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來了 觀點 天下大勢

梓林:圍城裏的全球化

當下反全球化浪潮的弔詭之處在於:浪潮洶湧的,反而是曾經主動推進全球化的國家。


雖然全球化中的美國人口和文化都變得更多元,進步主義在呼喚更多的包容,但他們的焦慮,懷疑和不滿使得他們感到自身的身份群體受到了挑戰,在社會的「零和遊戲」中佔了下風。
雖然全球化中的美國人口和文化都變得更多元,進步主義在呼喚更多的包容,但他們的焦慮,懷疑和不滿使得他們感到自身的身份群體受到了挑戰,在社會的「零和遊戲」中佔了下風。攝:Spencer Platt/Getty

一個中產家庭美國人,可能穿着東南亞製造的襯衫,用中國製造的iPhone,每天吃一個墨西哥產的牛油果,出行駕駛由十個國家生產的零件組裝成的日系轎車,偶爾嘗試用別國語言跟他的新移民同事打招呼,投資組合裏配置了20%的國際股票——如果你在一年半前採訪,他可能會同意全球自由市場對美國利大於弊。但如果今天你再問他相同問題,他很可能對全球化的益處有所保留。

列根—戴卓爾(雷根—柴契爾)時代至今三十餘年,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一路高歌猛進,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國際貿易比重日益上升,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的聯姻日漸牢固,歷史被認為走到盡頭。

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圖:端傳媒設計部

然而在過去短短一年半內,歷史輪迴似乎又開始轉動。英國在反移民和反歐盟情緒影響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在歐盟內部,主張排外主義的右翼政黨不僅在數個外圍國家成為主流,也在核心國家不斷擴大影響力。以反自由貿易和「美國優先」為核心立場的特朗普(川普),一舉拿下了崇尚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提名,並在大選中驚人地逆轉數個往屆傾向民主黨的「鏽帶」(rust belt)州,成功入主白宮。

全球化的歷史上並不缺乏反對力量。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曾有保護本國農產品的《穀物法》。而當時的新興工業國,如美國和德國內部,也有自由貿易支持者,和主張限制貿易維護本國新興產業的保護主義者的長期角力。當下反全球化浪潮的弔詭之處在於:浪潮洶湧的,反而是曾經主動推進全球化的國家。

許多嘗試解釋的研究者,都找到了如下所示的「大象圖」,清晰告訴讀者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問題:在1988-2008 新一輪快速推進的全球化中,全球中等收入群體(A點)是最大受益者,這裏面大多數人來自中國、印度,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東南亞國家。但全球中高等收入群體(B點)的實際收入增長則遠遠落後,幾乎陷入停滯。這個群體,四分之三來自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往往從事製造業或中低端服務業。與此同時,全球高收入群體(C點)也是全球化的贏家,他們之中有一半來自美國的前12%收入群體,接受過高等教育,從事高收入工作,其餘頂尖的部分則來自全球富豪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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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願景,自由市場、開放貿易、人口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理應使全球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帶來生產力增長和社會收入提高。上世紀八十年代至金融危機前,全球經濟的確經歷了快速增長──全球生產總值增長了五倍,全球貿易量是初值的十倍。但自由市場的果實,卻並沒有均勻分配給所有參與者。不少分析人士都認為,全球化進程中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是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階層感到憤怒,支持反貿易和反移民的本土主義的根本原因之一。

自由貿易的代價

為什麼自由貿易沒能帶來普遍繁榮?

從亞當斯密開始的貿易理論,很多都認同自由貿易能提高貿易參與國的整體福利。每個國家出口生產要素相對豐盛的產品,進口生產要素相對稀少的產品,例如美國進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以最大化其資本豐盛的優勢。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被進口替代的產業工人,短期內會遭受降薪或失業打擊。但經濟重新達到均衡後,廉價的進口消費品、出口產業的生產擴張和收入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增長帶來的非進口產品(如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讓被替代的工人獲得補償乃至增益。

確實有證據支持這個邏輯。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Census Bureau)的統計,2000至2014年間,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增長超過600%。2014年,中國已成為美國39個州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而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大量開銷。

但發達國家藍領的困頓和憤怒,表明自由貿易的經濟邏輯可能存在不小的漏洞。勞動經濟學家Autor,Dorn和Hanson的一系列研究發現,中國進口的衝擊集中在部分製造業,而這些行業又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如這張地圖所示(顏色越深表示衝擊越大)。

按照先前的貿易理論,這些製造業工人在受衝擊後會轉移到其他行業,緩解衝擊對他們收入的影響。但研究也發現:這些製造業集中的地區在衝擊後,人口並未顯著減少,這意味着許多藍領工人即便失業,也沒有遷離衰落的工業城。這導致大量失業藍領在競爭僅剩的少數職位,使該區失業率維持在高位,居民收入減少。

現實突出了傳統貿易理論的缺陷──工人轉換行業和遷移居所的成本,可能比預想高出不少,現實勞動力市場中的摩擦非常大,而貿易帶來的社會福利增長,可能只有在這個轉移完成後才能完全實現。

美國的經濟和社會不斷進步,但在製造業區域居住的中下層白人,卻失去了自身經濟利益的代表,收入增長陷入停滯,向上流動性不斷減弱。過往一家之主有份得體的藍領工作就可以養家餬口,送子女上大學;但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他們的前途卻充滿了不確定性。

