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碼頭。
在海事博物館一側的旋轉樓梯上，Nelson Hiu（邱立信）吹起了口風琴。身後有船停泊，引擎聲轟鳴，海浪猛地消散在碼頭的水泥底部，發出不忿的聲音。
琴聲嘹亮，圓潤，略呈孤獨，在這一個太陽最毒辣的夏日午後。附近空地上的遊客停下來，好奇地盯着他。沒有人在議論。
口風琴彷彿進入平行時空的粘連的罅隙，世界瞬間安靜下來，儘管各種聲音的混雜不絕於耳。Nelson只取他想要的聲音，聽者自由選擇想要入耳的音色，自由進入想要進入的境界之中。短短幾分鐘，對他來說，就是一場演出。
演出，是演奏在此刻，此處。
Nelson Hiu 邱立信：在夏威夷出生長大，是中日移民的第四代。1976年畢業於夏威夷大學人種音樂學系（Ethnomusicology），1985年移居香港，以舞蹈伴奏琴師為業。在各地參與實驗音樂、聲音、舞蹈及劇場音樂創作逾三十年，成立不同的實驗音樂團體，亦曾發表多張實驗音樂專輯。創作素材包括尋獲的聲音片段、電子聲音、傳統民族樂器、吉他、電吉他、鋼琴及敲擊樂。
抓住身邊每一個時刻
「在我所認識的香港玩音樂的人之中，Nelson是音樂最有表情的一個，」繪畫人阿鬼（黃仁逵）說，「這也是他最動人的地方。」
1985年，香港是Nelson面前一部沒有字幕的外國電影。彷彿站在一座碩大的中國城的街角，比他在北美各處所看到的，還要大太多。街道縱橫交錯，各色聲音雜亂不絕於耳，人們膚色與他相同，卻說着他不懂的中文。
一通電話，Nelson從家鄉夏威夷來到了當時的香港演藝學院擔任現代舞琴師，卻發現這城市並沒有電話裏所說的欣欣向榮的音樂圖景。合約結束，他於是離開，但生活始終早已植根於這座城市。他還是回來。
如一個旁觀者，他清晰地看見此刻的自己，由自己的過去、交往過的人們、生活過的地方等等塑造而成，從不孤立，亦沒有分隔的邊界。
多年過去，如今在這裏，他上午在一間舞團裏任職鋼琴伴奏，下午在自家房子練太極。薪水令人滿意，足夠應付生活，在此之外，他有充裕時間空間鑽研感興趣的音樂，選擇想參與的演出，而鍾愛的實驗音樂在此地尚餘太多可能性，比起紐約等地，尚未被完全定義甚至拘囿。他自覺幸運而音樂自由，這是香港的好。
此刻他坐在七號碼頭上層一處陰涼地的座椅上。需要在市區打發時間的時候，他有時會來這裏坐坐，買上一罐啤酒。來到這個城市已三十載，僻靜的角落越來越少。居住過市區各處之後，他終於在坪洲一幢村屋的頂層安定下來。
太陽溫和些了，他試圖抓住他身處的每一個時刻，時刻裏有着這午後陽光，熱浪，剛出生和剛死去的人們。上一秒已消亡，下一秒即將新生。個體的「你」「我」皆為虛妄，萬物均在互為影響之中，陰涼地裏的人們交談，人們交換眼神，人們聽到各色的聲音，人們飲食，人們共享此刻的陽光，人們交換能量、氣息、思想。
如一個旁觀者，他清晰地看見此刻的自己，由自己的過去、交往過的人們、生活過的地方等等塑造而成，從不孤立，亦沒有分隔的邊界。此刻，只有此刻，沒有此刻的獨立的他。
代表美好回憶的夏威夷琴音
夏威夷，檀香山。
阿史（史嘉茵）走出機場。她第一次來。硬朗的山巒衝撞入眼，火山運動形成的群島盡是高山和峭壁，滿布熔岩。山的形態各異，有鮮明的性格，不似香港的山溫婉。
離開機場的高速公路上，眼前又是高樓大廈，像中環。那是2015年4月。
對音樂的熱情從來深深植根於此，人們結束一天的工作，便會聚在一塊兒，喝酒，彈烏克麗麗，唱夏威夷歌曲，雷鬼和鄉村音樂盛行。這就是生活，他從小耳濡目染。
婚後，Nelson帶着同為音樂人的妻子阿史第一次回鄉。夏威夷早已不是過去的模樣，亦不可能是過去的模樣。久遠的記憶中，夏威夷是衝浪，是與朋友的音樂嬉戲，是快活的談天說地，但他必須承認，任何記憶都是不實的，只不過是人們不斷再記憶的產物。他生於斯長與斯，中國和日本移民的後裔，父親來自客家，母親來自日本，英語是唯一的溝通語言。
