桂芝因「再生不良性貧血」辭世；那年過年，我們三家帶了菜去陪天驄過年。那麼，五月二十七日這天，也兼為陪天驄提前過端午吧。
我們買了粽子，帶了些菜，天驄還做了他最拿手的蔥燒鴨。陳映真神情落寞，吃得不多，說話更少。我們強顏歡笑的說，以後你們在北京有家啦，我們去北京就住你們家啦，聽說北京的秋天很美，我們九月就去找你們玩啦……。
年輕的麗娜倒是比較開朗，說前一陣子快累垮了，整理衣物打包裝運，「他的書又那麼多，好難打包呀。」一個多星期前，好不容易處理妥當，該運的都運走了，本想五月底前就去北京，「是我媽捨不得這個女婿啊，堅持要我們吃了端午粽再走，我們只好把機票改到六月一日……。」
那之間，天驄說起我在《印刻文學生活誌》連載《行走的樹》專欄，已經寫了不少阿肥、陳述孔、楊蔚等等與「民主台灣聯盟」案有關的人、事，陳映真倒是以那宏遠的中音說了一句讓我很感動也很期待的話：
等妳全部寫完，我會寫一篇回應文章。
在台灣，那是我們三家老友最後一次與陳映真相聚。
然後是一個多月後，在河南，我最後一次看到陳映真。
二十九歲開始走向左翼實踐之路的陳映真，大概沒料到所謂的「民主台灣聯盟」的結局，陰魂不散的延伸了三十多年；最後導致他失其所有，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不得不遠離家鄉，去了已經很資本主義化的左翼首都，病倒在那裏，失去了語言，失去了寫作能力。
我也已經了悟，他所允諾的「一篇回應文章」，不可能得到回應了。
足堪告慰的是，他早已一字一句的建構了自己的文學城堡，那是他「永遠的國」，誰也無能摧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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