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Bob Dylan第一次來台灣演出，距離他從明尼蘇達的小城前往紐約50年，離不知道的誰把第一張他的唱片帶到台灣將近40年。小巨蛋演唱會過後的那個晚上，在Facebook看到了一篇朋友的轉貼。作者是個中年男子，大意是說，自己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聽Dylan，但那天晚上的編曲卻面目全非，整個破壞了他的青春回憶。
「他忘了在結尾加上一句Judas啊」，我這樣回了朋友。那篇文章裏的憤愾之情幾乎讓你想起1966年的倫敦亞伯廳現場。那一年Dylan拿起電吉他，把民謠的歌詞唱進搖滾的節奏，左派的民謠音樂愛好者直指這是一種背叛。
當Dylan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在Facebook上洗版，從假新聞變成了超現實的新聞，在一篇篇的讚文、酸文、帶着讚美的酸文之間（像你知道的，裏面包括了Leonard Cohen、Bruce Springsteen與Irvine Welsh），我不自覺想起了那個中年男子，想他會貼出什麼樣的文章，想這個獎與各式各樣的文章，是給哪一個Dylan的？
在台灣，帶些文藝愛好的青年乃至中年們，對Dylan是那麼熟悉。我們都知道Dylan影響了一代民歌運動的歌手，我們知道羅大佑有一本翻爛的Dylan歌詞集，我們知道為了唱自己的歌而跳上台的李雙澤，未發行的卡帶裏錄了一首〈Blowing in the wind〉。電影、攝影、文學，各個領域的一代人都在他的歌裏看到和自己相連的東西。在除了美國夢以外少有出口、苦澀微冷的戒嚴年代，Dylan代表了一種不是那樣的美國的美國夢，一個不只是物質繁華與冷戰體制的未來。
再晚一些，我們知道了，前往紐約的他，在一家療養院找到老去的Woody Guthrie。那把貼着「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的吉他已經不在，Guthrie對着19歲的年輕粉絲說，「是啊，我還沒死。」我們也知道他從左派民謠傳統與黑人藍調取得靈感，用着各種直白卻又難解的隱喻，寫了一首又一首歌。當Allen Ginsberg回到離開多年的美國，聽完朋友帶來的Dylan唱片，因為喜悅而輕聲哭了起來。
在風雨將至的1960年代中期，Dylan像一個先知，從面目清楚的抗議民謠開始，接着在歌詞裏寫上愈來愈多超現實的象徵與困惑，然後他將音量開大，彈起電吉他，用撕裂自己的車速全速向前，捲進整個時代的喧囂、徬徨與蒼白。
「時代正在改變」 「而大雨，大雨將要打下」 「每個人都在大喊，你站在哪一邊」 「有件事在那發生，可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不是嗎，瓊斯先生？」
一把木吉他，一支口琴，一名抗議歌手，或者一個叛徒，一位動盪時代的失去神祇的祭司。我們是那麼知道Dylan，知道得像是他死在1966年7月的那場車禍一樣。
但Dylan並沒有死。在我們還停在1966年的時候，他已經沉浸過藥物，皈依過耶穌，有過離群索居，有過票房慘淡的巡迴，離過兩次婚，參加了幾位好友的葬禮。時代的風潮落下，他的歌曲很少直接寫到政治與社會，但是下一代的樂手都說受到他的影響，也在這時，各式各樣的頒獎典禮填上了他的名字。不過這些都像是與他無關了，從1988年開始，他帶着樂隊踏上了Never Ending Tour的旅程，一直到現在。（是的，在諾貝爾基金會聯絡不上Dylan的現在，他們正在美國德州的El Paso。）
