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點五步》在2013年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大專組勝出，獲香港電影發展局的電影發展基金撥款200萬港元拍攝。導演陳志發及編劇黃智揚為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畢業生，拍攝時動員不少浸大的畢業生或學生參與製作，在上映之前引發了剝削義工、「販賣熱血」的爭論。這爭論還在繼續（希望能變成有意義和有後續行動的討論），而這文章也意不在介入此爭論之中，讓我們還是回到電影去吧。
《點五步》改編自「沙燕隊」的真實故事。沙燕隊於1983年成立，並在1984年擊敗日本隊伍，奪得香港少棒聯盟公開賽冠軍。導演說，他本想拍一個「屋邨仔」遺憾的故事，但構思的時間覺得故事難以發展下去，後來在報紙上看到關於沙燕隊的報導，就想不如把自己原先的構思，結合棒球的故事，就成為了現在的《點五步》。
《點五步》的故事主要圍繞着「屋邨仔」阿龍（林耀聲飾）和他的鄰居並同學細威（胡子彤飾），他們一同就讀於沙田區band 5中學基覺中學。學校的盧校長（廖啟智飾）想透過建立棒球隊，改變頑劣的學生。這支棒球隊就是沙燕隊。所有青春運動片的元素《點五步》都有：刻苦訓練、個人主義對團體意識、隊友間的競爭與不服、離隊再歸隊、由廢柴球隊慢慢進步，並常常在運動片出現的男性情誼。
當這部電影的故事是發生於1984（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年），當電影開頭插入雨傘運動的鏡頭，當電影鏡頭不斷的拍攝着獅子山的時候，觀眾就明瞭，這不會是單純的一部青春運動片。
這樣看來，《點五步》不過是普通的青春運動片。但是，當這部電影的故事是發生於1984（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年），當電影開頭插入雨傘運動的鏡頭，當電影鏡頭不斷的拍攝着獅子山的時候，觀眾就明瞭，這不會是單純的一部青春運動片。透過這些設計，導演陳志發已經告訴我們，應該從哪些角度去討論這部電影，那我也不避談了，直接接受導演的邀請，就從雨傘運動和獅子山的鏡頭說起。
我說，這是一部「後雨傘」的電影。我這樣宣稱，是因為在開場和結尾，導演都運用了金鐘佔領區的畫面。沙燕隊的其中一位成員，在三十年後成為白領，走過了佔領區的帳篷，收到舊時隊友的電話，說要聚舊。然後旁白就說，已經差點忘記了，不想輸的感覺。這個不想輸，既是三十年前棒球場上的故事，也是三十年後在佔領中發生的事。
作為觀眾，對於沙燕隊三十年前是贏是輸，大概沒多少個人在開場時能說得出來，但對於兩年前的那場佔領，我們總會記得，佔領區最後是如何被暴力清場。先不論這場佔領如此收場是輸是贏，但這兩年間，香港的政治情況每況愈下，一股陰霾壓在香港人的頭上。離開了佔領時的例外狀況，佔領者又再回到過去的日常，甚至是更加壓抑而沒有出路的日常。在此情此境下，到底《點五步》又要對我們說出一個甚麼樣的香港故事呢？
《點五步》
導演：陳志發
上映日期：2016年8月25日
發行：Golden Scene
說到香港故事，就自然不得不提開場不久的另一組鏡頭──獅子山。每次在電影中看見獅子山，總難免叫人抗拒，無他，以此標誌代表香港，已經泛濫，變得陳腐，似乎已經難以翻出新的意義。但陳志發在電影開場所拍的獅子山（及後的獅子山真的多得有點濫，其實不需要不斷提示觀眾的，觀眾其實看得清楚，也會記得）、所拍的棒球比賽場地，令人很自然想起另一部關於「夢想」的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
在《哪一天我們會飛》的結尾，主角余鳳芝和彭盛華經歷了中年／婚姻的危機後，帶到自己母校的學生到山上平地放飛機，飛機滿天飛，背景就是獅子山。這電影表面上說是談「夢想」的，但其實是在談「沒有夢想」，又或，在這個獅子山下，所能實現的最大夢想，就是在後山放一次自製飛機，如此然已，沒有更多。放完過後，我們可以想像，余鳳芝和彭盛華沒有變得不一樣，不論他們的婚姻最後如何，他們人生最燦爛──亦即真正擁有夢想之人蘇博文還在身邊──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蘇博文已經死了，夢想早已經不存在。
於是乎，當《點五步》在同一個地點取景，同樣的拍攝獅子山，多心的觀眾如我就感覺到，他不是要重複再寫一個在獅子山下無夢追悔的故事，另一個懷緬過去的青春故事（如果《哪一天我們會飛》算是「青春」的話）。
