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宥的岔路：北捷案裏的道歉、平撫與司法歷程

邱木森趕赴醫院時，結縭多年的妻子，已成為一具冷屍。

「我真的沒辦法相信，整個人癱軟。隔天是我太太生日，我們都已經計畫好要去龜山島。不只龜山島，還有上海、日本、金門，我們還有好多地方要去，她卻再也去不成。」

無怨無悔的結髮妻子

邱木森是高雄人，1971年7月1日舉家搬遷到台北。1980年，邱木森甫退伍，到裕記成衣公司的整理部門就職。1970年後，台灣紡織業起死回生、利潤當好，許多偏鄉女孩紛紛入城，邱木森因此結識了來自台東池上的潘碧珠。

「當時我們幾乎每天都加班，但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爆發，公司貨船被扣押、拍賣，多出很多空檔，剛好出貨量也到一個階段，下午沒事，同事們就相偕到西門町獅子林打保齡球，也才有機會跟我太太熟起來。」

潘碧珠當時剛北上，想認識台北，邱木森想，彼此都單身，便自告奮勇帶潘碧珠在西門町亂繞。「過程中，我們兩人聊得很投機，所以就約她下次單獨去碧潭。後來我們騎着摩托車去，當天第一次牽手，接着就慢慢慢慢相互關懷。」

兩人交往半年，潘碧珠懷孕了。邱木森向潘家提親，老丈人仍捨不得潘碧珠這家中最小的女兒吃虧，要求邱木森必須按傳統明媒正娶。邱木森領着丈人的意旨回報母親，托請鄰居說媒。等日子一切排定，潘碧珠已經懷胎7個月。1983年，邱木森的大兒子出生，1984年，又生了老二。

這期間，他決定轉換跑道：「在成衣公司，我每月收入大概有兩、三萬，但因為生了孩子，就決定轉行開計程車。」邱木森說，開計程車收入每天少說一千塊，就算扣掉油錢，也還有八、九百塊，重要的是時間彈性，可以兼顧家務。

邱木森每月固定給母親家用，其餘薪水，都交給潘碧珠打理。「但沒想到，我爸居然一直跟她們兩人要錢！」邱木森的父親染賭，癮頭起起落落，邱木森原以為成家後父親能體諒他要維持家庭的辛苦，沒料到父親變本加厲，不但把他給母親的錢都拿光，還威脅潘碧珠「若不給錢就要動手！」邱木森一家四口決定搬走，正式與父親關係決裂。

回望過去，苦不堪言。若非潘碧珠，邱木森難以持撐。「小兒子當時剛學會走路，而我連租房子的押金都沒有。最後是弟弟借我錢，才有辦法搬出去。」邱木森一家租房約3年，潘碧珠覺得「總把房租都繳給人也不是方法」，恰逢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房價掉入低谷，邱木森決定開始找房。

「我曾問過我太太：『若我有不測，妳會否等我？』，她說當然會，我們要生生世世永世結為夫妻，如果有輪迴，不管誰先走，來世一定要再結姻緣。」邱木森沒有想過，潘碧珠才是兩人中那個不測之人。

邱木森的「起家厝」（台語，指住了這間房子後運勢漸佳）是位於三峽的一棟透天厝（指從地下到上面產權都是獨立的房子，一般坪數不會太大，多3層樓高）。這棟房是法拍屋，只需48萬（約11.6萬港幣/1.5萬美元/10萬人民幣），即便價格不高，但仍舊是邱木森付不出的款項。「是我太太變賣陪嫁，加上跟車行還有堂妹借錢，我們才有錢繳頭期款。」但這房子只有遮風避雨的外殼，內部家徒四壁。邱木森一家四口長達15天沒水沒電，甚至打地舖睡覺好長一段時日。

「這樣辛苦的日子，我太太一句怨言也沒有。我去開車，她一個人照顧兩個小孩，還去包手工來做。」邱木森說，潘碧珠很注重細節，深受老闆賞識，靠着手工，一個月收入可有上萬塊，一家四口的生活，在搬到三峽的第2年日趨穩定，兩個小孩上了幼稚園，潘碧珠白天便去工廠工作。

1999年，邱木森的表姊介紹他們夫妻倆一位經營清潔公司的前輩，「那位前輩想轉換跑道，我們打聽了一下，他每個月做下來都有三、四萬塊，當時剛好遇到第三次石油危機，景氣動盪，我跟太太想了一下，決定接手清潔公司來做。」每天早晨，邱木森會出外開車，由潘碧珠負責進行大樓基本的內部打掃；下午，邱木森會前去協助潘碧珠處理較為粗重的工作。

