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週年 觀點

李達寧:後知後覺的傘運檢討──承認失敗是第一步

有許多人介意將雨傘運動說成是失敗,他們會說雨傘運動成功改變了香港社會,令更多人關注社會和政治,但……


編按:「雨傘運動」已踏入兩週年。去年此時,公民社會仍困在傘運「失敗」的愁雲慘霧之中,聚焦於追究「失敗」責任誰屬。接著的一年,一連串事件包括區議會選舉、旺角騷亂、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和立法會選舉等,不但將傘後新勢力帶進議會,改變了民主派的政治勢力板塊,更開始扭轉悲憤無力的整體氛圍,令公民社會重新起步,思考和實踐更多的可能。

經歷了兩年的醞釀沉澱,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傘運動,到底會帶來什麼新的反省和想像?《端傳媒》將從今天開始,陸續發表「傘運兩週年」檢討與前瞻專題,希望打開新的討論。

雨傘運動期間,示威者用雨傘擋住胡椒噴霧。圖為2014年10月14日,示威者佔領龍和道。
雨傘運動期間,示威者用雨傘擋住胡椒噴霧。圖為2014年10月14日,示威者佔領龍和道。攝:Anthony Kwan/GETTY

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今日仍然未有全面的、包容各派的檢討。要社會或抗爭者對運動有共識是十分困難的事,但開啟一個健康的討論還是值得期待的。其一是為歷史留見證,其二是為未來的運動作準備。本文是筆者的一些觀察,對雨傘運動的一些理解,只願這些可能偏頗但本於真誠的講法,可以促進各路人士發言發聲,增加討論。

首先是關於雨傘運動的成敗問題。有許多人介意將雨傘運動說成是失敗,他們會說雨傘運動成功改變了香港社會,令更多人關注社會和政治。證諸雨傘運動以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這種講法自有其合理性,但筆者認為一個運動的社會影響不是決定其成敗的關鍵。由「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佔中)到雨傘運動,其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希望促成香港的民主化。今日立法會和特首既然未由全面普及的選舉產生,在行動層面就只能承認失敗。

我們關心雨傘的成敗,希望檢討,乃因為我們希望有天可以成功爭取香港民主。而要檢討,就先得承認失敗,然後才可以汲取教訓。每言及雨傘,就言及雨傘的良好影響,事實是模糊了檢討的焦點。筆者一向認為我們應該大方承認雨傘運動的失敗,然後認真去問,這場動員數十萬香港人參與的大型群聚運動,究竟哪裡不足?為什麼未能為香港政制帶來根本的改變?

不可忘記佔中激烈的本意

最直接的檢討方法,當然是比對運動的發展與原本的計劃,探討其中的差異。我們不可以忘記究竟和平佔中是怎麼一回事。縱使「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未必有力行的意志,但佔中之為佔中,在於其計劃之激烈,有別於過往的遊行示威。

示威是動員社會上支持某議題的人上街,令政府明白人民的要求。但香港人示威多年,經歷多次的選舉,這些對民主化的要求已非常明確。直至2014年,人大8.31決議,令許多香港人明白中共完全沒有誠意讓香港真正民主化。示威不可能改變中共,所以佔中作為一個行動才走入議程。

佔領中環的重點,在於將香港金融中心的運作當成與中共談判的籌碼。我們意識到香港對中共維持政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為了促成香港民主,我們有玉石俱焚的決心。如果香港不得民主,中共也沒有辦法繼續利用香港進行各種金融操作,處理其經濟問題。衝擊金融中心,令其不能運作,直接令中共面臨困難和損失,就是佔中的行動目的。當中共感到其政權存續受到威脅,才有可能考慮讓香港民主化。非常明顯,雨傘運動並沒有貫徹佔領中環的本意。既然與原本的計劃與邏輯不相應,沒有成功也是理所當然。

