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在競選中，曾多次指責「極其糟糕的貿易協定」，令美國人失去製造業工作崗位， 並承諾當選後會將流失到中國的工作機會重新帶回美國。
但是，隨我們一起走入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就會看到， 特朗普的主張很難實現了——中國的工作崗位正慢慢流向非洲。由於國內運營成本不斷升高，一些中國製造業企業正在將工廠遷往非洲，其中包括為特朗普女兒伊凡卡·特朗普（Ivanka Trump ）旗下女鞋品牌製造產品的東莞華堅鞋廠。
伊凡卡·特朗普四年前開始將旗下女鞋品牌的大筆訂單交予中國工廠。總部位於東莞的華堅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女鞋製造商之一，目前已在贛州及東莞兩地為伊凡卡的品牌製造出口時尚女鞋十萬餘雙。目前伊凡卡的訂單都在中國國內完成，但未來不排除轉移到非洲工廠的可能性。
「美國想解決就業是他們應該的一個追求吧。但有些產業回美國去，這個可能性不大了。」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說。
製鞋製衣要求大量重複的手工勞動，勞工成本過高早令美國製造企業失去市場優勢 。他本人亦不相信特朗普當選後會給華堅未來出口貿易帶來負面影響，因為經商多年的特朗普「不可能為政治放棄生意」。
更何況，特朗普能否打壓中國對美出口，已不是美國製造業振興的焦點所在。美國對非貿易政策本身也在助長中國製造業企業遷往非洲得趨勢 。 在美國國會通過的《非洲增長和機遇法案》激勵下，像華堅這樣的出口型企業，可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向美國免税出口幾千種包括服裝和紡織品在內的產品。也就是說，「中國製造」擁有技術、經驗和客戶，只是把生產基地換成了人工更便宜，關税政策更優的非洲。如華堅的產品，就換上「Made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亞製造）的標籤。
遠赴非洲的中國工廠
早上八點剛過。從埃塞俄比亞首都亞迪斯亞貝巴市中心往東南方向驅車，道路擁擠但車輛前進有序。臨近城郊，坑窪的道路開始顛簸。公路上，徑直穿行的牛羊無視汽笛的喧囂，幾輛舊款藍色拉達（Lada）出租車引擎轟鳴，構成了街道上的別樣風景。
行至城區盡頭，畫面瞬間轉換。滿眼的綠色替代了高矮參差的樓房，由中國公司承建的從亞迪斯亞貝巴（Addis Ababa）通往阿達瑪（Adama）的高速公路，由一轉盤起始，隨後在田野間徑直鋪開。轉盤旁的一根立柱上，「中埃友誼」四個漢字在一張刮花的海報上模糊可見 。
驅車四十公里後，進駐了20餘家中國企業的Dukem「東方工業園」近在眼前。走入工業廠房，一排排埃塞俄比亞工人正在一個製鞋車間內為女鞋剪裁、縫紉、拉底、定型。抬眼看去，廠房四周的紅色標語最吸引眼球。其中一面牆上的標語用中文、英文和阿姆哈拉語寫着：「準時是誠信」，「早到是浪費」，「遲到是耽誤」。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口號」。
這間鞋廠屬於東莞華堅集團。自2012年初在埃塞俄比亞建廠，目前已有超過4000僱員，其中90%以上來自當地。每年，約 240萬雙包括Naturalizer，Nine West，GUESS在內的品牌女鞋從這裏，帶著「Made In Ethiopia」（埃塞俄比亞製造）的標籤，流向美國市場， 中國公司盈利的同時，也為埃塞俄比亞政府創匯兩千萬美元。
