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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哪個Bob Dylan?

也許,這便是Dylan得獎對台灣的意義。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去看到後來的Dylan,如何面對他自己的歌。


2015年巴西藝術家Eduardo Kobra參照Bob Dylan三個時期形象繪製的壁畫。
2015年巴西藝術家Eduardo Kobra參照Bob Dylan三個時期形象繪製的壁畫。攝:Craig Lassig /REUTERS

2011年,Bob Dylan第一次來台灣演出,距離他從明尼蘇達的小城前往紐約50年,離不知道的誰把第一張他的唱片帶到台灣將近40年。小巨蛋演唱會過後的那個晚上,在Facebook看到了一篇朋友的轉貼。作者是個中年男子,大意是說,自己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聽Dylan,但那天晚上的編曲卻面目全非,整個破壞了他的青春回憶。

「他忘了在結尾加上一句Judas啊」,我這樣回了朋友。那篇文章裏的憤愾之情幾乎讓你想起1966年的倫敦亞伯廳現場。那一年Dylan拿起電吉他,把民謠的歌詞唱進搖滾的節奏,左派的民謠音樂愛好者直指這是一種背叛。

當Dylan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在Facebook上洗版,從假新聞變成了超現實的新聞,在一篇篇的讚文、酸文、帶着讚美的酸文之間(像你知道的,裏面包括了Leonard Cohen、Bruce Springsteen與Irvine Welsh),我不自覺想起了那個中年男子,想他會貼出什麼樣的文章,想這個獎與各式各樣的文章,是給哪一個Dylan的?

在台灣,帶些文藝愛好的青年乃至中年們,對Dylan是那麼熟悉。我們都知道Dylan影響了一代民歌運動的歌手,我們知道羅大佑有一本翻爛的Dylan歌詞集,我們知道為了唱自己的歌而跳上台的李雙澤,未發行的卡帶裏錄了一首〈Blowing in the wind〉。電影、攝影、文學,各個領域的一代人都在他的歌裏看到和自己相連的東西。在除了美國夢以外少有出口、苦澀微冷的戒嚴年代,Dylan代表了一種不是那樣的美國的美國夢,一個不只是物質繁華與冷戰體制的未來。

再晚一些,我們知道了,前往紐約的他,在一家療養院找到老去的Woody Guthrie。那把貼着「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的吉他已經不在,Guthrie對着19歲的年輕粉絲說,「是啊,我還沒死。」我們也知道他從左派民謠傳統與黑人藍調取得靈感,用着各種直白卻又難解的隱喻,寫了一首又一首歌。當Allen Ginsberg回到離開多年的美國,聽完朋友帶來的Dylan唱片,因為喜悅而輕聲哭了起來。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由美國著名歌手、詩人Bob Dylan奪得。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由美國著名歌手、詩人Bob Dylan奪得。攝:Pierre Godot/AP

在風雨將至的1960年代中期,Dylan像一個先知,從面目清楚的抗議民謠開始,接着在歌詞裏寫上愈來愈多超現實的象徵與困惑,然後他將音量開大,彈起電吉他,用撕裂自己的車速全速向前,捲進整個時代的喧囂、徬徨與蒼白。

時代正在改變 而大雨,大雨將要打下 每個人都在大喊,你站在哪一邊 有件事在那發生,可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不是嗎,瓊斯先生?

一把木吉他,一支口琴,一名抗議歌手,或者一個叛徒,一位動盪時代的失去神祇的祭司。我們是那麼知道Dylan,知道得像是他死在1966年7月的那場車禍一樣。

但Dylan並沒有死。在我們還停在1966年的時候,他已經沉浸過藥物,皈依過耶穌,有過離群索居,有過票房慘淡的巡迴,離過兩次婚,參加了幾位好友的葬禮。時代的風潮落下,他的歌曲很少直接寫到政治與社會,但是下一代的樂手都說受到他的影響,也在這時,各式各樣的頒獎典禮填上了他的名字。不過這些都像是與他無關了,從1988年開始,他帶着樂隊踏上了Never Ending Tour的旅程,一直到現在。(是的,在諾貝爾基金會聯絡不上Dylan的現在,他們正在美國德州的El Paso。)

