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選立法會? 觀點 立法會選舉之後

安徒:世代與本土自決的聚光燈外,被忽視的分配正義

今次立法會選舉往往被本土主義議程主導焦點,也往往在新舊世代接捧交替的主導論述下,把分配正義這些劃分的重要性遮蓋掉。


2016年9月4日,新界東候選人梁頌恆正拉票。
2016年9月4日,新界東候選人梁頌恆(中)正拉票。 攝:林亦非/端傳媒

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後第一次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已於上周結束,不少報導和評論將焦點集中在參政世代的新舊交替,以及本土主義對政治版圖的改變。特別是今次選前發生了政府篩選持「港獨」政見參選人的事件,更令人關注香港出現分離主義的趨勢。於是,今次選舉的主題被鎖定為以本土主義、分離主義為軸心,甚至被解讀為抗議梁振英政府踐踏言論自由,引入政治篩選等倒行逆施政策的一次全民投票。

年初新界東補選之後,盛行一種三分天下的論述,將香港政治格局說成由為「建制」對「泛民」的二元格局,重新劃分為「建制」、「泛民」和「本土」的三大板塊。今次為了找出嚴打港獨是否奏效的指標,選舉結果也往往被評論人朝這個所謂三分天下的圖式來解讀。雖然明言支持港獨主張的候選人被禁參選,不成一類,但一些理念不同的派別就被併合為「本土自決」的同一板塊。

「三分天下」及「本土自決」劃分的疏漏

毫無疑問,近年香港掀起一股激進政治的浪潮,其起源是始於「本土運動」,經雨傘佔領而快速壯大,當中以「港獨」的口號最具對抗性。可是,「本土」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含混不清、充滿政治爭議的概念。過去數年,特別是雨傘運動結束之後,日益惡化的政治環境、苦無出路的局面,令愈來愈多人試圖從「本土主義」的方向尋求出路,於是產生了由獨立、建國、自主、自決、修憲、制憲,以至所謂的「永續《基本法》」等各門各派思想,可謂眾說紛紜。然而,把它們都化約和歸類到「本土自決」或者「分離主義」旗下的話,很容易就會把箇中錯綜複雜的關係遮抹掉。

就例如把主張「香港民族、前途自決」的「青年新政」、主張「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的「熱普城」聯盟,以及主張「民主自決」的羅冠聰、劉小麗和朱凱廸都劃為「本土自決派」,認為他們都抱同一類的政治主張,顯然就有掛一漏萬的問題。

因為,青年新政和熱普城聯盟雖然都有激進本土主義的傾向,在排斥新移民問題上少有爭拗,但仍然有路線分歧。青年新政的「香港民族主義」想像,以及在選舉中與明言支持港獨而被禁選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公開結盟,證明他們的「前途自決」主張,其實與港獨只有一張紙的差別。正因為這種「獨派」色彩,使得他們在選戰期間,和主張「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以及受陳雲(陳云根)思想支配的熱普城聯盟幾乎全面翻臉,甚至互相攻擊。

陳雲由提出香港城邦,一直不住地修改其政治訴求的措辭,在「建國」與「獨立」之間不斷反覆徘迴,但始終抱有強烈「華夏復興」願望,建立「邦聯」的意識,甚至把政治願景建基在《基本法》之上。這種「猶抱琵琶」的隱性大中華思想,與「獨派」支持的那種「香港民族獨立」的傾向,明顯有很大差異。兩派之間因此嫌隙不斷,裂痕不淺,在競選期間更把衝突擴大,公開罵戰。今次選舉中,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選上了,而熱普城聯盟則只有「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入選,兩派可以在日後如何合作還是未知之數。

而另一邊廂,羅冠聰、劉小麗和朱凱廸三名參選人雖然在「民主自決」的口號上達成共識,但羅冠聰的「香港眾志」所構想的是邁向「公投自決」;劉小麗在民主自決底下則提倡「把抗爭融入生活的自強運動」;朱凱廸則以「民主自決,在地希望」來統攝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實踐中發展「整全的自決意識和實踐」的主張。顯見他們三人的「民主自決」重點也未必完全一致。再者,對網上一批以激進排中為首要目標的「本土派」來說,三人由於缺乏明顯的反新移民主張,所以根本不是他們心目中的「本土派」,而只是「左膠」或「泛民」的分支。

所以,在同一個所謂「本土自決」旗下,把價值和政策上南轅北轍、分屬左和右兩翼的當選人放在同一類別,往往只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在香港語境底下「本土」和「自決」兩個語彙,遠遠未到可以標示一套完整政治路線的程度。因為何謂本土?如何自決?都是一些在理論上和實踐方針上尚待釐清的說法,從未有過共識。

具體來說,為什麼「本土」只能按2011年之後才出現的反新移民浪潮來定義,而非2006年反天星、皇后拆遷運動中「本土行動」所組織的社運傳統來定義?再者,在近來的「自決」討論中,出現了「內部自決」還是「外部自決」的區分。今年4月泛民政黨「中青代」簽署《香港前途決議文》,當中提到要「香港人民自由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確立香港人民的主體性」、要和中央政府就香港的政治地位談判等說法,正是受上述討論的影響。而及後,公民黨的競選綱領,更是以「前途自決、港人自治」作為大標題。

公民黨這種「自決自治論」與前面所講的(左、右翼)自決論者有所重複,但亦有所不同,就是在於他們仍有與中央政府談判的主張。但是,用「三分天下論」來劃出所謂「本土自決」板塊的評論文章,往往無視公民黨這些關於「自決」的新綱領,繼續把今屆取得6席的公民黨編列在「溫和泛民」的板塊底下。這種劃分又怎會不是把「自決派」的範圍定得過小,以至扭曲了人們對香港政治取向的完整圖像呢?

