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毅行者寇延丁，看到了怎麼樣的台灣？

10月底的台北已經有了涼意，寇延丁才坐進室內，就忙着脫下外套，再解開裏頭的「背心」。

之所以要替「背心」加上引號，是因為這其實是一件她手做的工作服，拿剪開的尼龍購物袋縫製成背心，袋子是青綠色，背心就跟着是這個顏色。左右胸前有幾個或橫或直，大小不一的口袋。一顯一隱的粗黑車縫線說明了這些口袋的強度很高。裏頭通常裝着攝影機、記憶卡、電池或者筆記本。最特別的是這件背心沒有拉鍊，而是一左一右兩條帶子，穿的時候緊緊地繫在胸前。

問她為什麼不乾脆去買件現成的攝影或者旅行用的背心？她回答，那些現成的背心在她需要快走或者跑起來時「不夠貼身」，口袋的設計也不一定合用，「還是自己做的好」。

民主，做就是了

寇延丁很有理由計較她的工作背心貼不貼身，因為過去一整年，她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大地上走着，甚至跑着，這是她向中國政府表態、抗爭的方式。她不怎麼願意頂上「異議人士」的光環，而更願意被稱為「毅行者」。

寇延丁讓人比較容易理解的身份是紀錄片攝製者、自由作家和NGO工作者。她曾經創辦「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等公益組織。「愛藝」的重點在於倡導、推廣殘障藝術家作品。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愛藝」挺進震區青川縣，設立了關注地震致殘青少年的組織，這個組織至今仍正常運作，即使她被北京當局關押拘禁，組織也完全不受影響，她認為不靠個人光環也能運作的，才叫成功的組織，講起這一點格外自豪。

在當今的中國，一部分被籠統歸為「異議人士」的抗爭者，並不是一開始就不見容於官方的，他們之中很多人，甚至得到過體制的肯定；寇延丁也是如此。她的著作《可操作的民主》，談的是在中國最基層的農村推廣議事規則的實踐成果，書名看起來敏感，但卻於2012年在中國公開出版。

「民主，做就是了。」藉着推廣議事規則，寇延丁看到了目不識丁的鄉村農民也能有秩序地開會議事，這是自下而上地推動中國民主的基礎，更可以破除「民主素質論」——也就是位居官方主流的學者總是主張，中國人民目前的素質，不足以推動民主。

但另外一方面，寇延丁也經常遇上「共產黨沒有垮台，怎麼實現民主」，這樣的「民主前提論」。持這樣立場的，大多是檯面上知名的異議人士。但寇延丁也不這麼認為，只是多數時候，她選擇迴避這類辯論，「你們讀得書多，我說不過你們」，她不願把精力花在爭論上，而寧願把這些時間投注在落實基層民主的推廣上。在她而言，「民主，去做就是了。」

「可操作的民主」是個成系列的寫作計畫，接下來她還打算寫一本《一個個人的民主化進程》，論述「民主不該有前提」；最後是《沒有老大的江湖》，強調一旦民眾都以公民自許，並且能應用議事規則，讓民主內化成習慣和意識，這樣的「江湖」自然不再需要「老大」，沒有人享有絕對的權力。

2014年9月26日雨傘運動在香港爆發，曾經聲援傘運，並且和發動傘運主要社運工作者熟識的寇延丁，10月10日在前往山西五台山的路上被警方半途攔下，開始了之後128天的關押、審訊。

像這樣一位NGO工作者，「非典型」異議人士，為什麼也難逃中國國安機構的逮捕？原因在於香港雨傘運動。

2014年9月26日雨傘運動在香港爆發，曾經聲援傘運，並且和發動傘運主要社運工作者熟識的寇延丁，10月10日在前往山西五台山的路上被警方半途攔下，開始了之後128天的關押、審訊。事後她知道，前前後後和她同時被關押的，還有包括郭玉閃等多位中國知名的維權人士和NGO工作者。在12月11日金鐘清場後，除了她和郭玉閃外，其他被關押者陸續獲釋。她自己則在2015年2月14日獲得「取保候審」的處分，她回到了山東泰安老家，表面上行動自由，但仍遭到監控的「半自由」生活。

2015年10月10日起，她開始了一段毅行，一方面呼應同一時間在香港的毅行運動；另外一方面，她要從10月10日走到2016年2月14日，紀念整整一年前她被關押的那128天。

同時在2015年間，她寫下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憑着自己的記憶，回憶了關押期間，她記憶所及的所有審訊過程。對照日後逐漸披露的資訊，當時抓捕、審訊她的是個國家層級、跨部門聯合執法的單位，三位審訊者來自不同單位，她戲稱他們「三個代表」。這是中共前任總書記江澤民倡議的執政思想理論，寇延丁把這名詞移用到審訊者身上。

在接受審訊時，寇延丁慢慢發覺，中共當局長期監控她參與的活動，不管是中國境內的NGO行動、她的寫作計畫和作品，乃至她在台灣和香港參加的NGO交流或培訓，特別是這些在台、港的活動，被和一個更大的「陰謀」連繫到了一起。例如以下這一段對話，審訊者要寇延丁交待2014年4月在台灣，親身觀察了太陽花運動尾聲的「圖謀」。

