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伞占领运动后第一次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已于上周结束，不少报导和评论将焦点集中在参政世代的新旧交替，以及本土主义对政治版图的改变。特别是今次选前发生了政府筛选持“港独”政见参选人的事件，更令人关注香港出现分离主义的趋势。于是，今次选举的主题被锁定为以本土主义、分离主义为轴心，甚至被解读为抗议梁振英政府践踏言论自由，引入政治筛选等倒行逆施政策的一次全民投票。
年初新界东补选之后，盛行一种三分天下的论述，将香港政治格局说成由为“建制”对“泛民”的二元格局，重新划分为“建制”、“泛民”和“本土”的三大板块。今次为了找出严打港独是否奏效的指标，选举结果也往往被评论人朝这个所谓三分天下的图式来解读。虽然明言支持港独主张的候选人被禁参选，不成一类，但一些理念不同的派别就被并合为“本土自决”的同一板块。
“三分天下”及“本土自决”划分的疏漏
毫无疑问，近年香港掀起一股激进政治的浪潮，其起源是始于“本土运动”，经雨伞占领而快速壮大，当中以“港独”的口号最具对抗性。可是，“本土”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含混不清、充满政治争议的概念。过去数年，特别是雨伞运动结束之后，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苦无出路的局面，令愈来愈多人试图从“本土主义”的方向寻求出路，于是产生了由独立、建国、自主、自决、修宪、制宪，以至所谓的“永续《基本法》”等各门各派思想，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把它们都化约和归类到“本土自决”或者“分离主义”旗下的话，很容易就会把个中错综复杂的关系遮抹掉。
就例如把主张“香港民族、前途自决”的“青年新政”、主张“全民制宪、永续基本法”的“热普城”联盟，以及主张“民主自决”的罗冠聪、刘小丽和朱凯廸都划为“本土自决派”，认为他们都抱同一类的政治主张，显然就有挂一漏万的问题。
因为，青年新政和热普城联盟虽然都有激进本土主义的倾向，在排斥新移民问题上少有争拗，但仍然有路线分歧。青年新政的“香港民族主义”想像，以及在选举中与明言支持港独而被禁选的“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公开结盟，证明他们的“前途自决”主张，其实与港独只有一张纸的差别。正因为这种“独派”色彩，使得他们在选战期间，和主张“全民制宪、永续基本法”，以及受陈云（陈云根）思想支配的热普城联盟几乎全面翻脸，甚至互相攻击。
陈云由提出香港城邦，一直不住地修改其政治诉求的措辞，在“建国”与“独立”之间不断反复徘回，但始终抱有强烈“华夏复兴”愿望，建立“邦联”的意识，甚至把政治愿景建基在《基本法》之上。这种“犹抱琵琶”的隐性大中华思想，与“独派”支持的那种“香港民族独立”的倾向，明显有很大差异。两派之间因此嫌隙不断，裂痕不浅，在竞选期间更把冲突扩大，公开骂战。今次选举中，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选上了，而热普城联盟则只有“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入选，两派可以在日后如何合作还是未知之数。
而另一边厢，罗冠聪、刘小丽和朱凯廸三名参选人虽然在“民主自决”的口号上达成共识，但罗冠聪的“香港众志”所构想的是迈向“公投自决”；刘小丽在民主自决底下则提倡“把抗争融入生活的自强运动”；朱凯廸则以“民主自决，在地希望”来统摄他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实践中发展“整全的自决意识和实践”的主张。显见他们三人的“民主自决”重点也未必完全一致。再者，对网上一批以激进排中为首要目标的“本土派”来说，三人由于缺乏明显的反新移民主张，所以根本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本土派”，而只是“左胶”或“泛民”的分支。
所以，在同一个所谓“本土自决”旗下，把价值和政策上南辕北辙、分属左和右两翼的当选人放在同一类别，往往只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在香港语境底下“本土”和“自决”两个语汇，远远未到可以标示一套完整政治路线的程度。因为何谓本土？如何自决？都是一些在理论上和实践方针上尚待厘清的说法，从未有过共识。
具体来说，为什么“本土”只能按2011年之后才出现的反新移民浪潮来定义，而非2006年反天星、皇后拆迁运动中“本土行动”所组织的社运传统来定义？再者，在近来的“自决”讨论中，出现了“内部自决”还是“外部自决”的区分。今年4月泛民政党“中青代”签署《香港前途决议文》，当中提到要“香港人民自由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确立香港人民的主体性”、要和中央政府就香港的政治地位谈判等说法，正是受上述讨论的影响。而及后，公民党的竞选纲领，更是以“前途自决、港人自治”作为大标题。