本土浪潮展開的主體政治光譜

事實上,本土浪潮的高漲帶來的衝擊是全方位的,推動力也是來自多方面的,所以它的影響只能造就一個非常廣闊的光譜。在光譜之內的各派,唯一的共通性,是追求香港在掙脫新舊殖民體制桎梏過程中被貶抑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可以是文化的、經濟的或政治的。

簡單來說,本土浪潮所指涉的是一種「主體政治」,它要求在文化、思想、感情上被「承認」,而不是被貶抑、被吸納、被邊緣化。「主體政治」也因此而被哲學家 Charles Taylor 稱為「承認的政治」:追求被承認為具有獨特的價值、具備能自主存在的空間、在政治和經濟上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不需仰人鼻息、依附在他人身上、掩沒在其他族群的強勢文化或強勢政治經濟力量當中。

這種「主體政治」在政治上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目標,有些人希望達到比當前「一國兩制」更寬廣的空間,以至將「主體政治」再推前一步,提出與「主權」相關的政治目標,為求在一國兩制走向崩壞、民主回歸的老路走不下去的前提下,為未來找尋願景。不過,這些願景的比拼,如果沒有顧及追求這些目標時所用到的手段、達成目標的路徑考慮、估算可以發展的資源,以及確立追隨者會恪守的倫理原則,這些願景也不能成熟,變成可持續的政治運動路線。正是環繞這些不同層次的問題,政治圈中出現了各式主張,手段和目標之間的多種可能組合,以致今天仍是派別林立、幡幟繁多,但難言在「建制 vs. 泛民」二元格局不再的情況下,什麼才是新的政治板塊分佈。

本土思潮如何影響分配正義?

今日香港立法會並不是一個功能完整,能夠充分反映民意、形塑民意的正常議會。它的主要功能,更多是在「守衛」的意義上,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的作用,例如抵擋第23條的國家安全法立法、反對假普選的政制改革方案通過,或者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制止議員拉布等。因為,直選中出現的新政治力量分佈,並不能直接創造新的政治平衡,左右大局,更不能即時影響政府施政。所以,在憲制政治層面上,反對派內部無論如何變化,其實都不會帶來實質的轉變。議員們的主要功能,其實更多地是局限在民主政策和法令的審議。因此,我們也有必要去留意是次立法會選舉中,本土浪潮和「主體政治」究竟在「分配正義」的層面帶來什麼改變。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在所謂「本土自決」類別中,本來就有嚴重的左、右之分的話,我們可以預期,抱民主自決的羅冠聰、劉小麗和朱凱廸等,更多地會以梁國雄、陳志全、張超雄、梁耀忠等以維護弱勢、基層權益為己任的議員為盟友。

然而,新進入立法會的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則來自一個新自由主義傾向愈益明顯的右翼本土主義陣營。他們在官商勾結、反對大財團等問題上,也許會有機會與「激進泛民」(「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或「民主自決」派站在相近立場,但在諸如全民退休保障這類社會改革議程上,這些青年激進派其實是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或許可以在這些議程上和建制派建立合作空間,成為「青年保守派」。

事實上,今次立法會選舉往往被本土主義議程主導了焦點,也往往在新舊世代接捧交替的主導論述下,把分配正義這些傳統政治劃分的重要性遮蓋掉。但無論是發生在反對陣營內還是建制陣營內,新舊交替往往意味著基層及勞工利益問題進一步被邊緣化。在反對陣營內,工黨兩資深議員李卓人和何秀蘭雙雙落敗,民協覆沒,推動勞工、基層權益的反對派議員可謂損兵折將。甚至在建制陣營之中,「西環派」(「契仔契女」)的年輕律師紛紛勝選,犧牲了的也是工聯會的王國興和鄧家彪。姑勿論他們對推動勞工權益的工作有多少為了向建制輸誠,最終大打折扣,但事實就是,他們在世代交替的大潮底下,也是被建制派所拋棄的一群勞工界代表。

建制派內部變化的邏輯和反對派陣營的變化邏輯雖然不盡然相同,但在所謂新形勢和新格局底下,隨著勞工基層在議會內的聲音被進一步削弱,今屆立法會比起上屆,會是一個更往新自由主義傾斜的資產階級議會嗎?這應該是評估分離主義是否在增長之餘,另一個審視未來香港政治生態的必要視角。

(安徒,香港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

香港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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