這樣,我們便在那天的結尾聽到了幾乎辨認不出來卻分外美好的〈Blowing in the wind〉。

前奏開始的時候,全場幾乎沒有觀眾發覺接下來是哪一首歌,直到他開口唱道: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算是一個人台下才傳來驚呼。但是場內很快又靜了下來,觀眾席上似乎有些疑惑起來,那旋律完全沒辦法跟着唱。

歌詞跟記憶裏是一樣的,卻不曾沿着耳朵期待的旋律前進。電風琴、吉他、貝斯、小提琴、鼓交織疊起,有時像是另一首古老的草根藍調,有時又像是唱片裏某一小節的變奏。不斷延伸重複,沒有起伏高潮,沒有懷舊的合唱時間。而Dylan的聲音就在裏面,半唸半唱之間,有時熟悉的調子一閃而過,像是漫不經心的囈語,卻又十分精準,彷彿這首本來就該是這樣唱的。那些辨認出來的碎片,讓你有着錯覺,這首歌是演出前才剛寫好的,卻又讓你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聽到的時刻。

大部分歌手翻唱Dylan總是中規中矩,同輩的Jimi Hendrix跟Neil Young,就算電吉他飆得再猛烈,但只要一開口,就可以辨認出那是Dylan的歌。晚輩的Eddie Vedder跟Cat Power都有着獨特的歌喉,唱起Dylan卻一一照着譜。連以實驗噪音跟隨性低傳真著稱的Sonic Youth跟Stephen Malkmus,也不曾改動編曲,像是剛買了吉他的高中生。只有Dylan自己,把那些歌唱得面目全非。

那像是說,Dylan知道,即使唱得跟唱片一樣,這些歌也不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了。經歷過1960年代青年反文化風潮與流行唱片工業的起落,作為其中神話的一部分,他知道那些歌詞所要傳達的訊息,只會隨着不斷複製而消失。即使帶着溫暖與敬意,那些歌也註定磨損,失去銳角。要帶回那個歷史時間點上的寶貴事物,只有自己重新敲打,直到它們像是為此時此地而作,不再是唱給一個懷舊的夜晚。

這或許可以看作是Dylan對Guthrie的回應。當流行歌曲不再有能力指向世界,世界卻再一次動搖,等待着新的聲音。在這樣的時代裏,Dylan讓歌曲回到了古老的模樣。那時,音樂甚至還不是透過黑膠唱片與廣播電台來傳播。在一個一個城鎮,不同的歌手各自在同一首曲調加上那天的故事,關於隔壁礦場的吝嗇老闆,關於跌到河裏的醉酒老爹,關於兇殺,關於被男人拋下的愛情。沿着公路,他們一路唱下去,換一個三明治跟一晚住宿,直到整首歌變成新的調子。這樣的歌離我們已經太遠,但是走出演唱會大廳的時候,你會發覺自己跟那些巡迴歌手有些靠近起來。在下一次哼起熟悉的曲調時,你將會想起那有些陌生的版本,想起在不同的聲音之間歌詞所沒有唱出的事物。

這20年的幾張專輯裏,Dylan一頭鑽進美國的土地,鑽進藍調、搖擺樂、民謠、福音、草根的歷史地層。在現場聽着新歌與舊作,不禁會覺得,它們都屬於更早更早的一個夜晚,像是他在〈Desolation Row〉裏唱的,你提到的這些名字,是啊,我知道他們,他們的腳都瘸了,我得重新排列他們的臉,給他們另一個新的名字。

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主為Bob Dylan。
要帶回那個歷史時間點上的寶貴事物,只有自己重新敲打,直到它們像是為此時此地而作。 攝 : Luciano Viti/ImagineChina

比起抗議的歌手與顛狂的先知,現在的Dylan更像一個巡迴樂隊的領班,並不激越也沒有煙硝,他不是誰的代言者,只是讓那些歌重新與觀眾相遇。那可能並不助於回憶青春,卻與此刻更加靠近。也許,這便是Dylan得獎對台灣的意義。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去看到後來的Dylan,如何面對他自己的歌,看到在沒有先知的時代,該怎麼開口歌唱。

至於流行歌詞算不算詩的問題,我想,從那些不斷在磨損之間重唱的歌聲裏,沒有回信的他已經給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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