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1日，中國作家郝景芳憑藉作品《北京摺疊》榮獲世界科幻協會頒發的「雨果獎」（Hugo Award）「最佳中短篇小說獎」，成為繼2015年憑《三體》獲「最佳長篇小說獎」的劉慈欣之後，第二位獲得這項世界科幻大獎的中國作家。
這一新聞在中國文學界激起強烈反響，同時也在「科幻圈」引發了廣泛爭議。熱情的褒揚者將它視作中國科幻「崛起」並「走向世界」的又一標誌性事件，高度評價《北京摺疊》的價值和意義；而尖刻的批評者則認為，這篇小說獲獎並不是因為作品質量，而是因為「政治正確」。他們稱：這篇小說之所以會得到「西方評審」的認可，是因為其內容可以解讀為對中國社會現狀的批判或「抹黑」。
需要指出的是，雨果獎並不是評委制，而是由世界科幻協會的眾多註冊會員通過投票決定獎項歸屬。而無論是褒揚者還是貶低者都承認：《北京摺疊》的最大特色及獲獎關鍵在於：它以科幻小說的體裁表現了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
郝景芳本人也認為，她的這部作品並不是一篇「幻想小說」，而是在「用非現實的手法來寫現實問題」，它能夠獲得獎項認可和眾多讚許，「說明不平等問題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共鳴」。那麼，這位中國作家是如何來表現社會不平等，而這種文學表現又揭示或忽視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哪些現實問題呢？
城市摺疊：階層固化的空間隱喻
《北京摺疊》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輩子都生活在北京市第三空間的垃圾處理工老刀，為了給他收養的女孩糖糖湊齊幼兒園的高額「擇校費」，不惜違法進入第二空間，接受一位名為秦天的高校研究生的委託，冒險前往第一空間，給秦天愛慕的富家女依言傳遞愛情信物。在這個過程中，老刀見識了三個空間之間巨大的階級差距，並因為機緣巧合，了解到北京之所以會設立三個空間的真實原因。
在《北京摺疊》中，郝景芳以地形隱喻來展現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和階層固化：北京市經過一場超大規模（共有8000萬建築工人投入其中）的城市改造，被打造成一座可以翻折變形的「摺疊城市」。這座城市被人為劃分為三個彼此隔絕的地理空間，這三個空間的城市景觀迥然相異，其中分別居住着統治階級（及其附庸，即助理、秘書或相關服務人員）、中產階級（及其後備軍，即在校大學生）和無產階級。每當其中一個空間展開時，另外兩個空間就會摺疊起來，摺疊空間的居民會在催眠藥劑的作用下陷入休眠，不同空間之間的通道受到政府機關的嚴格管控，人員未經允許幾乎不可能跨空間流動。
以空間區隔映射階層斷裂的世界觀設定，固然是中國社會階級差距的具象化寓言，卻已經可以說是「反烏托邦」科幻小說屢見不鮮的套路。在《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潛逃時空》（In Time）、《末世列車》（Snowpiercer）等近年來熱映的商業電影中，科幻愛好者也早已多次見識過類似設定的影像化呈現。
城市摺疊的想象雖然奇崛，但相比起 Christopher Nolan 在 Inception 裏展現的巴黎城摺疊，或劉慈欣的小說《三體》裏智能微觀粒子的低維展開或高維摺疊，無論是在視覺衝擊力上，還是在基於自然科學的「硬科幻」想象力上，卻又都可謂「小巫見大巫」。也正因此，《北京摺疊》才會遭致一些「硬科幻」推崇者的不屑。「硬科幻」/「軟科幻」是流行於科幻圈的一組二元對立項。前者以自然科學和技術為重點，後者則著重於社會寓意。在那些「硬科幻」推崇者看來，《北京摺疊》的新意，不過是給上述那種反烏托邦套路添上了些許中國符號。
時間分配、失業危機和機器人時代的「維穩」
但作為一部「軟科幻」作品，《北京摺疊》世界觀設定的真正出彩之處，並不在於階層之間的空間隔離，而是在於階層之間不平等的時間分配。在摺疊城市中，「時間經過了精心規劃和最優分配」。三個空間每四十八小時完成一輪「轉換」：第一空間的約五百萬人口每次可以連續享用二十四個小時——從清晨六點到第二天清晨六點；第二空間的約兩千五百萬人口則只能享用十六個小時——從次日清晨到夜晚十點；第三空間的約五千萬人口更是僅有區區八個小時——從夜晚十點到第二天清晨六點。
這樣的時間分配，作為一項由統治者操控的「頂層設計」，表面上看是為了配合空間隔離，但它更為深層的緣由，是為了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
這一世界觀的設定靈感，源自郝景芳的本職工作。在中國科幻界，除了劉慈欣等極少數成名作家，絕大多數作者，包括整個「新生代」作者群，實際上都是「業餘寫作者」，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於清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郝景芳，已在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供職多年，長期從事宏觀經濟政策的課題研究。正是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理論問題——尤其是小說中欲言又止、一筆帶過的「菲利普斯曲線」（菲力普曲線），讓郝景芳格外關注失業率的社會經濟影響。
「菲利普斯曲線」是一條可以用來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交替關係的曲線。簡單地說，這條曲線表明：當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就低；當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就高。過高的失業率會導致貨幣工資水平和社會消費需求下降，進而造成通貨緊縮性經濟蕭條。
