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後第一次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已於上周結束，不少報導和評論將焦點集中在參政世代的新舊交替，以及本土主義對政治版圖的改變。特別是今次選前發生了政府篩選持「港獨」政見參選人的事件，更令人關注香港出現分離主義的趨勢。於是，今次選舉的主題被鎖定為以本土主義、分離主義為軸心，甚至被解讀為抗議梁振英政府踐踏言論自由，引入政治篩選等倒行逆施政策的一次全民投票。
年初新界東補選之後，盛行一種三分天下的論述，將香港政治格局說成由為「建制」對「泛民」的二元格局，重新劃分為「建制」、「泛民」和「本土」的三大板塊。今次為了找出嚴打港獨是否奏效的指標，選舉結果也往往被評論人朝這個所謂三分天下的圖式來解讀。雖然明言支持港獨主張的候選人被禁參選，不成一類，但一些理念不同的派別就被併合為「本土自決」的同一板塊。
「三分天下」及「本土自決」劃分的疏漏
毫無疑問，近年香港掀起一股激進政治的浪潮，其起源是始於「本土運動」，經雨傘佔領而快速壯大，當中以「港獨」的口號最具對抗性。可是，「本土」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含混不清、充滿政治爭議的概念。過去數年，特別是雨傘運動結束之後，日益惡化的政治環境、苦無出路的局面，令愈來愈多人試圖從「本土主義」的方向尋求出路，於是產生了由獨立、建國、自主、自決、修憲、制憲，以至所謂的「永續《基本法》」等各門各派思想，可謂眾說紛紜。然而，把它們都化約和歸類到「本土自決」或者「分離主義」旗下的話，很容易就會把箇中錯綜複雜的關係遮抹掉。
就例如把主張「香港民族、前途自決」的「青年新政」、主張「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的「熱普城」聯盟，以及主張「民主自決」的羅冠聰、劉小麗和朱凱廸都劃為「本土自決派」，認為他們都抱同一類的政治主張，顯然就有掛一漏萬的問題。
因為，青年新政和熱普城聯盟雖然都有激進本土主義的傾向，在排斥新移民問題上少有爭拗，但仍然有路線分歧。青年新政的「香港民族主義」想像，以及在選舉中與明言支持港獨而被禁選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公開結盟，證明他們的「前途自決」主張，其實與港獨只有一張紙的差別。正因為這種「獨派」色彩，使得他們在選戰期間，和主張「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以及受陳雲（陳云根）思想支配的熱普城聯盟幾乎全面翻臉，甚至互相攻擊。
陳雲由提出香港城邦，一直不住地修改其政治訴求的措辭，在「建國」與「獨立」之間不斷反覆徘迴，但始終抱有強烈「華夏復興」願望，建立「邦聯」的意識，甚至把政治願景建基在《基本法》之上。這種「猶抱琵琶」的隱性大中華思想，與「獨派」支持的那種「香港民族獨立」的傾向，明顯有很大差異。兩派之間因此嫌隙不斷，裂痕不淺，在競選期間更把衝突擴大，公開罵戰。今次選舉中，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選上了，而熱普城聯盟則只有「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入選，兩派可以在日後如何合作還是未知之數。
而另一邊廂，羅冠聰、劉小麗和朱凱廸三名參選人雖然在「民主自決」的口號上達成共識，但羅冠聰的「香港眾志」所構想的是邁向「公投自決」；劉小麗在民主自決底下則提倡「把抗爭融入生活的自強運動」；朱凱廸則以「民主自決，在地希望」來統攝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實踐中發展「整全的自決意識和實踐」的主張。顯見他們三人的「民主自決」重點也未必完全一致。再者，對網上一批以激進排中為首要目標的「本土派」來說，三人由於缺乏明顯的反新移民主張，所以根本不是他們心目中的「本土派」，而只是「左膠」或「泛民」的分支。
所以，在同一個所謂「本土自決」旗下，把價值和政策上南轅北轍、分屬左和右兩翼的當選人放在同一類別，往往只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在香港語境底下「本土」和「自決」兩個語彙，遠遠未到可以標示一套完整政治路線的程度。因為何謂本土？如何自決？都是一些在理論上和實踐方針上尚待釐清的說法，從未有過共識。
具體來說，為什麼「本土」只能按2011年之後才出現的反新移民浪潮來定義，而非2006年反天星、皇后拆遷運動中「本土行動」所組織的社運傳統來定義？再者，在近來的「自決」討論中，出現了「內部自決」還是「外部自決」的區分。今年4月泛民政黨「中青代」簽署《香港前途決議文》，當中提到要「香港人民自由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確立香港人民的主體性」、要和中央政府就香港的政治地位談判等說法，正是受上述討論的影響。而及後，公民黨的競選綱領，更是以「前途自決、港人自治」作為大標題。