雨傘運動的激進與保守

當然群眾運動是很難依計行事的,事實上和平佔中沒有發生。雨傘運動開始的直接原因是雙學(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民思潮)於罷課結束時衝入公民廣場,引發警方封鎖和拘捕黃之鋒。市民動員支持學生,反而換來87枚催淚彈。之後全城震動,數十萬市民在各區佔領街道,然後才有79日的雨傘運動。筆者作為其中一分子,回憶這段經歷也是恍如隔世。沒有人想像過香港人可以走出這一步,發動那麼大規模的佔領行動。看著連綿不斷的人海,初次走大馬路由中環大會堂到通向銅鑼灣,沒有人能否認香港市民的行動力,以及爭取民主的決心。由示威到大規模佔領,這是香港人前所未有過最激進的一次。

雖然雨傘以另外的形式發生,但也有可能可以回歸到癱瘓金融中心的計劃。佔領初期有許多方法可以影響金融中心或香港政府的運作。例如癱瘓一兩個重要的地鐵站,或完全封鎖政府總部令官員無法上班。但本文想討論的一個可能是封鎖龍和道。當時金鐘佔領區已封鎖了由中環通向其他地區的主要幹道,就只剩下龍和道可以通行。其中一個進一步癱瘓城市運作的方法就是擴大佔領,封鎖龍和道。

警方為確保中環最後一條東行的主要幹道暢通,當然會阻止龍和道的佔領,但有趣的是佔領者之間就佔領龍和道也有矛盾。記得佔領初期的一個晚上,我在龍和道見到一個奇異的景象:一班佔領者在龍和道人行路上築起了人牆。我起初不明所以,以為是要防備警方的衝擊,但再三詢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人牆是要防止部分佔領者衝出龍和道。而許多人也指出,佔領期間,數次有佔領者想趁警方人數不足,發動佔領龍和道,但參與的人明顯不足,所以無功而回。同一時間,金鐘佔領區其實有大量群眾聚集,如果能夠動員,絕對有能力克制警方。

筆者想借龍和道的事說明,避免佔領升級去真正癱瘓城市運作的,其實是大批認為佔領已成功的參與者。佔領初期,佔領區都一片樂觀的情緒。我曾經與反對進一步行動的佔領者討論,他們指出佔領運動已成為國際新聞,佔領運動應該保持和平,爭取更多外國支持。似乎不少人相信,和平的佔領街道,已產生足夠的力量實現香港民主化。無疑雨傘運動是波瀾壯闊的,但以為維持城市運作,減少衝突就可以令中共讓步,那就是失於天真。這種天真也造成佔領運動在初期的急速保守化,期待談判有成果,支持按兵不動。

港府或中共,在87枚催淚彈失效後,基本上沒有再犯上大錯。在佔領初期,一方面著力通過社會賢達用苦口婆心的語氣叫大家小心鎮壓,不要升級令政府有使用更多武力的藉口。另一方面由政府高層伸出橄欖枝,令人期待談判。這一硬一軟,成功在沒有任何實質讓步下遏止了運動的升勢。佔領者以為可以按兵不動,等待談判成果。但事實那是政府看準群眾運動再而衰,三而竭的弱點,以靜制動。果然到了11月,佔領者之間的民意改變,知道政府是在拖延時間,再欲升級。但民氣已弱,根本無足夠群眾,自然也是沒有結果。

障礙不在於雙學

讀者可能以為我是重申一個雨傘失敗的「解釋」:雨傘失敗因為雙學沒有升級。然而我得指出,這是一種依賴領袖的迷思。有些佔領者將問題歸咎於雙學並沒有積極升級,但回看龍和道,佔領者築起保護龍和道的人牆,並不是受到領袖的指示,而是出於民眾自發。群眾運動的領袖,不是公司老闆,亦不是政府官員,甚至不是嚴密的政黨領袖。他們之所以有影響力,只因為群眾認同,但他們沒有辦法指令事情的發生。民意來得快去得也快,端看你所作所為是否合民眾所願。

就我對佔領初期群眾的理解,大家其實不願意行動升級。如此,再勇武的領袖,也沒有辦法逆民意而為。當時的運動陷入一個弔詭之中:雖然佔領場面浩大,但有趣的是,佔領並沒有嚴重影響城市的運作。個別的商戶當然受到影響,但從整體經濟數據而言,雨傘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來到這一刻,我們應當知道雨傘運動已走進了一條死胡同。原本佔領的目的是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以之作為籌碼,傷害中共,逼使其讓步。但佔領者為了令佔領持續,卻有意識地配合城市運作,減低一般市民對佔領運動的反感。原本佔領的激進性,要脅中共的攻擊性,就此消失於無形。