公民党这种“自决自治论”与前面所讲的（左、右翼）自决论者有所重复，但亦有所不同，就是在于他们仍有与中央政府谈判的主张。但是，用“三分天下论”来划出所谓“本土自决”板块的评论文章，往往无视公民党这些关于“自决”的新纲领，继续把今届取得6席的公民党编列在“温和泛民”的板块底下。这种划分又怎会不是把“自决派”的范围定得过小，以至扭曲了人们对香港政治取向的完整图像呢？
本土浪潮展开的主体政治光谱
事实上，本土浪潮的高涨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推动力也是来自多方面的，所以它的影响只能造就一个非常广阔的光谱。在光谱之内的各派，唯一的共通性，是追求香港在挣脱新旧殖民体制桎梏过程中被贬抑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可以是文化的、经济的或政治的。
简单来说，本土浪潮所指涉的是一种“主体政治”，它要求在文化、思想、感情上被“承认”，而不是被贬抑、被吸纳、被边缘化。“主体政治”也因此而被哲学家 Charles Taylor 称为“承认的政治”：追求被承认为具有独特的价值、具备能自主存在的空间、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不需仰人鼻息、依附在他人身上、掩没在其他族群的强势文化或强势政治经济力量当中。
这种“主体政治”在政治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目标，有些人希望达到比当前“一国两制”更宽广的空间，以至将“主体政治”再推前一步，提出与“主权”相关的政治目标，为求在一国两制走向崩坏、民主回归的老路走不下去的前提下，为未来找寻愿景。不过，这些愿景的比拼，如果没有顾及追求这些目标时所用到的手段、达成目标的路径考虑、估算可以发展的资源，以及确立追随者会恪守的伦理原则，这些愿景也不能成熟，变成可持续的政治运动路线。正是环绕这些不同层次的问题，政治圈中出现了各式主张，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多种可能组合，以致今天仍是派别林立、幡帜繁多，但难言在“建制 vs. 泛民”二元格局不再的情况下，什么才是新的政治板块分布。
本土思潮如何影响分配正义？
今日香港立法会并不是一个功能完整，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形塑民意的正常议会。它的主要功能，更多是在“守卫”的意义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的作用，例如抵挡第23条的国家安全法立法、反对假普选的政制改革方案通过，或者反对修改议事规则制止议员拉布等。因为，直选中出现的新政治力量分布，并不能直接创造新的政治平衡，左右大局，更不能即时影响政府施政。所以，在宪制政治层面上，反对派内部无论如何变化，其实都不会带来实质的转变。议员们的主要功能，其实更多地是局限在民主政策和法令的审议。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去留意是次立法会选举中，本土浪潮和“主体政治”究竟在“分配正义”的层面带来什么改变。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在所谓“本土自决”类别中，本来就有严重的左、右之分的话，我们可以预期，抱民主自决的罗冠聪、刘小丽和朱凯廸等，更多地会以梁国雄、陈志全、张超雄、梁耀忠等以维护弱势、基层权益为己任的议员为盟友。
然而，新进入立法会的青年新政及热血公民，则来自一个新自由主义倾向愈益明显的右翼本土主义阵营。他们在官商勾结、反对大财团等问题上，也许会有机会与“激进泛民”（“社民连”及“人民力量”）或“民主自决”派站在相近立场，但在诸如全民退休保障这类社会改革议程上，这些青年激进派其实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或许可以在这些议程上和建制派建立合作空间，成为“青年保守派”。
事实上，今次立法会选举往往被本土主义议程主导了焦点，也往往在新旧世代接捧交替的主导论述下，把分配正义这些传统政治划分的重要性遮盖掉。但无论是发生在反对阵营内还是建制阵营内，新旧交替往往意味著基层及劳工利益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在反对阵营内，工党两资深议员李卓人和何秀兰双双落败，民协覆没，推动劳工、基层权益的反对派议员可谓损兵折将。甚至在建制阵营之中，“西环派”（“契仔契女”）的年轻律师纷纷胜选，牺牲了的也是工联会的王国兴和邓家彪。姑勿论他们对推动劳工权益的工作有多少为了向建制输诚，最终大打折扣，但事实就是，他们在世代交替的大潮底下，也是被建制派所抛弃的一群劳工界代表。
建制派内部变化的逻辑和反对派阵营的变化逻辑虽然不尽然相同，但在所谓新形势和新格局底下，随著劳工基层在议会内的声音被进一步削弱，今届立法会比起上届，会是一个更往新自由主义倾斜的资产阶级议会吗？这应该是评估分离主义是否在增长之余，另一个审视未来香港政治生态的必要视角。
（安徒，香港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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