社會不滿的政治轉化

幾位經濟學家還發現,受到較大衝擊的地區,選民更傾向在國會選舉中,選出激進的共和黨,如茶黨候選人。這些受衝擊的藍領更的是白人,最高只接受過高中教育,年齡大於50歲,當前收入在貧困線的1.5倍以下。在這次大選中,特朗普最終得以逆轉,全靠他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北卡羅來納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的超水平發揮。如果讀者對比受貿易衝擊較大的區域,會發現有很大的重疊,可見藍領工人的困頓與特朗普的意外勝選,很可能相關。

但支持特朗普的,不僅是中低收入的白人藍領。大選出口民調顯示,特朗普從中等收入人群獲得的支持多於民主黨。這些人的收入比一般藍領高,也更少受到貿易和移民的衝擊,那還有什麼因素驅使了他們?

一份研究可能為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見解。研究者發現,雖然特朗普的白人藍領支持者更多屬於中產而不是底層,但其居住的,往往是多數居民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社區,居民健康條件較差,向上流動性更弱,依賴福利的人更多。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支持者儘管較少直接受到經濟衝擊,但所在社區的向上流動性缺乏,讓他們對自身和家人的未來感到焦慮。另外,他們跟移民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接觸更少,可能促使了這些人形成內向的身份認同,並對接納移民產生懷疑。

疊加在此上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失聲。七十年代以來,共和黨逐漸完成了社會保守主義和經濟保守主義的聯姻,並用「狗哨政治」維繫中下層白人。民主黨在福利與工會政策上節節敗退,轉而建立起「專業階層、少數族裔,和特殊群體」的聯盟;他們在經濟和福利政策上接受列根-戴卓爾的新自由主義,在社會議題上推行進步主義。雖然全球化中,美國人口和文化都變得更多元,進步主義呼喚更多包容。但中下層白人感到自身的身份群體受到挑戰,在社會的「零和遊戲」中佔了下風。

城市精英階層對保守文化持有偏見,多元文化主義演變成了身份政治,都加劇了群體間的矛盾。這時候,主張本土主義,反對全球化,反對「政治正確」,把矛頭直指政治建制派的特朗普,就成為他們打破政治僵局換取改變的機會──即便他們很可能不同意特朗普的某些激進觀點。

逆轉全球化能夠解決困境嗎?

要逆轉全球化解決困境,大多是不能的。比如美國和中國、墨西哥的交易額度巨大,大幅提升關税會直接導至更高的進口價格,消費者和企業都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再加之單方面提高關税,很可能會引起報復性關税,即便美國能夠通過貿易戰爭將工作轉移回國內,其代價也需要全體民眾和出口優勢產業承擔。

與此同時,國際貿易和工作外包並不是擠壓藍領階層的唯一作用力。紐約時報曾詳細報導,紡織行業因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而回遷至美國,但創造的新職位卻遠少於以往美國紡織廠或者中國的紡織廠。這是因為,自動化技術大大減少了對紡織廠對人力的需求。

Autor和Dorn在2013年發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從1985至2005年,美國的技術進步雖然沒有使得職位的總量減少,但現存的職位不斷向技能的兩極分化。以重複性工作為主的藍領和文書工作,不斷被自動化技術替代;新的職位大多出現在需要人類靈活性的低端服務業,和需要高教育程度和認知能力的高技能職位。這也成為了促使個人收入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無論是全球化的推進還是自動化的進步,其收入分配都日益傾向了資本。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都為資本提供了優化配置機會,又寄希望於經濟產值的絕對增長能彌補與之共生的分配問題。二戰之後——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勞動力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不斷下滑,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資本收入的不斷上升。

反全球化的勢力,從來都是跟着經濟週期而動,在經濟低迷時被民粹者祭出;但逆全球化的努力,往往收益不確定而代價高昂。更何況,無論全球化還是產業自動化帶來的威脅,都是經濟發展時共生的分配問題。未來的出路只有創造更多經濟增長,實現更公平的分配。當今全球生產率增長緩慢,人口逐漸老化,週期性的有效需求仍未完全恢復,貨幣政策可能已近強弩之末。美國既亟需解決方案,尋找的過程又十分困難。

贏得中下層白人信任的特朗普,給出的經濟配方,目前只有「逆轉美國的國際貿易成果」和「基建投資」,這都參雜在迎合白人身份焦慮的排外政策中,其核心是回到過去安穩的生活。如上文所述,這不僅經濟成本巨大,而且並不一定能把工作帶回美國,無異於飲鳩止渴。

基建投資在短期能創造就業機會,也是眾多民主黨和共和黨温和派支持的政策。但共和派保守派的反對也不無道理,因為基建投資的效率和提供的長期增長潛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投資效率和執行能力,國際經驗中也有不少失敗案例。除此之外,政策界關注的許多問題——包括協助工人應對行業結構和技術變遷,投資科技和教育發展,促進公平分配等等——至今仍然沒有出現在特朗普的政策平台。

特朗普團隊的種種新動向,更令人難以樂觀。但至少,這次大選所揭示的問題,足以供建制派和知識界反思長久忽視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用另外的方式繼續書寫自由主義的故事。

(梓林:居於紐約,從事宏觀經濟研究,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屬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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