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探索教育

趙永佳:遙望唐鳳──資源不均,教育必然沒選擇?

在唐鳳一例中,我們除了羨慕她在體制外能自學成才之外,似乎更應向唐媽媽學習。


圖為一群小學生在學校禮堂排隊。
圖為一群小學生在學校禮堂排隊。攝:Philippe Lopez/AFP

最近在台灣唐鳳出任民進黨政府政務委員,督導數位經濟與開放政府發展。她的「入閣」,不光是在台灣,在香港也頗受注目。

唐鳳自少在主流學校中有適應困難,多次轉校。但她在家人,尤其是母親李雅卿女士的支持下,國中時停課在家自學,並愛上互聯網與編寫程式,後來在高科技產業嶄露頭角,出任跨國企業高職,而且更熱心社會參與,最後更通過從政來推動「開放政府」。這些經歷,對在主流教育體制中飽受壓迫的家庭來說,無疑是荒漠甘泉。在香港支持另類教育的有關群組中,她的故事廣受傳閱,連「在家自學」的家庭,也以唐鳳的故事來「壯膽」,告訴自己,在體制外自學也能成才。

不過事情總有兩面,正當「唐鳳傳奇」開始在香港炒熱之時,《端傳媒》刊登了一篇台灣親子作家卓曉青女士撰寫的《體制外自學,高資本家庭的奢華?》,對關注唐鳳「體制外成才」故事的人澆了一盆冷水。

給希望「體制外成才」的一盆冷水

不太清楚卓女士的學科背景(她是專業小提琴手),但文章中援引了不少社會學的研究與觀點,來論證資源不均對教育選擇的制約。她以一個在鬧市中車行長大的孩子,和自己的育兒經驗對照,希望說明大部分的孩子即使不適應體制內教育,但其家庭若無豐厚資源,實在不容易在體制外成功。由此而看,選擇的自由可能只是幻象,「教育體系受到自由市場機制的意識形態影響;這自由機制隱含著社會偏見,使得教育直接複製了階級的不平等,成為經濟不平等的再製過程」。

卓曉青認為體制下教育,其實是高資本家庭的專利,中產階級的父母才有能力令孩子的教育「有選擇」。接著,她更引用了可能是現在美國最權威的教育社會學家 Annette Lareau 的大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說明社會經濟不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而且不同階級的不同教養方法,也會對孩子的能力與態度,造成階級差異。例如,中產父母雖然積極介入子女的教育過程,但會以溝通代替命令,注重給予子女獨立思考的空間。相反,低下階層在資源與時間制約下,比較少參與子女的教育過程,又會以「命令式」與子女互動,形成子女容易服從權威。

「能力」與「態度」,現在的另一說法是「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與「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最近我在《明報》也介紹了美國經濟學大師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希望指出孩子的長遠發展,非單由認知(或學術)能力所決定,非認知能力(如自控力、堅忍、高動機、自信等)的影響亦非常重要。當然,赫克曼的研究,並沒有突出非認知能力如何受階級影響。因此,強調非認知能力,例如假若在入學過程中加入非認知能力的元素,到頭來也可能只是對中產家庭的孩子有利,因為非認知能力也有著明顯的階級差異。

最近美國的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了約一萬個2010年入讀幼稚園的小孩,記錄了他們的家庭背景,以及請家長和老師評估了他們的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結果顯示,階級與兩種能力的關係相當大。家境好的孩子,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皆比家境差的明顯較優。而當然,這些差異,對孩子的教育以至生涯發展都有長遠影響。

「沒資源=粉身碎骨」不是唯一結論

以上的討論,在社會學界可說是共識。作為念社會學的人,對卓文的觀點,某程度來說實在不能不同意。很多人常說經濟學是「悲催」的科學(Dismal Science),因為經濟學者相信人性自私,人類行為皆為自利所推動。但有些時候,更多人,包括不少念社會學的同學,可能會覺得社會學更悲觀。就好像在教育問題上,我們就像孫悟空一樣,怎樣翻跟斗也跳不出佛祖的手心,不能擺脫階級社會不平等的魔咒。卓文的結論是「體制外教育無法消弭體制內既存的資源不均,反而因著人文教育理念,凸顯出資本的不平等」、「在缺乏充足資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奮力衝撞體制,可能會先摔得粉身碎骨」。究竟,這是否以社會學角度看教育問題的唯一結論?