在各種製造業類別當中，製鞋對工人技能要求較高。在華堅，成為普通製鞋工人需要最低十年級（相當於中國的初三或高一）的教育背景，而一些成衣工廠員工只需要六年級（相當於中國小學六年級）水平就可以勝任。但更重要的，製造業要求工人在長時間內快速做出重複性動作，所以他或她還需要體能充沛，手腳靈活。
「測試他的機體功能，有一些很笨。我們教官做了動作叫他們copy，有些就搞不定」，華堅鞋廠副總宋一平說。「因為我們是製造業，靠手腳協調。就像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開車，因為協調性太差」。
然而，工廠對工人協調性的要求還不止這些。車間內，工人們已經用完午飯， 並開始在各自生產線前集結起來。一個身穿紅色廠服的組長站到一組工人面前，工人們迅速列隊排好。
「向右看齊！向前看！」組長用中文喊出命令，工人們跟着做出動作，向前看時還把雙手在褲縫上拍出響聲。
「齊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工人們踏步，並回應口號。在他們背後的牆上，一條標語寫着「百分之百理解，百分之百配合，百分之百服從，百分之百執行」。
十幾分鍾後，口號聲漸弱，直到生產工作又恢復正常。這樣的訓練，工人們一天大概進行兩次。除了列隊，集合，有時還要用中文歌唱廠歌。
「像是集合踏步，這是我們對他們動作協調性，團隊協調性，服從性的一個訓練。因為我們是團隊作業，要大家都用心配合」。宋一平說，集合訓練的內容有時和生產有關， 如果有人在生產當中出了差錯，或者沒有完成規定的產量，幹部會提出批評，做不好的要接受懲罰。「我們所有的這種集合，唱廠歌，是企業文化的一種宣導，要求，讓大家熱愛這個企業，喜歡這個企業。這是精神文化的一種灌輸。」
對於有人認為華堅把所謂「軍事化管理」帶入非洲，宋一平認為這樣的描述有點言過其實。「我們還沒有嚴格到軍事化」，他說，這是華堅的管理文化，在中國或在海外都是一樣。但他同意區別於其它企業，中國製造業企業對工人管理有自己風格。「中國工廠對文化的要求更多一點吧。如果沒有制度，沒有管理，效率一定很低，企業怎麼生存？」
當然，中國管理者對本地工人也會區別對待。當初級工人們都在口號之下踏着步子，25歲的Demis Degef正跟幾個小工頭模樣的埃塞俄比亞同事輕鬆地閒聊。
「我曾經跟他們一樣也穿綠色制服，每天也接受這樣的訓練」，Demis用流利中文跟我說道。剛進廠時，他是有着臨床護理學位的大學生。做了兩個月初級員工，他被提拔成了小組長。
「最開始我英文好，他們選中了我」。在埃塞的廠子裏工作一年半之後，Demis被送到華堅位於贛州和東莞的廠子進行了一年左右的培訓。在那裏，他學習了中文，工資也由原來不到2000比爾上漲到2000人民幣（約6600比爾）。對話中，他不斷強調中文不是培訓的全部，他還學習到了中國的管理和「華堅文化」。
「嘿，上海」。偶爾， 一兩個中國經理從Demis身邊走過，會拍他的肩膀喊出他的中文名字，一個他自己從未去過的中國城市。「因為上海是中國的第二個首都，上海代表更多增長，更多發展。我想要自己也變得更加成長，更加進步。」他這樣解釋。
現在，Demis是工廠的經理助理，除了協助管理一個生產車間，他還要在兩國員工產生障礙之時協助溝通。回到埃塞接近三年，他的月工資已接近20000比爾（約900美金），是他剛入廠工資的十倍還多。
同一時間，29歲的Kidane Ketema正在一條負責裁剪鞋面的生產線前來回走動。每天早上七點，他都會穿上質檢人員的黃色廠服，在生產線上收集和修補損壞的貨品，直到晚上9點離開。 每月，Kidane可以拿到1400比爾（約63美元）的工資，一日三餐和往返交通由工廠承擔。但是贍養年老的父母，同時還要接濟自己的女友和一個兒子，除去每月與友人平攤上繳的600比爾房租，Kidane手上的閒錢所剩無幾。
