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中，我曾寫到：「抗爭報導」不僅僅是記錄抗爭的新聞文字，其本身就是對極權現實的抗爭。因此，報導者需要坦誠自己的反極權價值立場，並基於這種立場分別去跟自己的報導對象和讀者建立聯結。如此一來，抗爭報導者就成為運動者與公眾間的橋樑，站在了運動的內外之間。
然而，運動的內外分界並不明確，而是一個模糊而狹窄的空間，需要每個報導者時刻以反思的眼光調控自己的位置。
若離運動遠了，在政治環境越來越嚴峻、運動越來越地下化的現實中，報導者很容易被排除出運動的「信息內圈」，從而失去觀察運動的可能性。這也是為什麼在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2003年到2011、12年，記錄民間運動的記者和公民記者很多，而打壓愈發頻繁之後，能書寫抗爭題材的報導者，一隻手就能數完。
但若離運動太近，事實呈現和批判眼光，容易被同情和認可帶偏，這份記錄就會失去成為公眾窗口和歷史切片的可能性，變成又一篇宣傳文，偏離了抗爭報導的初衷。
因此，書寫抗爭報導，是一項極為壓抑的工作。書寫者在觀察、提問、寫作的每一環節，都像走鋼絲一樣，不斷覺察和調整自己的思維和狀態，保持平衡，避免被共情淹沒，或被運動甩出局。
說到走鋼絲，如果看過高空行走藝術家 Philippe Petit 的傳記電影《雲中行走》（The Walk），不難發現，走鋼絲需要的遠遠不只是專注和天分，更是關於平衡的一系列計算，風力、自重、螺絲數量、鋼絲材質等等，還有曠日持久的練習和反覆失敗。
寫作的平衡雖然沒有公式可以算，但也是精密的技術活，尤其對於抗爭報導這樣充滿變量和兩難的題材來說。以下是我自己在成功或失敗的反覆實踐中，積累下的一些關於寫作位置的想法。
成為「同路人」
從接觸報導對象開始，報導者的確需要讓對方感受到她是「同路人」。這種關係，比傳統新聞記者和受訪者之間的互信要強許多。傳統新聞中，受訪者一般只需相信記者會如實報導。而在抗爭報導中，運動者需要確信自己的談話對象不是警方的線人，還至少要在某程度上相信報導者即使被警方羈押和威脅，都不會供出自己的身份和行動計劃。最後，運動者還要相信報導者有經驗和能力，對採訪素材和成文報導做專業的安全處理。
這種信任的建立，需要報導者的着意努力。而抗爭報導者與運動者在反極權的大立場上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兩者的確是「同路人」。
即便如此，要建立「同路人」的信任並非易事。除了真誠，報導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報導者的「信譽積累」：比如有參與運動的履歷；曾寫過有風險的報導，但沒有給受訪者帶來危險；或有抗爭圈子中的資深人士願意為其可靠性背書，等等。
因此，有意嘗試抗爭報導的人，或許需要從風險係數較低，或自己人際圈子可達的運動開始。這既是積累信譽，也是探索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角色分離，盡量降低影響
既然成了運動的「同路人」，報導者很自然地會被期待對運動有額外貢獻，尤其在傳播方面。類似的要求很難全然拒絕，畢竟「閒人」是很難留在運動的現場和核心信息圈的。面對這種情形，我一般會採用兩種方法來處理：影響最小化和角色分離。
先說「影響最小化」：當我被要求協助一些事務性的工作時，我會盡量用運動本來的方式去完成。
比如，在跟訪「709案」家屬團時，我陪同家屬們去天津檢察院現場舉牌後，她們驅車趕回北京，又希望現場發生的事能儘早傳播，於是她們問留在天津酒店裏的我能否替她們寫當天的情況說明。於是我模仿家屬的操作方式，寫了一個簡短的說明，用匿名的方式通過她們常用的渠道發布，而沒有使用自己作為職業撰稿者的名字或熟悉的媒體平台。這樣除了說明文字早了一兩個小時出現以外（當然，不能否認這也是一種影響），對運動本身具有的資源和影響力沒有帶來多少改變。
