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沒有回頭的生命旅程。
1949年1月5日，王木永帶着妻子王玉花及1歲大的長子從埔里出發，他們先是搭巴士到彰化員林，然後改搭火車到台北，接着再轉車前往東部。從蘇澳搭上船準備偷渡到八重山時，已經是17天後了。但這艘25匹馬力的走私船並不是他們最後的交通工具，越過國界，在與那國島停留一晚，隔天再改搭45匹馬力的船隻，渡過海上狂亂、嬰孩驚恐，最後終於抵達了石垣島。
這是王玉花第一次離開台灣，到沖繩一座陌生的島嶼，而這一待就是一輩子。
已經89歲的王玉花，在全家歸化日本後，改名玉木玉代。她與44歲過勞早逝、改名玉木真光的先生，一共育有7名子女。在石垣島67載，如今開枝散葉、兒孫滿堂，家族成員逾百人，是當地相當龐大的一戶人家。
旅日導演黃胤毓花了一整年時間，從石垣島、西表島、宮古島、沖繩本島、日本本土與台灣各地，訪談超過150人，最後選定玉木阿嬤一家，完成《海的彼端》這部紀錄片。
台灣人移往八重山的起點，可回溯至1920年代，當時他們或到西表島從事礦坑工作，或到石垣島發展鳳梨產業。1935年，王木永與哥哥王能通跟着員林出身的實業家林發，一同前往石垣島成為鳳梨農民。無奈受二戰波及，1944年王木永放棄島上生活，隨疏散船回台避難。返台後，王木永在埔里與王玉花相識相戀，但因女方養母反對，兩人決定私奔。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王木永被警察以「非法誘拐」為由遭到審問。在社會瀰漫不安與恐怖氣氛時，王能通一封「不來八重山嗎？我來安排偷渡船」的家信，改變了這對年輕夫妻的一生。
沖繩有一群很難拍的台灣人
「我知道沖繩有一群台灣人，很想去看看，後來開始做研究才發覺，哇，這個題材很複雜、很難，要花很多很多時間。」2013年開始，旅日導演黃胤毓花了一整年時間，從石垣島、西表島、宮古島、沖繩本島、日本本土與台灣各地，訪談超過150人，最後選定玉木阿嬤一家，完成《海的彼端》這部紀錄片。
題材很複雜，但黃胤毓卻想拍得很純粹。有別於移民血淚史般的控訴或身份認同的議題取向，他決定用一個家族來講故事，「確實有人問我怎麼不這樣拍，但長達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後集結起來的移民群象，讓我思考蠻多的。」黃胤毓告訴端傳媒，如果把不同家族「悲慘」的事情斷章取義剪輯成片，可能會造成另一種偏頗；而且「那個東西太強烈了，但實際對他們而言，這些不是每天要去想的事情。或許也是因為他們都過了那個階段了。」
「那個階段」究竟是一段怎樣的生活？以玉木家而言，第一代要解決的問題是「生存」。片中，玉木阿嬤訴說起那段剛到石垣島的日子，「那時候沒米可吃，吃蕃薯（地瓜）……真辛苦，想說接下來要怎麼活下去。」喪夫後，玉木阿嬤還得強悍起來，開麵店遇到壞客人時，「跑50公尺抓到他，拿起草鞋打他，罵不要隨便欺負人，不要以為我丈夫早死就好欺負。」一直與玉木阿嬤住在一起的二兒子、經營APPLE青果店的玉木茂治在影片裏回憶時，十分敬佩母親的堅強。
不愉快的經驗
「什麼是苦，沒有東西吃就是苦。生病沒得醫就是苦。」黃胤毓有感而發地說，對流浪到異鄉討生活的人來說，沒飯吃、沒生活能力、沒土地，這些才是真正影響到他們的，身份認同、國籍上的苦反而還好，「被欺負不是什麼問題，打架打回去就好。」
儘管如此，玉木家第二代仍飽嚐「台灣人」身份所帶來的不愉快經驗。茂治在鏡頭前坦言，他是成年後才說得出自己是台灣人，「小學時代，同學會拿石頭丟過來，罵台灣豬。所以就把台灣的事情隱藏起來，常常被欺負很慘。」玉木家大女兒登野城美奈子也是因為先生的媽媽一句，「絕對不能和台灣人在一起」，最後靠着母親給的50美金，兩人私奔到了那霸，「『在一起吧』的感覺，就兩個人一起私奔了。」