「除了薪水不高，其他都還不錯。中國人很友善，會教你做任何事情」。Kidane希望能獲得更高的薪水，但同時明白自己沒有大學文憑，另謀生路也許不太現實。在他的家鄉，距離Dukem約50公里的一處城鎮，這樣的製造類工作無處可尋。 還有幾個月他的工齡就滿四年，理論上每月可以漲薪300比爾。
「我想我暫時不會離開。」Kidane說。
想要盈利？效率至上
在一個製造業產值僅佔國內生產總值4.6%的國家，Kidane的工作並不「傳統」。
2004至2015年， 埃塞俄比亞GDP以平均每年10.8%的速率增長，幾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兩倍。然而落後的基礎設施，缺失的產業鏈極大限制了埃塞俄比亞製造業發展，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並未從根本改變。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3年，埃塞俄比亞77%的就業人口仍受僱於農業部門，相比之下，製造業的就業人口數量僅佔4.7%。
埃塞俄比亞紡織和成衣製造商聯合會（the Ethiopian Textile and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會長Fasil Tadesse認為，埃塞俄比亞的農業傳統根植很深，中國人對工作的嚴格能為埃塞俄比亞塑造工業文化打下基礎。
「他們（中國人）只關注工作本身。他們從不挑選環境--無論是工作地點艱苦或是舒適，他們總是準備好在任何地方工作。」Fasil對端傳媒記者說道,「他們（中國人）的工作之勤奮簡直讓人不敢相信。他們的膚色幾乎和我一樣黑了」。
高效，勤勞，幾乎是所有在非中國企業的烙印，但非洲的固有文化和員工的性格，令中國企業遭遇不少「水土不服」。一些中國員工對兩國在工作文化上的差異，有着更直觀感受。
陳人和從東莞來埃塞工作接近兩年。作為開發部的一名組長，他直言與埃塞員工工作「很辛苦，很累」。「主要就是溝通方面存在問題。再一個就是，這個民族比較懶散， 貪玩。」
陳表示，平時除了安排監督生產活動，員工粗心犯錯也總要及時救火。「他們埃塞自己人都講，錢要多一點，工作要輕松一點。不像國內的員工，你自己辛苦一點，工資就拿高一點。他們（埃塞人）沒有這種概念。」和華堅在中國的工廠相比，同樣工藝要求和數量的鞋子，埃塞俄比亞工人相比中國工人，效率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除了效率，基礎設施也並不算完善。2011年，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梅萊斯來到深圳參加大學生運動會，期間邀請華堅集團董事長張華榮前往埃塞考察。「我來了之後就看到這裏就像30年前的中國一樣，很落後，很多人沒有工作，生活水平很低。」
勞動力成本雖然低，可埃塞俄比亞各方面都和中國有着差距。但在中國積累的行業經驗告訴張華榮，埃塞俄比亞具有商機，他隨即決定來非洲投資。
「我們前年，去年就開始動工了，前幾天他才把房子拆遷拆好，這在中國來講就比較快啊，太慢了。」張華榮指的是華堅在埃塞俄比亞投資十億美金修建的一個佔地126公頃的輕工業園。「比如水的問題，在前幾年我們沒有水，靠自己打水，他們這裏水供應不上。又比方說我們在簽證的事情上，我們需要很多中國管理人員過來，他們認為是不合理。這個需要雙方商量和互相理解。」