「影響最小化」的操作方式，僅適用於作為報導者身處運動當中。但報導者的身份不是一成不變的，完成報導工作以後，我有可能會轉變為運動的參與者，但身份流變之後，就自覺不再回到該運動報導者的角色上。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在保持報導獨立性的同時，保持自己留在運動信息圈中的方式。
「角色分離」的原則，適用於報導對象期待報導者為運動做貢獻的時候。比如，我在做佔中波及的公益人寇延丁的人物報導時，她之所以願意接受採訪，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能參與推廣她當時在做的「128天耐力行走」，這當然藴含着正面評價的期待。
這種情形中，我不得不拒絕一些期待。我會跟採訪對象溝通自己能做到的程度，比如先寫一篇專欄或轉發一些微信朋友圈，報導之後再看是否能參與更多。同時，我會用不同的文章、平台或筆名完成這種更「參與」的角色。
「角色分離」有點像在一個場景中將自己分離成兩個人，一個作為運動的參與者，一個作為報導者，兩個人要儘量不同的空間和文本中活動，前者是為了保障後者的獨立性而存在的，但前者太強難免干擾後者，因此要盡力限縮前者的活動範圍。
適時的「距離提醒」
在抗爭報導的採訪過程中，報導者與採訪對象在高壓的運動中緊密相處，又經常被作為傾訴對象。運動者很自然地會對報導者建立越來越多的情感聯結，以至於他或她會展現出越來越多原本不願意公開的信息。
這對於報導者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她既需要、想要知道這些信息，倫理上又不應該讓對方在誤解中透露這些。於是，及時恰當地做「距離提醒」就成為必需。
在「709」家屬團的採訪過程中，由於長時間與家屬團的中心人物、被捕律師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相處，我會看見她因其他家屬的誤解而感到失望和抱怨。這個時候，若僅作為朋友，我應該儘量讓她傾訴，並肯定她感受的合理性。但作為報導者，我的選擇是在傾訴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告訴她：我在採訪中經常會看到運動中複雜的一面，比如運動者間的信任並非理所當然，很多當事人會希望我只報導運動美好的一面，但我認為，向公眾展現運動的複雜性也是報導者的責任。
我的「坦白」在提醒王峭嶺：我是一個報導者，她跟我的對話默認是「on the record」的。這個時候，王峭嶺就能調整她的期待，並及時告訴我哪些內容她希望「off the record」，我也能趁此機會，跟她談我打算如何呈現運動的複雜性，使之能有助於公眾更立體真實地理解運動，而非流於對運動內部矛盾的「爆料」。
「距離提醒」在我看來是最考驗抗爭報導者功力的技術，我也曾不止一次因沒有控制好情感距離，而與採訪對象發展出過於親密的關係，這個時候我就只能向編輯說明自己喪失了獨立資格，不得不終止這個題目的寫作。放棄，有時是專業操守的最後一道防線。
批判性眼光
距離失控除了會導致信息獲取的倫理問題，更深刻的可能是讓報導者失去「批判性眼光」。說到批判，當然涉及立場和參照系，對於抗爭報導者，參照系就是她秉持的「價值籃子」（這個概念在「書寫抗爭」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有詳細介紹）。報導者若對運動或運動中的人產生基於情感的認同，自然就會或多或少地失去理性批判的能力和可信度。
但是，擁有「批判性眼光」，並不等同於報導者能在新聞中直接寫出自己的評判，相反，她僅僅是應向讀者呈現運動可供評判的事實，由讀者自行判斷，而不是將自己的結論扔在讀者面前。
在我去年的作品《寇延丁：128天煉獄，100公里的救贖》的原稿中，我雖然始終帶着「批判性眼光」觀察她的「128天耐力行走」。但由於我自己對她堅持的「避免觸怒官方的温和建設」的有效性持保留意見，我在文章中着意加入了他人對寇延丁的行動認為「意義有限」的評論。
回看這篇文章，我會覺得自己雖然沒有直接寫出主觀意見，但仍然是過於「有態度」地呈現。更好的做法應該是，用更多事實描述來代替直接評論，讓讀者自行做出對運動有效性的理解。事實上後來文章發表時，編輯也較多刪去了他人評論的部分，這是相當有見地的修改。
