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台灣唐鳳出任民進黨政府政務委員，督導數位經濟與開放政府發展。她的「入閣」，不光是在台灣，在香港也頗受注目。
唐鳳自少在主流學校中有適應困難，多次轉校。但她在家人，尤其是母親李雅卿女士的支持下，國中時停課在家自學，並愛上互聯網與編寫程式，後來在高科技產業嶄露頭角，出任跨國企業高職，而且更熱心社會參與，最後更通過從政來推動「開放政府」。這些經歷，對在主流教育體制中飽受壓迫的家庭來說，無疑是荒漠甘泉。在香港支持另類教育的有關群組中，她的故事廣受傳閱，連「在家自學」的家庭，也以唐鳳的故事來「壯膽」，告訴自己，在體制外自學也能成才。
不過事情總有兩面，正當「唐鳳傳奇」開始在香港炒熱之時，《端傳媒》刊登了一篇台灣親子作家卓曉青女士撰寫的《體制外自學，高資本家庭的奢華？》，對關注唐鳳「體制外成才」故事的人澆了一盆冷水。
給希望「體制外成才」的一盆冷水
不太清楚卓女士的學科背景（她是專業小提琴手），但文章中援引了不少社會學的研究與觀點，來論證資源不均對教育選擇的制約。她以一個在鬧市中車行長大的孩子，和自己的育兒經驗對照，希望說明大部分的孩子即使不適應體制內教育，但其家庭若無豐厚資源，實在不容易在體制外成功。由此而看，選擇的自由可能只是幻象，「教育體系受到自由市場機制的意識形態影響；這自由機制隱含著社會偏見，使得教育直接複製了階級的不平等，成為經濟不平等的再製過程」。
卓曉青認為體制下教育，其實是高資本家庭的專利，中產階級的父母才有能力令孩子的教育「有選擇」。接著，她更引用了可能是現在美國最權威的教育社會學家 Annette Lareau 的大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說明社會經濟不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而且不同階級的不同教養方法，也會對孩子的能力與態度，造成階級差異。例如，中產父母雖然積極介入子女的教育過程，但會以溝通代替命令，注重給予子女獨立思考的空間。相反，低下階層在資源與時間制約下，比較少參與子女的教育過程，又會以「命令式」與子女互動，形成子女容易服從權威。
「能力」與「態度」，現在的另一說法是「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與「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最近我在《明報》也介紹了美國經濟學大師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希望指出孩子的長遠發展，非單由認知（或學術）能力所決定，非認知能力（如自控力、堅忍、高動機、自信等）的影響亦非常重要。當然，赫克曼的研究，並沒有突出非認知能力如何受階級影響。因此，強調非認知能力，例如假若在入學過程中加入非認知能力的元素，到頭來也可能只是對中產家庭的孩子有利，因為非認知能力也有著明顯的階級差異。
最近美國的一份研究報告，分析了約一萬個2010年入讀幼稚園的小孩，記錄了他們的家庭背景，以及請家長和老師評估了他們的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結果顯示，階級與兩種能力的關係相當大。家境好的孩子，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皆比家境差的明顯較優。而當然，這些差異，對孩子的教育以至生涯發展都有長遠影響。
「沒資源＝粉身碎骨」不是唯一結論
以上的討論，在社會學界可說是共識。作為念社會學的人，對卓文的觀點，某程度來說實在不能不同意。很多人常說經濟學是「悲催」的科學（Dismal Science），因為經濟學者相信人性自私，人類行為皆為自利所推動。但有些時候，更多人，包括不少念社會學的同學，可能會覺得社會學更悲觀。就好像在教育問題上，我們就像孫悟空一樣，怎樣翻跟斗也跳不出佛祖的手心，不能擺脫階級社會不平等的魔咒。卓文的結論是「體制外教育無法消弭體制內既存的資源不均，反而因著人文教育理念，凸顯出資本的不平等」、「在缺乏充足資源保障的前提下，想要奮力衝撞體制，可能會先摔得粉身碎骨」。究竟，這是否以社會學角度看教育問題的唯一結論？
個人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結論，但卻不一定是「唯一」。我們不能否認家庭資源，無論是文化、社會，與經濟資本的差異，對孩子的成長由未出生（如懷孕期母親的健康）到長大成人都會有莫大影響。無論你在體制內、外，都不能擺脫資源的制約。確實，在現在的教育體制外，家庭資源的支援更形重要。因為缺乏了體制內公共資源的補足，如果你不能負擔體制外私立實驗學校的學費，或者家長不能在家全職「自教」孩子，又或文化水平不足支撐「教學」成效，都會令希望脫離體制的家庭卻步，或令孩子在體制外的學習舉步維艱。「粉身碎骨」可能有點過，但「焦頭爛額」卻大有可能。