「回答我的問題：國民黨支持太陽花還是反對？」——反對。

「民進黨支持太陽花還是反對？」——支持。

「簡錫堦是妳的培訓老師，簡錫堦是什麼人？」——那次培訓中有很多老師，簡錫堦只是其中之一……

「我問妳簡錫堦的身份？」——和平學推動者，非武裝國防倡導者，著名社運人士，非暴力抗爭培訓師，民進黨元老……

「民進黨元老。民進黨宗旨是什麼？」

……

「民進黨是幹什麼的？別扯遠了，給我直接說，民進黨的主張。」

審訊者層層進逼，直到寇延丁說出「台獨」才罷休。

當我終於說出「台獨」之後笑出聲來，豬（編按：寇延丁給其中一位審訊者的代稱）用頗誇張的姿態轉身，背着手走開：「嘿嘿，這可是妳自己說的。」

我在三個代表（編按：寇延丁給審訊者的代稱）的笑聲中閉上了眼睛。受審過程中是一直被喝令「不許閉眼」、「不許打盹」，但那一次沒有。他們像享受得到的成果一樣，享受我的恐懼——這也是他們的成果。

但即使處在「中國的關塔那摩」，寇延丁並沒有放棄對審訊者描述她看到的金鐘清場和太陽花運動撤退，運動者和警察之間是怎麼進行着一場「文明的表演賽」。

不管是一次社會運動還是諸多社會衝突，可以有問題、有遺憾，但沒有恐懼，沒有血流成河——這種體制與民間的關係，已是台灣社會基礎、不言而喻的前提。

台灣社運者，做為自己

不管同不同意她的立場，都不可能不看到寇延丁對台灣社會懷抱的溫情和敬意。問她體驗台灣的經驗是從哪裏開始，她說大概在2004年前後。從哪些人，哪些團體開始？她尷尬地笑了笑：「夏林清。」

「她真是一個讓『讀書』和『理論』有用的人。」談起夏林清，寇延丁說自己從事社會運動的行動邏輯原本就和夏林清的套路非常接近，因此一讀她的書，更覺得志同道合，「覺得她說得特別清楚」。寇延丁對夏林清的佩服和喜愛，更來自於原本身處的中國大陸裏，耽溺於論述的知識分子太多，「這讓人非常頭痛」。

她說，更進一步認識夏林清後，觀察她的生活情調、對待子弟兵的方式，可以發現這明明是一場持續20多年的工人運動，是個很「緊」的情境，但在夏林清、王芳萍等運動者身上，看到她們的生命情調卻是放開的、「鬆」的。

「夏林清是『鬆』的」、「夏曉鵑是『鬆』的」、……寇延丁口裏的「鬆」和「緊」，指的是運動者的生活狀態，「他們當然介入鬥爭，某一個階段他們的確是『鬥爭的人』，但整個的狀態，他們更接近『生活的人』。」

寇延丁觀察到，台灣的文化人參與社會運動時，在「做為自己」和「做為鬥爭者」之間，台灣的社運者更大程度地保有了前者，也就是「做為自己」活着，「很多人還活得很有情調」。

這一趟台灣行腳，她希望走遍全島，完全放開自己，希望從台灣社會裏看到「民主」這個大概念，體現在普通人衣食住行的細節裏是什麼？

回過頭看中國的抗爭者，寇延丁說胡佳、陳光誠、滕彪和包括自己，「我們是被運動粉碎掉的人生。」

記者問，台灣和中國社運者生活情調的差距，會不會更多來自環境的差異？台灣畢竟相對開放得多，而在中國，即使不發起運動時，國家的壓迫依然無處不在？

寇延丁不否認環境會帶來影響，但她說自己仍然希望探索，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我們還能有多大的空間？」她自問：「在這種『無限向下』的輪迴裏，究竟能不能找到跳出來的可能性？」

延續着和台灣部分社運菁英的關係，寇延丁如今希望再打開自己的眼界，不再只侷限台北和台北周邊的機構和人，而真正能夠花半年到一年時間走遍全台灣，「走台灣路，也看看台灣人走過的路。」

這一趟台灣行腳，她希望走遍全島，完全放開自己，希望從台灣社會裏看到「民主」這個大概念，體現在普通人衣食住行的細節裏是什麼？再者，「民主化進程」也是另一個大概念，但它和個別的人有什麼關係？每一個個別人又怎麼作用於這個進程？

只不過這樣的計畫能不能實現，取決於她即將面對的情境。寇延丁馬上要結束在台灣和香港的訪問行程，返回中國大陸。在出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揭露了中國國安機構審訊異議人士的細節之後，寇延丁完全無法估量自己回國後可能的處境。但無論如何，能走過這一遭，她應該了無遺憾，如同她書裏所描述的，自己最接近林義雄的那一刻：

（田秋堇）她拉我：「林先生就在這裏，我帶你去見他。」我謝絕了，只請她代為致意——對我來說，知道世界上還有林義雄這樣的人，知道人世間還有這樣的活法，已經足夠。

【編按】寇延丁的新書發表會預計11月16日（週三）晚間在台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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