與國內工廠的運營相比，張華榮與端傳媒記者算了一筆賬：在東莞，運費只需要產值的1.5%，即如果出口10萬美金貨物，運費的花費就是1500美金。而在埃塞俄比亞，因為運輸系統落後，運費達到了產值的4.5%-5%。因為本地沒有健全的配料工廠，除絕大多數的皮革之外，需要從中國進口的原料佔到60%。除此之外，中國企業在管理人員的薪資，廠房運營上也要花去不少費用。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非洲的整個效益要提高。如果在埃塞俄比亞的工廠生產效益達到在中國的80%，那利潤率就可以超過10%」。張華榮說，目前埃塞俄比亞工廠的效率接近國內的60%。「在這裏利潤還是比在中國稍微高一點。在中國利潤只有2%-3%,在這裏有5%-8%」。
「我們這個行業在中國的生存已經很艱難了」，宋一平說。在埃塞俄比亞，一個普通製鞋工人的起始月薪大約在40-50美金左右。而在位於東莞的華堅工廠，一個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卻在3000人民幣以上。高昂的成本，激烈的競爭，讓眾多中國製造業企業不得不選擇減員，外遷。
接踵而來的不良競爭
但遠走非洲並不意味著可以遠離競爭。
隨着越來越多的製造類企業來到非洲，不良競爭也在悄然形成。「現在有很多台灣企業和中國大陸企業之間互相競爭的太厲害了」，宋一平說。「搶單啊，工廠開太多了以後，為了生存，就把價錢往下壓。我報10.05，你知道了就報10塊。還有的更厲害，說我只要9.5就可以了。」
對熟練人才的搶奪同樣激烈。為了保持在當地的競爭力，華堅對人才的培養投入非常大，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培養邏輯。
「有些企業個別人（應聘者）少的時候，就拿個房間讓你打掃，叫他們把這個房間收拾乾淨，把地掃乾淨。考幹部，難度會更高。普通員工，如果你叫他掃地，他就只掃地，桌子上有灰塵啊垃圾啊他就不會搞。這種人就比較笨，只能做一線員工，因為他們不用腦袋，手就可以了。掃完之後掃把放在哪裏，是不是歸位了。還有一種人看到桌子也髒了，他就把桌子也搞乾淨，這種埃塞人就可以做幹部」，宋一平說。
競爭企業把華堅的嚴格管理看在眼裏，動了「挖牆腳」的腦筋。每個月，華堅有5%的員工離職，一些因為家庭原因，也有許多為了更高薪水跳槽別家。除此之外，一些中資企業需要會說中文和阿姆哈拉語本地員工，會直接把華堅培訓好的「成品」挖走。幾年前，與Demis一起前往中國受訓的共有56個埃塞俄比亞員工，而最後留在華堅工作的只有2個，其餘大多去了其他中國公司做了能兼翻譯的小工頭。
「他們那一批都是大學生，腦子比較活，回來之後看到別家給的薪水高就走了」，宋一平回憶。 「報了機票，在中國的消費。到了最後，補貼，老師，教材，都打水漂。」自此之後，管理層把培訓項目全部取消。
但是宋一平認為，培訓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所以是否繼續海外培訓已經不再重要。「原來他們在這邊做得很慢。然後他們說，中國人能做多快呢？於是他們就去了中國，看看做不做得過中國人。很明顯他們做不過中國人」。
宋一平管這叫「震撼教育」。「給他們一種直覺的，直觀的一種培訓就是讓他們知道，你看看我們中國人的產量是多少，品質怎樣。你們埃塞這個組為什麼產量跟不上。他們做任何東西都趕不上我們中國人的產能。」
競爭環境如此激烈，提升效率就變得十分重要。宋一平說，員工薪水通常是只升不降，工廠只能靠管理模式和客戶服務產生優勢。如果生產效率低，碰上員工無法按時交貨，工廠還要根據客人要求給訂單打折，得不償失。
對於一些輿論認為中國工廠正在非洲剝削廉價勞動力，宋一平並不以為然。他表示，對勞動密集性行業來說，向低成本的地方走是市場規律。反之，一些客戶因為對非洲勞動力素質缺乏信心，只會把低檔訂單送到非洲 。
「很多國外媒體對中國企業都是貶義的，好像我們都是在掠奪，在利用廉價勞動力。但是誰得到了好處呢？美國人。他只給這麼便宜的價格，要很好的產品，中國人要不要生存？」