如今的檀香山變得與任何一個美國境內的大都市無異，擁擠、建築拔地而起。全球化浪潮之下，連鎖品牌林立，本土市集不再那麼本土，所謂的夏威夷文化顯得矯揉造作。
對音樂的熱情從來深深植根於此，人們結束一天的工作，便會聚在一塊兒，喝酒，彈烏克麗麗，唱夏威夷歌曲，雷鬼和鄉村音樂盛行。這就是生活，他從小耳濡目染。週末父親常邀請朋友做客玩音樂，Nelson看着一個阿姨彈烏克麗麗，她突然讓他試試，「手指要放這裏」。就是這樣開始。
他不懂五線譜，這從不是他習得音樂的方式。十八歲，夏威夷大學招生，他想報考古典鋼琴，招生官讓他彈琴，他卻彈了一曲藍調。於是讓他照着五線譜彈，他看不懂。出來之後，一位菲律賓裔教授叫住了他，他又彈了剛才的藍調，卻通過了測試。
就這樣他進入了人種音樂學系，浸淫在種類繁多的音樂流派、風格、概念和理論之中，從南印度音樂到爵士，從傳統西方音樂理論到各色人種音樂理論。它們融進他的創作與思考，滾動、生生不息，樂器的使用沒有界限，音樂的視野一望無垠，細細聽都是瑰麗的各色流派的融合以及擴闊的圖景，坦率而又深刻。而在留白和餘韻過後，剩下的，還有他自己的沉思。
想要真正深入研習某一種音樂風格，就必須成其一份子，將整個生活沉浸其中。他在大學之後逐漸明白，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歸屬。他開始了尋找。
「要說有什麼影響了我如今的音樂創作，伴着夏威夷滑音吉他（Slack-key）和日本尺八（Shakuhachi）成長的童年會是一樣，大學時的民族音學系學習會是一樣。還有夏威夷的一家唱片店的兩位朋友，我每次去他們都會給我介紹兩三隻唱片，從實驗到雷鬼，什麼都有；我過去在夏威夷的音樂人鄰居，他把John Cage的作品和Glenn Gould的巴赫作品都介紹了給我……是這些我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們。」
成長在美國躁動和反叛的六十年代，他從不感到自己屬於任何一種文化或身份：他的血統是一半中國一半日本；他又是夏威夷的亞裔，相對於土着的波利尼西亞人，仍是一個外來者。想要真正深入研習某一種音樂風格，就必須成其一份子，將整個生活沉浸其中。他在大學之後逐漸明白，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歸屬。他開始了尋找。
二十多歲的時候，他開始探索自己的樂音。三四十歲，他自覺有了一些成果，帷幕拉開，即興實驗音樂成為主角。五十歲左右，911發生了，一切變得不再重要。他曾經對世界的美好預期，他曾經關於音樂與社會、道德、意識息息相關的堅持，都化作泡影。曾有的那些他自認為找到了的時刻，如今看來他已不知自己是否仍在彈奏那些聲音， 但毋庸置疑，那些被找到了的以及曾經重要的，都熔鑄成了此刻的他。
三十一歲的時候他離開了停滯不前的夏威夷來到香港。夏威夷永遠會是他體內的一部分，亦是過去了的一部分，他不需要緬懷、慶幸抑或是摒棄。譬如衝浪，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體驗之一，但他並不需要再做這件事。
把父親的聲音寫進歌裏
旺角，上海街唐樓。
屏幕上播放着Nelson父親Stanley拍下的各色美國建築的舊影像。Nelson心裏湧起一陣厭惡，手中的吉他支離破碎，音符雜亂。繼而是父親過去效力的航空公司的影片，Nelson的和弦變得柔和緩慢，試圖渲染些許傷感。