夫妻倆靠着打掃大樓，辛苦了兩年，存下另筆積蓄，在三峽原住處買下第二間房，預計日後留給老二。由於兩人收入漸豐，之後又遇社區有人便宜賣房，他們再度頂下。晚幾年，又在板橋購買兩間小套房，一邊出租收取收入，並以貸款養房。

邱木森買下板橋兩間套房時，捷運板南線正在施工。板南線準備通車時，潘碧珠卻決定賣屋。「我太太說，當初養房是為了孩子，現在孩子大了，手頭寬裕，不必計較。」那之後，邱木森與潘碧珠開始了半退休的生活，只要有連續假日，就四處旅行，每年過年，則必定環島一圈。

夫妻倆的生活簡單、規律，總以為會平凡地終老一生。「我曾問過我太太：『若我有不測，妳會否等我？』，她說當然會，我們要生生世世永世結為夫妻，如果有輪迴，不管誰先走，來世一定要再結姻緣。」邱木森沒有想過，潘碧珠才是兩人中那個不測之人。

未感受到鄭捷的歉意

2014年5月21日，潘碧珠和邱木森到承包打掃的大樓，解決飲料店亂接廢水所造成的積水與臭味問題。兩個人忙到中午，只剩一點收尾工作，潘碧珠向邱木森說，因吃了皮膚過敏藥，感覺昏沉，想早點回家休息。邱木森本要送她回家，但潘碧珠認為捷運班次準時，接駁方便，平常也總安全到家，沒必要接送。邱木森聽了她的話，水管改接工程收尾後，便外出跑計程車賺外快。不一會，大雨落降，邱木森心裏突感慌亂，他強壓下來，「結果5點多，接到兒子電話，說我太太在捷運上，出事了。」

一名就讀東海環工系的學生鄭捷，在下午4點10分，與潘碧珠同搭上由國父紀念館往永寧站方向列車。4點24分17秒時，鄭捷抽出背包內的鈦鋼刀，刺殺了正觀看手機的解青雲；又於4點24分31秒，殺害了閃避不及的張正翰，4點24分46秒，李翠雲成為這起事件的第3名死者，潘碧珠，則在4點25分13秒，遭鄭捷持刀刺入。

潘碧珠曾有機會免於一死。鄭捷在車廂拿刀傷人時，情況慌亂，乘客各自奔逃，無暇顧及他人，但潘碧珠並不。大難臨頭，她卻先救了一位慌張跌倒的女子。潘碧珠因此遭鄭捷刺傷右頸部，造成右頸總動脈、靜脈橫斷銳創，大出血致出血性休克死亡，送醫後，已不治身亡。

警察待趕赴醫院的邱木森情緒平復後，請他製作筆錄。刑事流程結束，邱木森決定親自為潘碧珠淨身。「我擦到她的肩頸部，那是傷口，有紗布蓋着，但我不敢看。」邱木森望着不瞑目的潘碧珠良久，才輕聲傾訴：「事情發生了，妳安息，孩子和孫子，我都會盡力照顧。來生有機會，我們再做夫妻。」

痛失相知相惜一世的牽手，邱木森的情緒難以平撫。但他說，第一時間，自己沒有非致鄭捷於死地不可。「鄭捷還是學生，會做出這樣天理不容的錯事，內心應該曾受傷害。他很年輕，將來還是有前途，若有心悔改，我可以放他生路。」邱木森相信宗教信仰可以支撐自己走過苦痛，「只要鄭捷願意懺悔、道歉，再大仇恨都可以放下。可是一直到他伏法，我都不覺得他有道歉。」

若回顧審判過程，鄭捷其實不只一次作出道歉，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邱木森感受不到鄭捷的「誠意」，進而轉為支持鄭捷判死？

「每次出庭，鄭捷都沒有正視過我們，其次，是他出庭第一次道歉，是向高中老師，而不是向被害者家屬道歉。」

「整個審判過程，他父母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給我過。根據媒體報導，他父母在事發後就搬家，這樣的情況，我們被害者家屬要怎麼原諒起？」

除此之外，因鄭捷的辯護律師主張針對鄭捷的精神鑑定再行釐清，也讓邱木森認為，鄭捷的辯護律師只是想藉此保護個人名譽、爭取勝訴，「他們一直無所不用其極想把案子平反掉，所以一直想說鄭捷有精神異常，好讓鄭捷可以由死刑變無期徒刑。」