社會學告訴我們，社會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社會結構制約著我們的選擇，令不平等盤據在各社會層面。然而，社會學沒有叫我們接受這個結果，與其說我們應該悲觀，倒不如說我們應該冷靜。社會學對我們的期望是，冷靜地分析社會的不完美，然後找出推動改變的方法。不一定每個念社會學的人都和馬克思一樣，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認識」社會，而是改變，但改變，卻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議程。
這樣說，用現在香港流行的說法，好像「離地」了一點，但回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情景，又有什麼意義？大概大部分的社會學者都會回答，個人的選擇有限，但集體有力量。社會結構不容易改變，但社會卻不時在集體力量下而改變。
退出、發聲、效忠
再「貼地」一點，如果你是家長，認為孩子在主流制度下不適應，是在受苦，你可以怎樣做？另一位社會學界的經濟學「好朋友」 Albert Hirschman，幾十年前就總結了三種適應方法──退出、發聲、效忠（Exit、Voice、Loyalty）。
「效忠」是你可以想辦法令孩子在主流學校適應得更好，例如每天早些下班「督師」寫作業，或找家庭教師。「退出」就是要脫離體制，另找學習的場景，如自學、海外升學，或轉到國際學校、自然學校等。除了「效忠」與「退出」之外，「發聲」也是可能的回應，好像去年香港「反小三TSA」（編按：TSA 即「全港性系統評估」）運動開始，家長們要求減少測考和家課，甚至取消小三TSA，也是一種發聲。
當然，社會學提醒我們，社會資源對各種回應還是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家境好的同學「效忠」最容易，雖然也不見得一定就順風順水。而「退出」，也是中產孩子較有可能。不過，就算是家境一般的家長，也應該平衡一下，在體制內要效忠到哪個程度？例如是否非名校不讀？每次測驗、默書、考試都要孩子拿90分？你又會不會參考家長組織，如「香港革新教育家長同盟」的「另類選校指標」，或「教育大同」的「開心學校地圖」，找一些學術成績未必最好，但關愛滿分、又能真正「愉快學習」的學校？
至於「退出」，其實中產家長在權衡輕重之後，已是大規模行使這選擇。最新新聞報導指出，中四升中五的 DSE 學生大幅減少，海外升學、IB課程、國際學校也大受歡迎，這些都反映到部分中產家長是如何「唾棄」主流體制。而基層家庭，未能完全退出體制，但和孩子們一起思考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再決定是否參與升讀名牌大學和「神科」（如醫科、法律）的「軍備競賽」，還是轉而尋找一些另類一點的升學途徑（如IVE、台灣，甚至中國大陸），也未嘗不可。
當然，名校、神科在勞工市場有一定價值，但大家都知道，不是名校，卻不一定沒有出路。尋找適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模式，資源豐富的家庭真的是較容易，但就算是中產父母，也要先擺脫主流意識的支配。而基層家庭（真正貧困戶除外），也不見得是完全無選擇。現在對基層同學來說，最壞的情況可能是在體制內不斷受到挫敗，而完全喪失學習的動機。
至於「發聲」，最重要當然是集結力量。個別家長和學校「溝通」是可以的，但不一定見效。你覺得你的想法和校內其他家長一致嗎？你是否異類？如是後者的話，在校內發聲並不見得會有效，但現在全港層面，卻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在嘗試推動改變。如上述的「家長同盟」，是一臉書群組，但卻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推動香港教育改革」為目標，現在已有約五千位「朋友」。除了「另類選校指標」外，最近更進行「還我『真。全日制小學』運動」。另一家長組織「教育大同」（EDiversity），也是通過大小活動來推動另類學習的模式，今年更企圖打破體制內外的藩籬，走進一間主流小學中推動另類「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沉默代價可能更大
這些行動，和「退出」一樣，都是在衝擊體制，希望令教育體制多多少少作出改變。雖然這些改變不一定會立刻，或很快出現，也不一定是重大改變，但任何改革只要是向好的一方發展，我們是否應該支持？好像去年的「反小三TSA運動」，雖然未竟全功，今年如期進行，但學校操練的強度，或試卷的深度，都在群眾壓力下有所改變。發聲可能沒有用，也有成本，但「沉默」的代價可能更大。
在唐鳳一例中，我們除了羨慕她在體制外能自學成才之外，似乎更應向唐媽媽學習。在李雅卿女士和同道人的不停努力之下，我們知道現在台灣有「實驗教育三法」，公費民辦實驗教育已是現實可行。我們在香港，到了今天還是在糾結在家自學是否合法，或如何在主流學校中「淘寶」趨吉避凶。如若沒有一個像台灣般集體發聲的過程，我們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無論家境好壞，其實都不會有真正選擇。
（趙永佳，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