他與父親並不親近。他眼裏的父親傲慢專制，是標準的右翼保守派愛國公民。母親則相對進步、自由主義，擁有兩個碩士學位，孩童時代裏引導他閱讀。中學時父母離婚，他於是有了一段快樂時光，獨來獨往，「開始了自己的生活」。他慶幸遠離了父親。
父親的聲音成為歌詞，他是伴奏的樂手，試圖同情父親的處境，如一首現代歌曲，唱着每個人孤獨的宿命。
此時在這個香港唐樓內的一處空間裏，上演着一個關於遠在夏威夷的Stanley的演出。90歲的Stanley，二戰後隨佔領軍遠征日本，1947年回到夏威夷，工作至退休，如今居住於老人院。時代的風霜裹挾着他，歷史從不是被束之高閣、佈滿塵埃的厚厚的典籍，而是身邊的共同呼吸着的生命，阿史從Stanley身上看到這個道理。但她無意通過表演來描述Stanley，只是與Nelson挑選展出了他珍藏的照片、信件、影像、日記等，任觀眾自由想象。
Stanley的聲音響起，是一段錄音，告訴朋友他要住院的消息。Nelson的音符開始不停反覆，他盡量精簡手中的語言，加入大量重複和留白。父親的聲音成為歌詞，他是伴奏的樂手，試圖同情父親的處境，如一首現代歌曲，唱着每個人孤獨的宿命。
成長於一個矛盾而失調的家庭，使Nelson不善交際，酷愛獨處。他彈奏的東西父親從不喜歡，總是希望他能夠彈一些入流的東西。父親喜愛搖擺樂（Swing），如Perry Como和Andy Williams，也喜歡經典如Moon River，而Nelson又不可避免地從小深受父親音樂喜好的影響。
儘管他不願承認，他始終與父親相似。Stanley住院時，阿史去探望，藥物作用之下又在醫院裏處處受限，Stanley情緒暴躁，嚷嚷着要為自己的權利奮鬥。「那一刻我覺得Nelson果真是他的兒子啊，」阿史說。Nelson大笑。
如今的Nelson，在父親的病重之時，還能把手搭在父親手上，這是他從不能想象的事情。關係已不如之前劍拔弩張，父親最近還在電話裏坦誠，自己過去並非故意，那些亦來自他所受的不完整的成長教育。同樣老去的Nelson仍清晰看得見身上來自童年的創傷，但如今他明白要學會自己舔舐傷口愈合。
錄音裏的父親在與朋友道別，說真希望我們還能一塊兒玩音樂。Nelson感到一陣悲涼，吉他裏有着渴望的味道。
結束曲，他彈唱Those were the days，60年代美國的流行曲。阿史在Stanley的卡帶裏找到了他錄下的這首歌。「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Nelson感到父親的形象變得些許不同，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了。
移動的每個此刻都是樂音
坪洲。
要是捕獲到新的靈感或是樂器，而又天氣好，Nelson能在閣樓待上一整天，忘記飲食，忘記洗手間，只有進行中的創作和試驗。
「對於鐘愛的事物，我總是極度癡迷。」他說。
與畫者相似，有各個不同時期的分野。他必須不斷尋找讓自己癡迷的東西，因癡迷也難免有賞味期限。若是找不到，他便到處行走，不停地走。
世間萬物皆為樂音，石頭摩擦的噠噠聲、拉鏈的咿咿呀呀、腳踩樹葉的沙沙聲，都充斥在Nelson的音樂之中。演奏不可預見，也沒有結果，觀眾對和諧聲律的聽覺預期會被完全打破，聲音即音符，而音樂即是此刻，即是生活。
言談間，他突然擺弄手中的吉他，沒有預兆。吉他的第一二弦各被調低了一個全音，演奏起來陰鬱、銳利。他的手指在指板上快速遊走，嘴裏發出低沉的嘶吼，繼而升高、增大聲量，如同吶喊，又迅速墜落，緩慢低語，如同神靈唸咒。