相較玉木家第二代「無論逃到哪裏，也改變不了你是台灣人的事實」這種心境，不少八重山台灣人第二代選擇了轉身拋棄。「他們不願意被知道有台灣血緣，有些人結婚了，太太、小孩都不知道他是台灣人。」黃胤毓解釋，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在日台灣人、韓國人，只要是非日本民族，先天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視，「活在日本社會這個現實，面對那樣的壓力時，就會選擇不公開。」不過，在這群人中，其實是有想追尋台灣的人，但「被以為是日本人」的那個保護層，還是必須牢牢地披在身上。
我是台灣人
作為混血的第三代，茂治的兒子、重金屬搖滾樂團「SEX MACHINEGUNS」（性機槍樂團）的貝斯手玉木慎吾，不但經常在演出中高喊，「沖繩縣石垣島出身的台灣混血，我是慎吾，」且因為在《八重山的台灣人》一書中看到關於自己家族的故事，開始對阿嬤過去掛在嘴邊的台灣有了「啊，原來是這樣啊！」的心情。特別是陪阿嬤探親、第一次踏上台灣土地後，也思考到「家族的事情，還有很多需要知道的。」
在這群人中，其實是有想追尋台灣的人，但「被以為是日本人」的那個保護層，還是必須牢牢地披在身上。
玉木阿嬤則是對台灣人的身份始終帶着驕傲。前總統李登輝伉儷今年7月底應日本「全國青年市長會」之邀赴石垣島演說，擔任致詞嘉賓的玉木阿嬤一開口就說，她出生埔里，是1949年到島上的台灣人。「我有點驚訝，」當時在現場的黃胤毓回憶道，沒想到阿嬤活到這個歲數，要自我介紹時，還是會先說我是一個台灣人，而不是講自己是石垣島的台灣人。
在沖繩習俗裏，85、88、97歲生日都屬大壽，88歲又被稱作米壽。2015年3月28日，玉木阿嬤在石垣島的北京飯店迎接了她的88歲壽宴。影片詳實把玉木一家為阿嬤準備慶生的前期工作、當日宴席、心情點滴等，一一紀錄下來。最後的大合照，百來人的背景是一幅中華民國與一幅日本的國旗，傳遞不論是埔里或石垣島，對阿嬤而言都是家，都有最深的親情羈絆。
「最後一次，想讓媽媽再回一趟台灣吧！」茂治在影片裏道出對玉木阿嬤身體的擔憂，害怕安排米壽後的這趟台灣行如果黃了，母親將難以再踏故里。所幸在春天4月，玉木家一行5人，如期到台灣尋親。「當時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到第一站埔里時下了一個大雨。氣氛很濃厚，感覺好像在拍劇情片，連老天爺都幫我們下一場雨。」黃胤毓笑說，覺得那天好像就該這樣，大老遠來探親，碰上那樣的天氣，然後找到養父母那邊妹妹剩下的唯一女兒。
擦擦眼淚，玉木阿嬤跟親人們道別。「阿嬤好像變年輕了……現在是老奶奶的臉對吧，但看起來卻是年輕時的臉，」陪同阿嬤回台的慎吾有着這樣的細膩觀察。一起到台灣的另一個孫子、美奈子的兒子登野城忠男也發覺，阿嬤看起來真的很快樂。海的彼端的情感是加深了，但阿嬤若是走了，該怎麼辦？「該做點什麼，讓這些親戚不會斷掉，能持續下去，」美奈子如此期盼着。可能嗎？
黃胤毓並不悲觀。他以自己訪談過的某一戶人家為例說，這家的媽媽坐輪椅了，親人想帶她回台找妹妹；但這個妹妹失智也坐輪椅，她的家人本來要他們別舟車勞頓到台灣了，但這家人依舊來了。沒想到，妹妹一看到姊姊本人就立刻認出來，還問姐姐怎麼來了啊？「這家人後來就迷上來台灣邊玩邊找親戚，雖然媽媽3、4年前過世了，他們仍然每年都來一次。」另一個家族則是固定在清明節時來台灣，「只要有念頭，都可以找到藉口的！」黃胤毓笑了笑。
討厭的回憶過去了
拍攝紀錄片期間，導演與攝影師曾借住在玉木家，對這家人有相當近身的觀察。黃胤毓眼中的阿嬤「其實蠻好笑的」，在健康因素被兒子下「禁騎令」前，阿嬤天天都會騎腳踏車到處閒晃，是島上知名人物。不過，令黃胤毓真正動容的是玉木家「豁達」的人生觀；像他就特別喜歡美奈子講道，「雖然那些討厭的回憶這麼多，卻只有快樂的回憶會留着。討厭的回憶都過去了。真的，像是忘記了。」
現在石垣島對台灣人的印象並不差，當年受歧視的滋味，第三、第四代也鮮少遇到了；在他們心目中，台灣人「勤勞會做生意」、「對島上經濟繁榮有貢獻」。
討厭的回憶過去了，現在玉木家那棟樓天天都是小孩跑來跑去，畫面永遠不寂寞。彷彿被這家人散發出來的快樂感染，黃胤毓極其溫暖地說，「開始長期拍攝這家人是2015年的春天，英文片名就取叫『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把春天這個意象凸顯出來，是因為這就是我們對玉木家的印象。」事實上，現在石垣島對台灣人的印象並不差，當年受歧視的滋味，第三、第四代也鮮少遇到了；在他們心目中，台灣人「勤勞會做生意」、「對島上經濟繁榮有貢獻」。
