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雨傘運動」已踏入兩週年。去年此時，公民社會仍困在傘運「失敗」的愁雲慘霧之中，聚焦於追究「失敗」責任誰屬。接著的一年，一連串事件包括區議會選舉、旺角騷亂、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和立法會選舉等，不但將傘後新勢力帶進議會，改變了民主派的政治勢力板塊，更開始扭轉悲憤無力的整體氛圍，令公民社會重新起步，思考和實踐更多的可能。
經歷了兩年的醞釀沉澱，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傘運動，到底會帶來什麼新的反省和想像？為打開新的討論，《端傳媒》籌備了「雨傘兩週年」檢討與前瞻專題，於9月28日開始陸續發表。
傘運一週年和兩週年，境況情緒迥異。去年，失落和無力感充斥不少港人胸臆。面對威權的步步進逼，香港公民社會的群眾動員不再有效，遊行無用論甚囂塵上。歷史亦告誡我們，大型社運除了帶來新思潮、促進體制改革，也常令菁英統治階層聯合面對挑戰、繼而鞏固現狀。六四過後，中國大陸玩世犬儒的氛圍，依舊是自由民主的夢魘。
傘運──民主退潮中的異數
今年，立法會選舉出現史無前例的高投票率，說明香港市民珍視其政治權利，自我動員，未言放棄。數名缺乏全港知名度、資源緊絀、被視為「左膠」的社運中堅高票當選；泛民政黨有左翼傾向的中青代成功接棒；而主張排外和勇武的政黨的表現卻未如理想。尤其是後者具論述能力的旗手分別被禁參選、墮馬或敗選，故可以說是遭遇挫敗。
積極介入傘運的新生代，取得民意授權，固然是最具象的薪火相傳，但尤為重要的是，左翼本土的選舉宣傳跨越了身份政治的主旋律，滲入了批判官商共謀體制、審議分配正義、反思城市空間等議題，而效果卻比預料的好。當然，選舉結果只是反對派陣營中的本土派成功吸納泛民票源，反對派和建制派得票比例未變，香港的政治格局依舊僵持。在擁有制度資源之後，本土派是否能夠連結社運和政運，不再跌入泛民所謂「行禮如儀」的窠臼，更是艱鉅的考驗。
但無論如何，雨傘運動的漣漪，在國際上可謂獨樹一幟。如果說中國是1989年世界民主浪潮中的例外，那麼香港也偏離了2011年全球社運的路徑。源於佔領華爾街的新社運，雖然造就了眾多激動人心的時刻，卻鮮有帶來實質的政治變革，遑論幫助社運人士進入議會。在這波社運的起源地歐美中東，充斥著戰火戰亂、威權回朝、難民潮、右翼民粹主義、疑歐排外等現象。西班牙左翼政黨 Podemos 光環不再，新一輪國會選舉失去百多萬票支持；堅持收容難民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梅克爾），在地方選舉接連受挫；投機反移民反貿易的特朗普（川普），卻在美國總統選舉中愈戰愈勇。
以上述現象判斷新社運失敗，固然言之尚早。但是，這些接踵而至的困局，卻助長了社運激化矛盾、導致社會撕裂和失序的論述，也滋長了右翼思潮在歐美崛起的土壤。此時此刻，朱凱廸一句「他們要民族自決，我要民主自決」，鏗鏘有聲。當民主運動和民主平等的理想在全球退潮，卻意外的在香港轉進。這說得上是對廣場上79個晝夜，彌足珍貴的承傳。
中共不變的方針、韌性的對港策略
雖然投票只是一種極低成本的政治參與，但它既是風向標，更具備影響行政立法關係的政治效果。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中央和特區政府在選後，表現得頗為克制，建制派甚至大吹軟風：一則展現合作態度，視新生代為議會同事，強調過往行為不代表將來表現；二則嘗試正本清源，將本土獨派的興起，扣連到管治方式出了問題。
我們要如何分析北京及其代理人態度的轉變？這純粹是因為特首選舉臨近，而作的戰略轉進？還是因為本土獨派的燎原之勢，而令政權有某種危機感，並成為派系鬥爭的火藥？雖然北京從根本上調整對港方針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嘗試明瞭其局部策略調整的邏輯，依然是港人爭取維繫高度自治的基礎，或公投自決的前提。
北京這種韌性及具彈性的策略其實有跡可尋。雖然2003年七一遊行，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積極介入香港事務的分水嶺，但北京在2005年卻揀選了開明派的曾蔭權擔任特首。曾蔭權在位時，也嘗試推動跨黨派合作，並爭取較理想的政改方案。但與此同時，中聯辦的編制和資源不斷增加，在本地的角色也日漸吃重，尤其在發展社團和地區組織這些香港政府從來不直接介入的領域，加強基礎權力建設。
對於建制派，這些舉動的目標是加強特區的管治能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同時豎立正確的「一國兩制」觀念，是新政權制度建設的必經之路。對於泛民主派，這是特區政府日漸失去自主性的因由，是國家機器介入經濟、社會、傳媒和教育層面的鐵證；面對走樣的「一國兩制」，泛民黨派開始各走極端，有些採取談判有些激烈抗爭。兩派的觀點雖然南轅北轍，但都認定中共的對港策略，有通盤考慮、邏輯嚴謹。