安全倫理的考量
在中國大陸抗爭風險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很多人會對公開報導是否會對運動安全造成負面影響提出擔憂。報導者作為運動在反壓迫立場上的「同路人」，在公開報導的同時，儘量保障運動的安全，確是重要的能力和責任。
在我的經驗裏，關於安全的考量可以分為兩種主要的類型：一是對真實安全風險的判斷；二是考慮運動者對安全的心理需求。
關於真實的安全風險，有兩條安全防線可供參考：一條是運動者已自行公開的信息，一條是與運動直接對壘的當局已經知道的信息。
第一條防線很容易理解，大多數關於打壓和行動的信息，運動者出於製造輿論的需要，已經自行公開，只是沒有經過專業寫作者的處理和正式的媒體發表，難以被公眾獲取和理解。報導中使用這一類信息，是沒問題的。
第二條防線，涉及到報導者在採訪中觀察和了解到的運動信息：比如抗爭怎麼組織和形成，抗爭中使用的手段和技巧是什麼。造成讀者和受訪者擔憂的，往往是這一類信息。我個人的考量標準是：這些信息是否是與運動者直接博弈的警方已經知道的？
例如，在温州抗拆十字架的報導《十字架之戰》中，我寫到抗爭者大量購買強光手電筒，在官方聘請的強拆者深夜爬上教堂頂端時，照射他們眼睛，成功抵抗過強拆攻勢。這自然是強拆者已經知道的信息。與之類似，同一文章中還寫到一間教堂將遭遇強拆時，會動員附近教堂的信眾都參與守護，這也是官方已知的情況，我採訪時，官方已經動用過多種手段阻止外堂信眾的參與。因此，報導這類信息不會對運動造成更多泄密，但會增進公眾對運動的了解。
對於直接對壘方仍不知道的運動策劃信息，我基本不會在報導中使用，如果確需使用，則會用匿名或模糊化處理，使之不造成安全問題，並向運動者再次確認同意。
另外一類考量——「運動者對安全的心理需求」則是指類似這樣的情況：曾有一名受訪者希望我不要在報導稱他為「維權人士」或「人權捍衞者」，擔心會增加安全風險。但我若不這樣介紹他，普通讀者很難立刻理解他的身份和角色。
這時，我就需要詳細地與他探討：用這樣的稱謂是否真的會對他造成額外的危險。例如，我會提出，根據大量的案例，官方並非根據一篇報導中如何稱呼一個人，來決定對他打壓的程度，而是根據當下的管制政策、他的具體行為，以及奉命關注他的警察所提供的信息等等。因此報導中的稱呼，往往不會帶來風險的升級，相反，打壓發生前公眾對他有一定的認知度，會增加官方對打壓時的考量和壓力。
這樣的溝通之後，如果他仍然堅持原來的看法，我就會接受他的要求，並當即與他一同決定要如何在文章中描述他的身份。例如，描述可能會改成「長期關注某議題的人士某某」，或出現他時使用化名。畢竟，一個問題，到底是真實的安全風險，還是過度想象的風險，往往不能精確計算的。若真的發生危險，將面對壓迫的，是他而不是我。
抗爭書寫的歷史意義
或許會有人問，考量再多也難以萬無一失，那為何不先保持沉默，等待可以說的一天？
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因為運動要獲得公眾支持及輿論保護，若僅靠宣傳，效果非常有限，需要有更多人對運動和運動者產生基於了解的親切感和認同感。
另一方面，儘管很多人會說「等到中國民主了，我就寫回憶錄」等等，但若看看二戰和東歐等經典極權題材，不難發現，可供了解研究的文本之少，與歷史之重大相比，簡直難以理喻。在黑暗時期結束之後，能寫出抗爭回憶的人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經歷過驚心動魄後，都難以回首其中複雜與痛苦。何況，回憶也經常會根據結果被改寫。因此，在壓迫和抗爭正在發生的當下，抗爭的書寫者努力留下的片段記錄，有可能就會成為後來人理解這段歷史的珍稀文本。
（趙思樂，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2015人權新聞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