雖然黃胤毓一直認為，以玉木家來談在八重山的台灣人最適合，但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台語。父親早逝的直接影響就是，玉木家第二代的小孩不會講台語，這與他訪談過的許多家庭形成強烈差異。回想媽媽總是講台語，但為什麼自己總是「只聽不講」，二女兒玉木美枝子道出了成長的苦澀，「因為那時候有被欺負。」如今美奈子不無遺憾地想，「小時候一起講台語就好了。」
「整部片都講日文的話，會有一點困難去說服別人這是一群台灣人的故事。」為了打破語言的不平衡，黃胤毓必須從玉木阿嬤下手。「但老人真的有開關，」他有些莫可奈何地說，開關假如對了，阿嬤事情可以記得超清楚；但萬一不對，整天就只能浪費掉了。其實時機是有的，「如果那天阿嬤一直聽宜蘭的台語廣播，旁邊又沒有女兒在，我請她把廣播關掉，用台語跟她聊天，阿嬤就順了。」
走過米壽、回台探親這些玉木阿嬤人生驚喜的片段，日子終究要回歸平常。影片尾聲是端午包粽子，阿嬤忍不住抱怨，「吃是大家都要吃，做是我一個人在做，」然後與兩個女兒聊着健康、生死，「就是只想死而已。」語畢，阿嬤不好意思地笑了出來，還被美枝子反虧，「這樣想的話還會很長壽喔！」包好粽子後，阿嬤帶着酒到先生的牌位前，一邊倒酒一邊講着無聊的玩笑話，「酒多喝點，中午就喝醉去睡吧。」這就是阿嬤的人生態度。
但阿嬤的生活九成九在石垣島，收在這裏有意義嗎？兜了一圈，黃胤毓認為該回到阿嬤在島上的生活，「那個東西才有重量。」
選擇把電影結束在端午、土地公祭，不少人對黃胤毓的決定感到不解。「有人會講，選在生日宴會，可以讓大家邊哭邊結尾，但我覺得那只是一瞬間，不是生活。」黃胤毓說，他們在剪接上花了許多功夫，做了很多版本，「哭成一團那個太故意、太劇情式了。」結尾在回台灣？但阿嬤的生活九成九在石垣島，收在這裏有意義嗎？兜了一圈，黃胤毓認為該回到阿嬤在島上的生活，「那個東西才有重量。」
給日本的正面思考
這部130分鐘的紀錄片，除了拍攝當下之外，還使用家庭錄影帶、歷史影片、舊照片、繪畫及動畫。像是玉木阿嬤與先生私奔、王木永遭警察審問、夫妻倆帶兒子偷渡在船上情形等等，就用了多幅繪畫來呈現。
黃胤毓坦率地說，當八重山的台灣人並不丟臉，不瞭解才讓這樣的身份成為不能說的秘密，但它應該被堂堂正正的討論，「希望這部片能成為這樣的力量。」
被問到畫的問題時，黃胤毓頻頻點頭直說，「畫我很滿意，自己還買了3幅，主要都是在船上的。」他開玩笑說，幫忙畫畫的太久保薰（Okubo Kaoru），以後可能會變得非常有名，「我先收藏起來，以後這些就價值連城了。」沒有全買？黃胤毓用很扼腕地語氣說，「沒有那麼多錢一次買呀！」為了讓觀眾也能欣賞這些作品，10月1日至10月16日，製作團隊將在台北的閱樂書店走廊上，連同玉木家的照片共同展出。
對上映後的期待，黃胤毓坦率地說，當八重山的台灣人並不丟臉，不瞭解才讓這樣的身份成為不能說的秘密，但它應該被堂堂正正的討論，「希望這部片能成為這樣的力量。」自從《海的彼端》臉書粉絲頁成立以來，黃胤毓發現關注者中，有家族親人曾前往八重山，戰時避難回台後就未再去的人。視覺藝術家李若玫便是一例，「我們會在10月2日舉辦一場慎吾和若玫的對談。」當天李若玫還將播放2009年，她與家人遠渡沖繩尋找阿公過去駐足在那邊點點滴滴的短片。
日本的上映計畫會在明年春天，玉木阿嬤那時已90歲了。日本社會將怎麼討論這部影片？黃胤毓安靜下來沉思了許久說，「現在還不太敢去想耶。」有些擔心有些期待，他以在日朝鮮人梁英姬拍攝家庭紀錄片《親愛的平壤》自我勉勵，「當時它正面造成日本人去思考，日本國內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民族，我希望這個故事也能帶給日本人這樣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