這樣，我們便在那天的結尾聽到了幾乎辨認不出來卻分外美好的〈Blowing in the wind〉。
前奏開始的時候，全場幾乎沒有觀眾發覺接下來是哪一首歌，直到他開口唱道：「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算是一個人」台下才傳來驚呼。但是場內很快又靜了下來，觀眾席上似乎有些疑惑起來，那旋律完全沒辦法跟着唱。
歌詞跟記憶裏是一樣的，卻不曾沿着耳朵期待的旋律前進。電風琴、吉他、貝斯、小提琴、鼓交織疊起，有時像是另一首古老的草根藍調，有時又像是唱片裏某一小節的變奏。不斷延伸重複，沒有起伏高潮，沒有懷舊的合唱時間。而Dylan的聲音就在裏面，半唸半唱之間，有時熟悉的調子一閃而過，像是漫不經心的囈語，卻又十分精準，彷彿這首本來就該是這樣唱的。那些辨認出來的碎片，讓你有着錯覺，這首歌是演出前才剛寫好的，卻又讓你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聽到的時刻。
大部分歌手翻唱Dylan總是中規中矩，同輩的Jimi Hendrix跟Neil Young，就算電吉他飆得再猛烈，但只要一開口，就可以辨認出那是Dylan的歌。晚輩的Eddie Vedder跟Cat Power都有着獨特的歌喉，唱起Dylan卻一一照着譜。連以實驗噪音跟隨性低傳真著稱的Sonic Youth跟Stephen Malkmus，也不曾改動編曲，像是剛買了吉他的高中生。只有Dylan自己，把那些歌唱得面目全非。
那像是說，Dylan知道，即使唱得跟唱片一樣，這些歌也不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了。經歷過1960年代青年反文化風潮與流行唱片工業的起落，作為其中神話的一部分，他知道那些歌詞所要傳達的訊息，只會隨着不斷複製而消失。即使帶着溫暖與敬意，那些歌也註定磨損，失去銳角。要帶回那個歷史時間點上的寶貴事物，只有自己重新敲打，直到它們像是為此時此地而作，不再是唱給一個懷舊的夜晚。
這或許可以看作是Dylan對Guthrie的回應。當流行歌曲不再有能力指向世界，世界卻再一次動搖，等待着新的聲音。在這樣的時代裏，Dylan讓歌曲回到了古老的模樣。那時，音樂甚至還不是透過黑膠唱片與廣播電台來傳播。在一個一個城鎮，不同的歌手各自在同一首曲調加上那天的故事，關於隔壁礦場的吝嗇老闆，關於跌到河裏的醉酒老爹，關於兇殺，關於被男人拋下的愛情。沿着公路，他們一路唱下去，換一個三明治跟一晚住宿，直到整首歌變成新的調子。這樣的歌離我們已經太遠，但是走出演唱會大廳的時候，你會發覺自己跟那些巡迴歌手有些靠近起來。在下一次哼起熟悉的曲調時，你將會想起那有些陌生的版本，想起在不同的聲音之間歌詞所沒有唱出的事物。
這20年的幾張專輯裏，Dylan一頭鑽進美國的土地，鑽進藍調、搖擺樂、民謠、福音、草根的歷史地層。在現場聽着新歌與舊作，不禁會覺得，它們都屬於更早更早的一個夜晚，像是他在〈Desolation Row〉裏唱的，「你提到的這些名字，是啊，我知道他們，他們的腳都瘸了，我得重新排列他們的臉，給他們另一個新的名字。」
比起抗議的歌手與顛狂的先知，現在的Dylan更像一個巡迴樂隊的領班，並不激越也沒有煙硝，他不是誰的代言者，只是讓那些歌重新與觀眾相遇。那可能並不助於回憶青春，卻與此刻更加靠近。也許，這便是Dylan得獎對台灣的意義。讓我們有一個機會，去看到後來的Dylan，如何面對他自己的歌，看到在沒有先知的時代，該怎麼開口歌唱。
至於流行歌詞算不算詩的問題，我想，從那些不斷在磨損之間重唱的歌聲裏，沒有回信的他已經給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