事後孔明地說,佔領要能成功爭取民主,只有在最初一個星期,有足夠的群眾之時,去癱瘓金融中心的運作。之後民氣已失,無論是自由派還是本土派,都無力回天。問題的關鍵是佔領要夠快奪得實質的籌碼去談判。只有當我們已經癱瘓了中環,政府才有必要認真的處理佔領運動。而政府越快處理問題,運動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才越少。希望減少影響城市運作去祈求市民支持,那是本末倒置,忘了要脅中共的根本方略。

群眾的準備

筆者認為雨傘之敗,在於群眾沒有充分的準備去與中共博弈。沒有任何領袖可以取代群眾自身的準備。有了聰明的群眾,自然會有好的領袖,用好的策略去發動抗爭。而經過了雨傘運動,香港市民、抗爭的群眾已吸收了許多經驗,越來越聰明。這從雨傘運動後的幾件事可知:

首先是對「民主回歸論」的捨棄。民主回歸原本是1980年代一批反殖的大學生的倡議。他們認為香港回歸是擺脫殖民,是值得支持的,但必須以民主化為前提,才有真正的香港自主。其後中共也認同此論述,在《基本法》內加入香港民主化的承諾。不過,這種民主回歸論述首先承認了回歸的正當性,也承認了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於是才有了香港人由民主派為代表去跟中共談判香港民主化路線圖的歷史。這一切是建基於中共是可信的前提上。時至今日,許多香港人已明白民主回歸不過是中共拖延時間,誘使香港人接受中共主權的說辭。最近的立法會選舉,傳統泛民的議席減少,而本土和自決派的議席增加,可以知道相信中共、接受其主權的香港人已減少。這將有助以後的群眾運動更認清中共不可信的事實,在行動和談判上更加精明。

另外,2016農曆年期間爆發了旺角騷亂,反映出香港人對暴力抗爭的取態已改變。有市民直接與警方武力衝突,當然代表部分抗爭者已擺脫和平非暴力的抗爭規範,但更重要的是其他市民與及公眾的反應。建制派當然一面倒譴責,但其他泛民政黨卻大部分表示諒解,認為問題根源在政府。最指標性的則是被控煽動暴動罪的本土派新人梁天琦,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得到第三高票。這顯示很多市民對暴力的接受程度已大大提高,也不害怕武力或暴動影響社會秩序。要知道整體市民與前線抗爭者對抗爭底線的接受是一個複雜的互動,抗爭者知道社會對暴力的接受程度增加,會減少抗爭者暴力抗爭的顧忌。可想見將來的群眾運動會接受更高度的暴力。

雨傘期間,警方為了鎮壓佔領,也使用了許多暴力手段,許多都違犯常理和法律。其後政府的拖延或不處理,都令市民認知到警政系統是國家暴力的延伸。個別的警察不是社會的敵人,但當警察成為維持極權的力量,警察就是人民的敵人。這種認知將掃除在抗爭時尋求警民合作的虛妄。

傳統中國人覺得領袖是成敗的關鍵,但筆者多年來對群眾運動和社會政治的觀察,屢屢發現,事情的關鍵不在於領袖,而在於群眾的選擇。民主是一個良好的制度,因為它明白的將人民當成主人。但既然人民是主人,領袖是僕人,那事情的成敗就繫於人民而不是領袖。人民不是無名無狀,大家會思考、發聲、討論、投票、擲磚、築人牆。他們可以找到好的領袖,有時被騙,但也會改正錯誤。命運自主,就是民主的本意,由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民主制度就是人民意識到自己是主人,為了當家作主而建立的制度。這幾年香港的人民越來越聰明,有智慧。願我們一同成為更好的人民,做自己的主人。

(李達寧,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學士、社會學系文學碩士,序言書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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