公民黨這種「自決自治論」與前面所講的（左、右翼）自決論者有所重複，但亦有所不同，就是在於他們仍有與中央政府談判的主張。但是，用「三分天下論」來劃出所謂「本土自決」板塊的評論文章，往往無視公民黨這些關於「自決」的新綱領，繼續把今屆取得6席的公民黨編列在「溫和泛民」的板塊底下。這種劃分又怎會不是把「自決派」的範圍定得過小，以至扭曲了人們對香港政治取向的完整圖像呢？
本土浪潮展開的主體政治光譜
事實上，本土浪潮的高漲帶來的衝擊是全方位的，推動力也是來自多方面的，所以它的影響只能造就一個非常廣闊的光譜。在光譜之內的各派，唯一的共通性，是追求香港在掙脫新舊殖民體制桎梏過程中被貶抑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可以是文化的、經濟的或政治的。
簡單來說，本土浪潮所指涉的是一種「主體政治」，它要求在文化、思想、感情上被「承認」，而不是被貶抑、被吸納、被邊緣化。「主體政治」也因此而被哲學家 Charles Taylor 稱為「承認的政治」：追求被承認為具有獨特的價值、具備能自主存在的空間、在政治和經濟上有充分的自主和自由，不需仰人鼻息、依附在他人身上、掩沒在其他族群的強勢文化或強勢政治經濟力量當中。
這種「主體政治」在政治上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目標，有些人希望達到比當前「一國兩制」更寬廣的空間，以至將「主體政治」再推前一步，提出與「主權」相關的政治目標，為求在一國兩制走向崩壞、民主回歸的老路走不下去的前提下，為未來找尋願景。不過，這些願景的比拼，如果沒有顧及追求這些目標時所用到的手段、達成目標的路徑考慮、估算可以發展的資源，以及確立追隨者會恪守的倫理原則，這些願景也不能成熟，變成可持續的政治運動路線。正是環繞這些不同層次的問題，政治圈中出現了各式主張，手段和目標之間的多種可能組合，以致今天仍是派別林立、幡幟繁多，但難言在「建制 vs. 泛民」二元格局不再的情況下，什麼才是新的政治板塊分佈。
本土思潮如何影響分配正義？
今日香港立法會並不是一個功能完整，能夠充分反映民意、形塑民意的正常議會。它的主要功能，更多是在「守衛」的意義上，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的作用，例如抵擋第23條的國家安全法立法、反對假普選的政制改革方案通過，或者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制止議員拉布等。因為，直選中出現的新政治力量分佈，並不能直接創造新的政治平衡，左右大局，更不能即時影響政府施政。所以，在憲制政治層面上，反對派內部無論如何變化，其實都不會帶來實質的轉變。議員們的主要功能，其實更多地是局限在民主政策和法令的審議。因此，我們也有必要去留意是次立法會選舉中，本土浪潮和「主體政治」究竟在「分配正義」的層面帶來什麼改變。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在所謂「本土自決」類別中，本來就有嚴重的左、右之分的話，我們可以預期，抱民主自決的羅冠聰、劉小麗和朱凱廸等，更多地會以梁國雄、陳志全、張超雄、梁耀忠等以維護弱勢、基層權益為己任的議員為盟友。
然而，新進入立法會的青年新政及熱血公民，則來自一個新自由主義傾向愈益明顯的右翼本土主義陣營。他們在官商勾結、反對大財團等問題上，也許會有機會與「激進泛民」（「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或「民主自決」派站在相近立場，但在諸如全民退休保障這類社會改革議程上，這些青年激進派其實是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或許可以在這些議程上和建制派建立合作空間，成為「青年保守派」。
事實上，今次立法會選舉往往被本土主義議程主導了焦點，也往往在新舊世代接捧交替的主導論述下，把分配正義這些傳統政治劃分的重要性遮蓋掉。但無論是發生在反對陣營內還是建制陣營內，新舊交替往往意味著基層及勞工利益問題進一步被邊緣化。在反對陣營內，工黨兩資深議員李卓人和何秀蘭雙雙落敗，民協覆沒，推動勞工、基層權益的反對派議員可謂損兵折將。甚至在建制陣營之中，「西環派」（「契仔契女」）的年輕律師紛紛勝選，犧牲了的也是工聯會的王國興和鄧家彪。姑勿論他們對推動勞工權益的工作有多少為了向建制輸誠，最終大打折扣，但事實就是，他們在世代交替的大潮底下，也是被建制派所拋棄的一群勞工界代表。
建制派內部變化的邏輯和反對派陣營的變化邏輯雖然不盡然相同，但在所謂新形勢和新格局底下，隨著勞工基層在議會內的聲音被進一步削弱，今屆立法會比起上屆，會是一個更往新自由主義傾斜的資產階級議會嗎？這應該是評估分離主義是否在增長之餘，另一個審視未來香港政治生態的必要視角。
（安徒，香港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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