邱木森的失親至痛未隨時間緩解。而司法交鋒過程，更使邱木森的負面情緒無法轉圜。

司法程序的自我設限，再加上輿論鋪天蓋地地批評，以及鄭捷父母沒有現身面對公眾，最終讓邱木森對鄭捷的教化可能性不抱希望，「他無依無靠，沒朋友、父母不理，社會容不下，他當初犯案就是覺得孤單才會這樣做，如果不死，有機會特赦或假釋，會不會又再計畫去殺幾個人？」

2015年2月3日，鄭捷在新北地方法院一審開庭，法院所傳喚的精神鑑定人沈勝昂曾說，鄭捷在中小學階段，仍對世事有所反應，但因遇到挫折選擇退縮、不面對，才導致外界所感知的無感狀態。「這種選擇導致他無法把事情想清楚、缺乏彈性、陷入自己的思考邏輯。」沈勝昂也特別提到，鄭捷幾乎沒有對父母表達過反對意見，「但實際上他有很多意見。因此，若家人願意修補，對鄭捷的再社會化、再教化會有幫助。」

除了沈勝昂所描述的人格特質，鄭捷在被捕後被確診出罹患「葛瑞夫茲氏症」。這是鄭捷的律師黃致豪主張再做精神鑑定的理由——希望釐清疾病對鄭捷人格與行為的形塑是否有影響，同時也藉以讓被害者家屬理解為什麼他們「無法感受鄭捷歉意」。

葛瑞夫茲氏症

但這樣的主張，因為輿論對重大刑案必須判死的正義想像，經常使法院對此缺乏興趣。值得警覺的是，法院對釐清精神鑑定與犯罪動機間的關聯不夠縝密，卻又將精神鑑定當成量刑的重要判斷。加上缺乏對犯罪者的生命史的追溯與理解，將使得社會無法深入探討此類型重大刑事案件。

司法程序的自我設限，再加上輿論鋪天蓋地地批評，以及鄭捷父母沒有現身面對公眾，最終讓邱木森對鄭捷的教化可能性不抱希望，「他無依無靠，沒朋友、父母不理，社會容不下，他當初犯案就是覺得孤單才會這樣做，如果不死，有機會特赦或假釋，會不會又再計畫去殺幾個人？」

和邱木森約訪時，鄭捷已經伏法。他穿着熨燙整齊的襯衫、西裝褲，腰背直挺，幾乎全程冷靜、平穩地回顧這場悲劇。只在談及未能和潘碧珠走完人生時，悄悄地眼泛淚光。邱木森說，鄭捷伏法，對歷經人生各階段風雨的自己來說，是一個暫時的句點。「但說到底我們被害家屬最希望的是，政府要去探討這些事情為什麼發生。」不過事發後政府的各種應對態度，讓被害者家屬感到十分失望。

疏漏的北捷毫無作為

2014年6月3日，台北市議員徐佳青質詢台北捷運公司時指出，事發時，有位被砍四刀的倖存者撳壓列車緊急紅色按鈕、立即報案。「當事人告訴我，列車從龍山寺站開出之後，4點25分10幾秒時他已經按下按鈕，但是沒有聲音。他不敢離開車廂，因為知道按鈕按下去必須在那裏等候回話，他站在那個地方足足站了3分鐘，結果鄭捷走過去又走回來，總共砍他四刀。」這起事件中許多倖存者事後回顧時也紛紛指出，負傷的自己在捷運列車好不容易停下、開啟車廂門後，發現竟然還得拿悠遊卡才能通過閘門，並且不知道救護車在哪、要往哪個出口才能得到醫療協助？

「回想起來，我覺得台北這個地方非常冷漠。」死者張正翰的母親張素密說，「事發當天我們趕到醫院，見不到任何一個政府部門的人出面。北上3天，在第2天才終於見到捷運公司的代表，但也只跟我們談錢，說乘客買票入站有乘客險，會給我們400萬（約97萬港幣/12.5萬美元/84萬人民幣）。」匆忙北上的張素密夫婦沒帶換洗衣物，除車資也無多餘金錢，「第3天我們要回嘉義籌辦後事，葬儀社要求我們必須先結清，詢問捷運公司可不可以先幫忙？他們卻說『我們沒有這種預算。』」

據日後議會質詢書面紀錄記載，捷運公司表示，除慰問金外，還會派輔導人員對被害者進行關懷，「但事情發生後，根本沒有人來關心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支持系統，像是一個生命流失，導致一個家庭也在流失——我們受害者家屬就是躲在黑暗的角落自己療傷……」張素密感嘆。