如John Cage所述，（藝術）最高形式的目的是完全無目的，人從而融入自然（The highest purpose is to have no purpose at all. This puts one in accord with nature in her manner of operation.）。世間萬物皆為樂音，石頭摩擦的噠噠聲、拉鏈的咿咿呀呀、腳踩樹葉的沙沙聲，都充斥在Nelson的音樂之中。演奏不可預見，也沒有結果，觀眾對和諧聲律的聽覺預期會被完全打破，聲音即音符，而音樂即是此刻，即是生活。
即興可以源自任何靈感。腦海裏，「有時候是公式，有時候是圖畫，有時候是音調，有時候是能量，有時候是形狀，有時候是結構，有時候什麼都沒有，有時候只是「此刻」，多少個「此刻」？是五個，還是七個，還是一半？太多，太多可能性，」他說。
過去獨居的房間裏唯有蟑螂與他作伴，鳥兒偶爾飛到窗台聽他演奏，他於是即興一張獻給蟑螂、鳥以及其他生物的專輯。今年五月他為六四記憶的唱片《九歌》錄製即興演奏，在當前語境裏反思歷史，吉他陰沉，釋放出危險而邪魅的信號，繼而工整優美的音律出現，災難過後危機四伏。他念念有詞，平靜，如同先知，而口中發出的又是無意義的、被解構了的一個個音節。「聲音也充滿情感意義，」他在唱片小冊子中寫道，「總有什麼在裏面。」
對於從事包括繪畫、電影、寫作、音樂等多方面藝術創作的阿鬼來說，Nelson也許未必對樂器玩得極端純熟，但總有着令人驚歎的表達能力──敏銳，有感受力，以及精準而迅速地將感受表現出來的能力。
相識將近三十年，兩人見面的場合定與音樂有關，通常再與酒精相互作用。不需閒話家常，不需故弄玄虛，想說的話，音樂中都訴盡了。玩音樂的時候，接收到對方的樂音，若合意，便跟隨着行進；若不合意，便堅持自己。是這樣隱約之間的交往，沒有言語。
Nelson彈奏時才有的笑容，是浸淫在音樂中由心的歡喜。阿鬼每一次都覺得很好看，他從沒告訴過Nelson。
沒有歸屬的漂亮「當下」
Nowhere.
他沒有歸屬。他自認客家人，客於這個世界。
年輕的時候，他緊緊抓住一切可抓住的慰藉：身份、文化、政治、歷史、種族、意識形態……對抗殖民主義，對抗白人優越，對抗次等公民的自卑。那個時期已過去，他不再將自己視作某個種族或文化附屬，他只不過是一個正存活着的、旅居於這地球的生物實體，他是生命、呼吸和能量相互作用之下的一次美麗的意外。
過去的已然過去，當下的正在發生，他欣然接受。此刻來源於上一時刻的選擇，而此刻又預示着下一個時刻的帷幕如何展開，人總是有着決定權。
沒有什麼是應該如此的，萬物終究都是其本來的面目。沒有什麼是能夠真正擁有的，包括身體。沒有什麼是能夠依附的，除了生命變化本身，因此依賴、安全感、佔有……皆為幻象。
死亡永遠是即將到來的日子。六十二歲的他，生命的下一課是擁抱死亡。如何死或何時死，都無足輕重，對於死亡的認知影響了每一時刻存活的方式，於是那些看似重要的、值得深深憂慮的事情，變得不值一提。他要研習如何在每一個現下裏翩翩起舞，以他力所能及的嘗試，於是亦能冷靜地面對下一秒可能來襲的死亡。
他並不想像父親一樣。父親住在老人院裏，生活不能自理，記憶變得重要。Nelson有時深夜醒來，記憶在眼前閃回，越努力反而越發模糊，他於是放棄。
「我從未在回憶中得到什麼快樂，」他說，「回憶並不能助我入睡，它對任何事情都沒有任何功效。」
沒有什麼是應該如此的，萬物終究都是其本來的面目。沒有什麼是能夠真正擁有的，包括身體。沒有什麼是能夠依附的，除了生命變化本身，因此依賴、安全感、佔有……皆為幻象。沒有什麼是重要的，除了此刻。
每一個時刻都太漂亮了，他只想好好跳起舞來。十多年前他曾出走遠行一年，去尋找一個更好的地方，但無果而歸。如今他已漸漸準備好死去，生活堅實得可以承受住更大的波瀾，他決意再次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