「中國曾經是非洲去工業化的一股強勁力量，而如今，這種情況正在變化」，Henok Assefa長期於紐約和亞迪斯亞貝巴兩地穿梭，目前是一家投資諮詢公司的執行合夥人，為想來埃塞俄比亞投資的外國企業提供商業意見。他認為，在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國在輕工製造業領域發展出的生產規模和競爭實力令非洲國家毫無優勢。而如今，隨着埃塞俄比亞政府對輕工業製造行業的大力扶持與中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相互碰撞，「雙贏」的前景將取代「雙輸」。
「中國是輕工製造業的『發電站』。沒有人有像中國一樣的知識和經驗。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有打入市場的渠道。這些（輕工製造行業）的大客戶現在都在中國，他們（中國工廠）需要做的只是搬一個地方而已」。
快速工業化背後暗含隱憂？
在如今的埃塞俄比亞，中國資本正快速改變着這個國家的面貌。僅在首都亞迪斯亞貝巴市內，正在擴建的機場航站樓，非洲第一條城市輕軌，甚至幾百輛新投入運營的力帆牌出租汽車，無一不是中國製造。今年十月，中國建造的由亞迪斯亞貝巴通往吉布提的電氣化鐵路剛剛建成通車，為從吉布提到東非內陸的貨物運輸打開了通道。
不止中國，國際資本也快速向埃塞俄比亞國家工業化發展湧入。在亞迪斯亞貝巴南邊城市Hawassa，一個佔地130萬平米的工業園建設基本完成，正等待交工。由美國服裝巨頭PVH集團牽頭，37棟廠房將有來自中國，印度，台灣，斯里蘭卡等國的紡織和成衣企業進駐，以期縮短原料、製造供應鏈。未來Tommy Hilfiger, Calvin Klein等品牌店中，「Made in Ethiopia」的標籤將不再陌生。
PVH曾經替以特朗普名字命名的品牌Donald J. Trump Signature Collection生產襯衣及領帶，但在去年已聲明與該品牌劃清界限。
在2019年以前，埃塞俄比亞還會有十餘個這樣的工業園陸續建成。為了吸引外資勞動密集型企業，政府在2014年成立工業園發展局（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計劃在2016至2025期間開發10萬公頃的土地用於工業園建設，並以極低廉的價格把土地租用權轉讓給開發商。
然而，在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快速發展之時，社會動盪卻開始浮現。在今年的里約奧運會上，來自埃塞俄比亞奧羅米亞州（Oromia）的馬拉松長跑選手Feyisa Lilesa在跨過終點線的一刻舉起了雙手交叉的抗議手勢，引發世界關注。作為埃塞俄比亞最大民族，奧羅莫人長期不滿政府被來自少數族群的提格雷人（Tigrayan）領導，並擔心自己的土地被工廠和工業開發項目掠奪。自去年11月起，持續的抗議已導致超過500人喪生，被政府逮捕的遊行者更是不計其數。今年十月，奧羅米亞州的Bishoftu鎮在一傳統節日慶典期間發生踩踏事件，之後，執政黨宣布全國進入六個月的緊急狀態。
在持續的衝突中，有外資企業受到襲擊，一些公司負責人對外國媒體表示他們可能考慮離開埃塞俄比亞。記者聯繫華堅的負責人，對方對於當下政治局面不願過多評論，只是表示公司對埃塞政府仍有信心。
「也許時間會說明」，Henok Assefa說，「現在很難從政治的角度說人們到底在為什麼感到不滿。表面上土地的問題非常嚴重，尤其是在亞迪斯亞貝巴周邊，靠農業為生的人因為商業建設失去了土地，而且沒有獲得足夠的賠償。但是從什麼程度上我們認定這些才是問題而不是其他，我並不很肯定。」
（本文作者得到南非金山大學中非報導項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