這樣的問題意識，與如今已初露端倪的機器人自動化生產線所帶來的未來展望相結合，造就了《北京摺疊》世界觀設定的深層緣由：隨着自動化技術的進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勞工，將被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的機器人所取代，由此而來的失業問題，很可能會造成大量無業可就的人口，這將嚴重地威脅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
那麼，一個試圖兼顧GDP增長和「維穩」的國家機器，要如何應對這樣的社會問題呢？
《北京摺疊》像是一場思想實驗，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通過城市規劃的時空分配，把底層人口「塞到夜裏」，徹底減少這些人的生活時間，同時為他們保留一種賴以為生的工作——垃圾處理。
第三空間在製造垃圾的第一、第二空間，和回收利用垃圾的再加工工廠之間充當中間環節。這樣既避免了大規模失業，又避免了通貨膨脹的跨空間/階層傳導──由於第三空間和第一、第二空間之間，除了垃圾之外幾乎沒有貨幣和商品流通，因而，當第一、第二空間的工資、物價上漲時，第三空間卻依然如故。但這也讓貧富分化趨勢幾乎不可逆轉，造成了底層人口的恆久貧困。
小說背後的現實：失業潮與歷史終結
階層固化上疊加的失業危機，或許才是《北京摺疊》的社會寓言能在西方引起共鳴，從而贏得最多選票的核心創意元素。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追逐剩餘價值的資本在全球範圍流動，尋求生產要素的「優化（利潤最大化）配置」，勞動密集型企業因而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和地區（例如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以外向型經濟對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造成歐美社會的產業空洞化、就業緊張。這使得西方的科幻愛好者，能夠在其社會情境中切身感知失業危機的結構性困境。而《北京摺疊》事實上也點到了「歐洲20世紀末失業率上升」的情況。
而中國自己，在藉助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實現宏觀經濟高速增長之後，近年來也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面臨對外貿易萎縮、製造業產能過剩、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等結構性困境。工業企業利潤率下降所引發的減薪裁員潮，和跨國資本撤離所引發的失業潮，正在中國製造出一場不亞於歐美的失業危機。根據高盛全球投資研究（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測算的數據：中國的薪資增速自2012年以來一路下滑，而失業率則是逐漸上升。
另一方面，為緩解社會就業壓力而掀起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潮流，雖然在國家政策的鼓勵和「互聯網+」的理念的加持下聲勢浩大，但其新增的就業崗位，如快遞、送餐、互聯網服務，相比傳統職業更加不穩定、無保障、低薪酬，並沒有真正解決失業危機的焦慮感和恐慌感。
而能夠降低人力成本以提高企業利潤的機器人自動化生產，進一步加劇了失業的前景。例如，蘋果公司的最大代工廠富士康，就在2012年啟動「百萬台機器人」計劃後，在中國內地減少了勞工招聘。鑑於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就業崗位的縮減趨勢，假如第三產業或新興產業無法有效吸納足夠多的就業人口，社會就將發生大規模的失業危機。
20世紀中葉，馬庫斯（Herbert Marcuse）等一批西方理論家，曾對自動化的前景抱有樂觀期待，寄希望於自動化技術進步和社會制度變革之間的良性互動，能夠將人類從壓抑的「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作為「人類機能自由消遣」的創造性工作中。但這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未來願景，卻在1960年代的歐美學生運動遭受挫敗之後逐漸暗淡下來。而在1980年代末冷戰結束、「歷史終結」之後，「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更是被普遍當作不切實際的迷思，乃至於被意識形態的傳送帶丟棄到歷史的「垃圾場」。
在後冷戰時代，資本主義的昔日敵手/前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比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更赤裸地奉行「劫貧濟富」、「贏家通吃」的邏輯。資本主義也終於可以拋卻冷戰對峙之時為了應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挑戰而加諸於自身的種種限制（例如，歐美國家在冷戰期間推行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正是這些政策，為「歷史終結論」的關鍵論據——斷言資本主義經濟增長能夠縮小貧富差距的「庫茲涅茨曲線」，提供了階段性和局部的事實依據），明目張膽地迴歸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所描述的那種製造不平等的「常態」。