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部署國民教育成科、一國兩制白皮書出台和人大8．31決定等等，似乎不脫這高壓方針的印記。但是，近來的一些情勢，又教人懷疑這個統一的基調是否正在挪動。如果單純從威權主義的本質和制度看，中共的治港方針一直致力削弱反對派勢力，以減少管治的不可測性，並期望最終馴服港人。不過，如果從管治的手段看，北京施政的往績卻是兼具一定的兩面性，願意因時局形勢而調整策略，以符合階段目的。
浮面的政治機會？
近來有些空前的現象，指涉中央對港策略的更迭。第一個變化，是《成報》近月來無間斷針對特區政權的報導。這一系列言之鑿鑿指名道姓的指控，有泄露內部機密之嫌，也有違一貫不將黨內矛盾公開的守則。即使是建制派內最白熱化的上屆特首選舉，也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較合理的推測是源頭不限於本地。這可能反映中共內部對港方針的分歧，也可能突顯中央─地方的策略和利益不一致。
前者的研究因為無從證偽，所以只能是臆測。但是後者地方法團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研究，卻一直是中國研究的顯學。以處理群眾事件為例，地方辦事機構和示威者經常發展出一種共生關係：平日，地方官員要不隱瞞事端，要不歸咎外部勢力煽動，卻又同時容認示威以便摸索民情，用「不穩」來維繫各地維穩辦的生命線。當然，一旦出現大型抗爭，中央一般要求地方主管官員問責。這既為紓解民怨，也警惕地方勢力尾大不掉。
相比之下，傘運事隔兩年，香港除了不斷起訴學生領袖和示威者，卻未見追究任何決策官員或涉事警員。這種非要拖累整個政府威信的舉措，不單難容於民主國家，在大陸也屬罕見。反而，香港作為一個附庸政權，只要緊跟北京的方針，無論民間的挑戰有多大，都可以備受保護而不墜，因此更沒有誘因向示威者妥協。
個別被傳得到中央財金技術官僚背書的疑似特首候選人，就偶爾質疑這種高壓策略的成效，更強調香港人永不言棄的精神。這個派系不見得認同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行為，但似乎願意為一些更根本的藍圖，如找尋新經濟增長點或金融改革，構思對港策略。當他們肯定香港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的獨特性，可以充份發揮優勢，為國家的發展擔當更重要的角色，這其實已經走出了敵我矛盾的思維。
第二個變數，是橫洲發展突顯出官商共謀體制的代價。縱使建屋是現屆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中，但是面對鄉事的阻力，政府竟然一再修改計劃，裹足不前。即使我們無從稽考此間糾纏不清的錢權交易，但發展商和鄉事派在現行的管治架構中，是重要伙伴，因而擁有不少特權，卻是不證自明。這個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體制，越趨傾斜，令特區政府只能為既得利益服務，造成諸多不公義，再難回應民主民生的訴求。
在特權階級醜態百出之際，閱讀香港研究協會在《南華早報》刊登的文章，就特別耐人尋味。此文淡化朱凱迪和羅冠聰等人的自決主張，卻肯定他們是基進勢力（progressive forces），將會衝擊香港重商的體制和公共理財哲學。這個定性很有趣，因為環保和工運的領頭人，在國內的語境內，通常是可以容忍和爭取的對象。這是否預示曾蔭權年代曾經嘗試，卻因主流建制派政黨反對而胎死腹中的跨陣營合作，有可能借屍還魂？
反對派有破局的願景嗎？
乍現的政治機會極可能只是選舉工程的煙霧，中共對港策略是否出現轉變，仍要留待特首選舉塵埃落定後才能判斷。但是，如果傘運的初衷和成果是引介新思維並帶動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那樣亦應包括踰越「抗爭─談判」的藩蘺。
事實上，傳統泛民之所以被批評為行禮如儀，不僅是因為他們不具備論述能力，更源於他們缺乏破局的願景。表面上，泛民的一貫策略是「又傾又砌」，但事實上，他們只是採取最保守又極安全的手法：僅僅陳述支持者的訴求和願景，既不願意背上和中共交易的政治後果，也就壓根沒有意願了解對手目標和計算。
再者，經歷民主黨進入中聯辦一役的後果，加上中港矛盾日趨激烈，與中央談判和對話已經在香港政治中被污名化。因此，即使自決或獨立的主張其實比泛民的防衛式策略，更需要構建中港雙方互動的平台，本土派卻寧願將精力放在煽動情緒和深耕細作之上，以鞏固和吸引更多支持者。他們甚至認為香港金融制度和經濟前景對大陸官民融資、投資、走資至為重要，可以此作博弈。但是傘運頂峰時，反對派依然無法號召罷工罷課，說明其組織能力薄弱，就算手中有籌碼，也有時運用不了，其造成的動亂還是可控的。
因此，反對派應該要注重的是時機，而不是那些所謂的基礎性的優勢。如今，高壓政策引起的反彈，不但削弱海外投資者信心和主權評級，令香港的管治成本日趨高昂；而本土思潮的燎原之勢，勢必增加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令北京有誘因要調整對港策略。如果各方能走出破局的一步，即便不能挪動北京固有的治港方針，反對派起碼能夠爭取成為較對等的談判對手，嘗試打破香港政治的惡性循環。
（鄭煒，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