個人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結論,但卻不一定是「唯一」。我們不能否認家庭資源,無論是文化、社會,與經濟資本的差異,對孩子的成長由未出生(如懷孕期母親的健康)到長大成人都會有莫大影響。無論你在體制內、外,都不能擺脫資源的制約。確實,在現在的教育體制外,家庭資源的支援更形重要。因為缺乏了體制內公共資源的補足,如果你不能負擔體制外私立實驗學校的學費,或者家長不能在家全職「自教」孩子,又或文化水平不足支撐「教學」成效,都會令希望脫離體制的家庭卻步,或令孩子在體制外的學習舉步維艱。「粉身碎骨」可能有點過,但「焦頭爛額」卻大有可能。

社會學告訴我們,社會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社會結構制約著我們的選擇,令不平等盤據在各社會層面。然而,社會學沒有叫我們接受這個結果,與其說我們應該悲觀,倒不如說我們應該冷靜。社會學對我們的期望是,冷靜地分析社會的不完美,然後找出推動改變的方法。不一定每個念社會學的人都和馬克思一樣,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認識」社會,而是改變,但改變,卻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議程。

這樣說,用現在香港流行的說法,好像「離地」了一點,但回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情景,又有什麼意義?大概大部分的社會學者都會回答,個人的選擇有限,但集體有力量。社會結構不容易改變,但社會卻不時在集體力量下而改變。

退出、發聲、效忠

再「貼地」一點,如果你是家長,認為孩子在主流制度下不適應,是在受苦,你可以怎樣做?另一位社會學界的經濟學「好朋友」 Albert Hirschman,幾十年前就總結了三種適應方法──退出、發聲、效忠(Exit、Voice、Loyalty)。

「效忠」是你可以想辦法令孩子在主流學校適應得更好,例如每天早些下班「督師」寫作業,或找家庭教師。「退出」就是要脫離體制,另找學習的場景,如自學、海外升學,或轉到國際學校、自然學校等。除了「效忠」與「退出」之外,「發聲」也是可能的回應,好像去年香港「反小三TSA」(編按:TSA 即「全港性系統評估」)運動開始,家長們要求減少測考和家課,甚至取消小三TSA,也是一種發聲。

當然,社會學提醒我們,社會資源對各種回應還是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家境好的同學「效忠」最容易,雖然也不見得一定就順風順水。而「退出」,也是中產孩子較有可能。不過,就算是家境一般的家長,也應該平衡一下,在體制內要效忠到哪個程度?例如是否非名校不讀?每次測驗、默書、考試都要孩子拿90分?你又會不會參考家長組織,如「香港革新教育家長同盟」的「另類選校指標」,或「教育大同」的「開心學校地圖」,找一些學術成績未必最好,但關愛滿分、又能真正「愉快學習」的學校?

至於「退出」,其實中產家長在權衡輕重之後,已是大規模行使這選擇。最新新聞報導指出,中四升中五的 DSE 學生大幅減少,海外升學、IB課程、國際學校也大受歡迎,這些都反映到部分中產家長是如何「唾棄」主流體制。而基層家庭,未能完全退出體制,但和孩子們一起思考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再決定是否參與升讀名牌大學和「神科」(如醫科、法律)的「軍備競賽」,還是轉而尋找一些另類一點的升學途徑(如IVE、台灣,甚至中國大陸),也未嘗不可。

當然,名校、神科在勞工市場有一定價值,但大家都知道,不是名校,卻不一定沒有出路。尋找適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模式,資源豐富的家庭真的是較容易,但就算是中產父母,也要先擺脫主流意識的支配。而基層家庭(真正貧困戶除外),也不見得是完全無選擇。現在對基層同學來說,最壞的情況可能是在體制內不斷受到挫敗,而完全喪失學習的動機。

至於「發聲」,最重要當然是集結力量。個別家長和學校「溝通」是可以的,但不一定見效。你覺得你的想法和校內其他家長一致嗎?你是否異類?如是後者的話,在校內發聲並不見得會有效,但現在全港層面,卻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在嘗試推動改變。如上述的「家長同盟」,是一臉書群組,但卻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推動香港教育改革」為目標,現在已有約五千位「朋友」。除了「另類選校指標」外,最近更進行「還我『真。全日制小學』運動」。另一家長組織「教育大同」(EDiversity),也是通過大小活動來推動另類學習的模式,今年更企圖打破體制內外的藩籬,走進一間主流小學中推動另類「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沉默代價可能更大

這些行動,和「退出」一樣,都是在衝擊體制,希望令教育體制多多少少作出改變。雖然這些改變不一定會立刻,或很快出現,也不一定是重大改變,但任何改革只要是向好的一方發展,我們是否應該支持?好像去年的「反小三TSA運動」,雖然未竟全功,今年如期進行,但學校操練的強度,或試卷的深度,都在群眾壓力下有所改變。發聲可能沒有用,也有成本,但「沉默」的代價可能更大。

在唐鳳一例中,我們除了羨慕她在體制外能自學成才之外,似乎更應向唐媽媽學習。在李雅卿女士和同道人的不停努力之下,我們知道現在台灣有「實驗教育三法」,公費民辦實驗教育已是現實可行。我們在香港,到了今天還是在糾結在家自學是否合法,或如何在主流學校中「淘寶」趨吉避凶。如若沒有一個像台灣般集體發聲的過程,我們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無論家境好壞,其實都不會有真正選擇。

(趙永佳,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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