在這樣一種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體制下，自動化的前景，就只能是少數人的獲益和多數人的失業危機。這樣的危機正在成為一幅可預見的近未來畫面。《北京摺疊》的英文翻譯者、美籍華裔作家劉宇昆在2014年第五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上的主題發言，也正是關於機器人取代人類所勢必造成的失業危機，體現了與郝景芳相通的問題意識和未來預判。
「太人性」的《北京摺疊》
郝景芳對於「第三空間」失業危機與摺疊城市時間分配製之間因果關係的揭示，絕對堪稱一記妙筆。但她對於「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的展示，卻恐怕只能說是差強人意。
建築工人已經展現出建造可翻折都市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智能機器人已足以承擔幾乎所有的物質資料生產，在這樣的未來社會科技水準下，第一空間、第二空間的居民卻並未如當下的科技發展方向所預示的，經由有機軀體與人造器官、可植入式智能設備的融合，經由生物學特性的基因工程改造，演化為軀體和心智都有別於既存人類的「後人類」形態，這種不同科技領域之間進展程度的落差，難免會造成一種「違和感」。
這類似於今人觀看 2001: A Space Odyssey——在那部問世於1968年的經典科幻電影中，21世紀初的宇航技術已足以進行星際遠航，但電子計算機卻並未配置圖形用戶界面，對於身處「互聯網+」時代的觀眾來說，這樣的場景難免會不太協調。而相較於這部太空電影在宇航領域所展現出的嚴謹恢弘，《北京摺疊》作為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其城市環境和都市生活方面的細節描寫，卻鮮見「賽博朋克」或者「物聯網」/「人聯網」的元素，這對於「硬科幻」的推崇者來說，又難免顯得「科幻感不足」。
更進一步說，在我們今天，數碼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突破性進展，已經帶來了「後人類」前景。在這樣的前景下，經濟學意義上的階層對立就完全有可能具象化「轉譯」為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種對立：身處底層、百無一用的肉體凡胎，與享有特權、升級換代的「後人類」/「超人類」。
這種在經典「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就已出現的「後工業種姓制」，無疑是一種更為可怕而又不無可能的前景。
但正如郝景芳在「雨果獎」獲獎感言中所言，她提出了「未來的一種可能性」，「也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有一些黑暗，顯然並非最好的結果，但也並非最壞的」。諸如《北京折疊》這樣的作品，的確提供了一則關於階層對立的喻世明言，但當悲天憫人的作者將「後人類」元素擱置的時候，也給本可能更為殘酷的寓言，塗抹上了一層人道主義的温情光暈。
郝景芳在「雨果獎」獲獎感言中提到，未來或許會出現以饑荒或戰爭的方式減少無業可就的「過剩人口」的情況；而上文則想象了另一種可能——多數被機器替代的失業人群面臨少數與機器融合的特權「超人」的階級壓迫。
相比以上這兩種未來可能性，《北京摺疊》的未來圖景儘管幽暗，但其敘述仍然可謂「人性的，太人性的」。
差序社會的反平等文化——互聯網時代的更黑暗未來？
互聯網科技元素的相對欠缺，則似乎讓《北京摺疊》對當代社會階級事實的觀照，在空間隱喻和時間隱喻之餘，未免缺少了一些時代氣息。事實上，在我們所處的今日世界，信息科技與政治經濟運行機制之間的相互嵌入，已然深刻地塑造着時間和空間的階級分化。
這種信息時代的剝削和分化機制，並不採取空間區隔，而是以快遞員、送餐員、代駕員、專車司機等互聯網時代藍領全城流動的方式完成；也並不是按比例分配時間，而是通過「天天KPI」、「感覺身體被掏空」的互聯網時代白領嘔心瀝血地加班加點，將普羅大眾的時間投注和注意力耗散轉化為流量、熱度和績效指標的方式，為逐利而流的資本創造出剩餘價值。這一套機制，或隱或顯地剝削着中下層民眾的勞動力，製造着當代社會的階級分化。
另一方面，「KPI主義」引導下的信息生產，往往傾向於將普羅大眾因階級分化和失業危機而滋生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某種反平等的文化-政治動能，經由媒介層面的時間投注製造出賽博空間的群體區隔。只不過這種空間區隔，未必基於階級身份，而常常是以性別身份或種族身份建立，因此並非顯影、反而遮蔽了階級分化的事實。「雨果獎」評選過程中鬧出軒然大波的兩個網絡刷票組織——致力於將女性、同性戀、非白種人剔除出「雨果獎」名單以「淨化雨果獎」的「悲傷小狗」（Sad Puppies）和「瘋狂小狗」（Rabid Puppies），就是這種區隔傾向的例子。製造不平等的社會機制和反平等的文化政治同時存在甚至相輔相成，是我們今日正在面臨的結構性困境，而這樣的社會現實，有可能導向更為不平等的黑暗未來。
在「雨果獎」獲獎感言的結尾，郝景芳說道：「我個人不希望我的小說成真，我真誠地希望未來會更加光明。」如果我們認為，一個更為平等的未來值得我們努力追尋，那麼，在現實中，為了克服當代社會那種製造不平等的機制，我們或許需要嘗試在《北京折疊》式的修辭之外，理解階級的分化、流動與隔離。須知階級差距的形構並不僅僅是文化排斥與空間隔離，科技的發展、自動化的推進，是與資本的運行、階級的衝突密切相關的。
這些因素之間的動態交織，將真切地影響我們的未來。
（林品，文化研究學者，現居北京）
編按：本文最早以「《北京摺疊》：一則關於階層固化和失業危機的社會寓言」為題發表于《探索與爭鳴》，經作者授權，增補後由端傳媒轉載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