「整件事情政府都很被動。明明是一件對社會來說很嚴重的事，但從頭到尾，只看到中央跟地方互推。」事發後，新北市府曾派官員前往慰問，「來了卻像作秀，於是我通通把他們趕回去。至於台北市則沒有反應，一直要到媒體披露，當時的市長郝龍斌才派人處理後續。」所謂後續，是否認台北捷運公司在此次事件應肩負任何責任，「然後說，會給受害者家屬賠償金。」

「台北捷運公司希望這件事可以用錢交代。我說『我不缺你這200萬』，就丟還給他們。之後台北捷運公司派一個副課長跟課長來，說跟保險公司凹，凹到400萬，說我要再高（更多補償金）就得打官司。」邱木森沒退讓，聯合其他受害者提起民事訴訟。這樣的爭訟過程也曾引起質疑：殺人者不是台北捷運公司，為何要台北捷運公司負責？但這起事件中，許多倖存者確實遭遇捷運公司在處理流程中的各種疏漏。

儘管如此，台北捷運公司當時僅針對慰問金做出明確表示，對於是否需要負擔刑事責任一事，強調一切已進入司法程序調查。這起爭訟，在2015年7月落幕：檢察官決定不起訴。

「整起事件，根本沒有調查目擊者。」邱木森感嘆，當時一共有4位被害者透過律師顧立雄對台北捷運公司提起民事訴訟，「顧立雄曾對我們說，這件事的結果很可能只有4個字：官官相護。一定告不贏。而最後果然法院就聽台北捷運公司說，它們有照SOP走、人不是它們殺的，它們也覺得自己是被害者的說法，不了了之。」

台北捷運公司被「司法認證」沒有責任後，就再也沒有和被害者有任何接觸。而迄今邱木森也不認為捷運公司針對乘客安全，多做了什麼有效的防護措施。

遷離，移動，在潘碧珠死後，成為邱木森倖存人生的核心。「我太太滿百日後，我開始帶着我太太的照片到處走，想透過旅行淡化內心的傷痛。」

「想起來還是難過。前半年最難熬，回到家，都以淚洗面，躺在床上空虛一人，半夜難以入眠。」邱木森說，2011年時，他和潘碧珠規畫退休生活，買了卓蘭一塊地勢平坦的農地，打算等孫子再大一點，要移居至此耕作。夫妻兩人每週都到這片農地除草整地，種栗子南瓜還有橘子，「橘子好不容易嫁接成功，正要成長，我太太卻走了。她走的那一年，南瓜開花結果，老柚子也結實纍纍，落差太大，將近一年多我都不敢去整理。」這片豐饒的農地，最後廉售。

「不敢」的情緒，不只在這片田園蔓延，也在邱木森胼手胝足打拚成立的家屋。潘碧珠在世時，大兒子一家和邱木森夫妻同住。因為媳婦剛當母親，不知道怎麼帶小孩，幾乎所有瑣事都由潘碧珠跟他打理。「孫子跟我和我太太跟很緊。我太太過世後，他幾乎每天吵着要找阿嬤，我只能哄他說：『阿嬤去醫院，小孩子不可以去，會生病，我們乖乖等阿嬤回來。』」

一次假日，邱木森帶着大孫子去淡水，晚餐吃麥當勞，「吃到一半，剩薯條跟蘋果派，我孫子突然說：『我要帶回去給阿嬤吃。」孫子的反應，一面讓邱木森感動，一方面，卻也再度喚醒難以撫平的痛。最後，他決定搬離他與潘碧珠結婚起家、育子晟孫的幸福地方——邱木森搬離台北，寡居在高雄前鎮，僅偶爾北上，探望孫兒。

遷離，移動，在潘碧珠死後，成為邱木森倖存人生的核心。「我太太滿百日後，我開始帶着我太太的照片到處走，想透過旅行淡化內心的傷痛。」我沒敢問他，這樣的平撫方式，是否成功，只在與邱木森訪談結束前，專心看他存放在手機裏一張又一張他與潘碧珠的合照——

照片裏，無論地點移換、時光流轉，夫妻兩人的動作、穿着、表情從未變化。「我把我們最完整的合照找出來，把人影剪下、輸出成大圖，到我們來不及一起去的地方，自拍。」我看着邱木森手機裏存放的大量自拍照，暗暗祈禱文化理論大師克里斯蒂安．麥茨所言為真：「死亡使我們從一個世界進入到另一個世界，攝影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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