《點五步》正正是要覆寫《哪一天我們會飛》那個破碎的無夢，寫出一個真正的青春故事。雖說這是一個三十年前的故事，但無礙它在訴說當下，尤其是導演在開頭和結尾加入佔領的畫面，那就更難以抽離地純粹把它看成另一個運動的傳奇：既然導演有意與當下對話，那作為評論者就不妨進入這個對話的領域。
每次在電影中看見獅子山，總難免叫人抗拒，無他，以此標誌代表香港，已經泛濫，變得陳腐，似乎已經難以翻出新的意義。
說到青春，《點五步》所描述的，比黃修平／陳心遙他們塑造出來的「熱血」與「夢想」，對我來說是更為着地的，這全在乎對主角的角色設定。《點五步》的主角阿龍，生性懦弱、怕事、被動，一直是靠屋邨好友細威「罩住」（保護）。引人注目的是他聽walkman的設定，看似是普通不過的安排，卻立刻使阿龍這個角色比黃修平／陳心遙塑造的青春人物多了一個維度。
對於我們浸淫在日漫成長的幾代人來說，看見這個塞着耳聽walkman的年輕人，怎麼不叫人聯想到《新世紀福音戰士》中的碇真嗣（以及後來岩井俊二《青春電幻物語》中的蓮見雄一）。不知陳志發和編劇黃智揚是否真的有參考碇真嗣來設定阿龍這角色，但他們的相似是顯然易見的：懦弱、怕事、有一個在walkman背後不為人知的禁閉世界，被「父親」（在《點五步》中是廖啟智飾的盧校長兼教練）點名擔任自以為不稱職的崗位（阿龍本為捕手，後被點名當投手）。
如此，我不會以「熱血」來稱呼《點五步》，「熱血」是屬於《狂舞派》的，那種沒有猶豫，雖有挫折但依然勇往直前，那種沒有顧忌的生命的爆發力。這種「熱血」有其迷人之處，但未必能很有效的向當下的年輕一代說話。說要勇往直前，要「熱血」，要無懼追求自己夢想，但年青一代會說，對不起，我們有很多鬱結（尤其在雨傘這個集體的崩壞後），我們有很多羈絆。是的，是羈絆。《點五步》並未「熱血」，它是「碇真嗣」，是被指派，被呼召，被要求回應父親，被要求超越自己／他人，它是羈絆，是各種人際關係的纏繞，在友際間，在家庭裏，在愛情中，在對上一代之上。
如果《點五步》有召喚出主體性的話，這個主體性大概是碇真嗣式的，而往往，碇真嗣式的主體，若然同步率400%暴走起來，力量之大是會叫人恐懼的。這大概是《點五步》超越「熱血」的意義吧。
說《點五步》是「後雨傘」的電影，所說的羈絆，就不只是個人，而是關於整個世代，關於整個城市。有說《點五步》像是香港版的《KANO》，若是如此，我會說不只是因為兩部電影都拍棒球，還是因為兩部電影都透過回顧自身的小故事，回應自身的殖民歷史。但不論是《KANO》還是《點五步》，他們處理殖民歷史都會被後殖民論述詬病。
《點五步》所說的故事在1984年，這年份對香港人不會陌生，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一年，這就成了香港這座城市三十年來的羈絆。在結尾，電影再次回到金鐘佔領區，成年後的阿龍走在佔領區的道上，旁白（林海峰聲演）就突然懷舊起來，說1980年代是香港最光輝的年代（那就要看從甚麼的角度去評價了），說很想回到當時，尤有很大可能性的屋邨仔那時（根本就是香港的［經濟］成長故事嘛，這意識型態在旁白中表露無遺），卻又不忘加一句註腳說要為當下踏出那怕至少半步（懷舊與踏出之間出現很大裂縫，似是為了不想完全被說成是懷舊不思進取而加上的一筆）。
我看到這裏時，就感到有不同的力量在劇情中角力，電影到底是往後還是向前？面對羈絆──特別是「後雨傘」的羈絆──還是跳過旁白，回到沙燕隊對灰熊隊最後的對壘妥當：在第九局的半局，阿龍早就踏在投手丘上，就如校長替他練習時所說，投手一踏出投手丘，就無得返轉頭。不是你熱血不熱血、有夢沒有夢而去行動，而是位置已經決定了：你在投手丘，就得投球，一如碇真嗣在EVA機體內，就得戰鬥。
如果說，近年香港電影因黃修平／陳心遙的兩部作品，出現了以「青春」、「熱血」和「夢想」來訴說本土的傾向，那麼《點五步》則承着這個脈絡，給它轉了一個彎，訴說了青春的羈絆，訴說了這個城市在後雨傘時期的羈絆。如果《點五步》有召喚出主體性的話，這個主體性大概是碇真嗣式的，而往往，碇真嗣式的主體，若然同步率400%暴走起來，力量之大是會叫人恐懼的。這大概是《點五步》超越「熱血」的意義吧。
關於《點五步》，可以談的還有很多，但文章過長，恐怕沒有人讀，就此打住，望有心人繼續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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