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夏天，中國大陸極端氣候肆虐，政治氣候也風雲變幻。8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布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可以看作連續政治過程中的一個節點──過去幾年圍繞團系的政治鬥爭終於劃上了一個句號，也算是今年北戴河會議期間，一個看得見的成果。
網媒年代，共青團的社運化
圍繞團系的政治角逐，交纏在令計劃、薄熙來、周永康集團的派系鬥爭中。他們，甚至包括仍在位的更高層，被習斥為「一小撮野心家和陰謀家」，也是今年秋天「十八屆六中全會」即將全力解決的對象。中紀委對共青團中央的批評也空前嚴厲，稱其「貴族化、官僚化」，這給共青團和團系幹部的政治地位和前景帶來極大困擾，卻也是共青團近來加速轉型的動因。其結果，便是《改革方案》的出台。
縱觀該方案，除了因為「黨團關係改造」而明確向習近平效忠的政治要求，最明顯的是讓共青團重新回歸青年運動的改造路線——既包括組織結構，也包括團與青年的關係。
具體來說，整個方案有兩個亮點，分別印證着共青團的「社運化改造」。一是去官僚化設計：團中央開始精簡編制，增加掛職幹部和基層幹部比重，並且不再要求職務等級和工作匹配。這等於既去掉了團派官僚升遷的棘輪，破壞了團系幹部的上升通道，又以一種變相的「內部幹部下放」形式對團系整體貶黜。共青團的快速升遷本來是團系政治力量的內生機制，如此一來，團系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力量的威脅，就此瓦解。
經此改造，在未來的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更效忠習個人、更活躍、也更具政治進攻性的青年運動組織儼然形成，也就是一個建制化的「小粉紅」軍團。如此判斷，既是基於過去幾年，在共青團主導下「小粉紅」的出現，也是基於更宏大的時代背景：互聯網新媒體的出現，深刻改變了社會和經濟，也改變了政治形態。
以奧巴馬2008年的總統選舉為標誌，此種新媒體政治改造了傳統政黨，使政黨也變得社運化了。所謂政黨社運化，是內地政治學者吳強博士最早注意並概念化的（見諸《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4年第2期）。其指因新媒體的引入，傳統政黨的組織結構和動員方式越來越接近社會運動中的「去組織化」和「網絡化」，呈現出一種新民粹主義的極化政治。這一趨勢對無論民主體制下的政黨競選，還是威權體制下的民意操縱都有影響。傳統政黨越來越多地採取新媒體策略、並且更多將黨組織建立在新媒體上。
這種趨勢在共青團的改造中同樣可見。中共更為積極主動、更徹底地進行新媒體的社運化改造。如此轉型，已經不僅僅是令計劃案後，共青團高層急於解決對團進行「無害化處理」，或許還透露出團系統強烈的自救意識，彷彿共青團面臨危機的一次集體創業，努力向最高層表忠心、甘當馬前卒，而不再扮演從前在最高政治格局中分一杯羹的競爭性角色。這樣的轉型，無疑會影響深遠。
共青團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
另一個最重要的趨勢是「互聯網＋共青團」的模式，強調網團的深度融合。這是第一次以互聯網結構為主導，改造黨團－官僚組織的嘗試。《方案》要求團組織走出辦公室和文山會海，進入社會；也要求團幹部主動聯繫青年，直接動員青年；大力實施「網上共青團」工程，推動團員轉為社會志願者。
如此成建制的、社會運動式的轉型，可以回溯到2008奧運會，共青團工作向社會志願者的轉型。那時，團組織事實上發揮着 NGO 的功能，向黨和政府部門提供有組織的青年志願服務，而團中央正是在賽後志願工作總結的基礎上開始了轉型。
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網上共青團」工程則直接孕育了「小粉紅」。團中央建立了統一的「未來網」，各級地方團組織直接建立微博賬號、接收各類網絡平台，在政務微博中規模最大，也能夠從百度貼吧（BBS）中直接動員，並組織黑客攻擊，酷似俄羅斯的「納什」運動。
然而，在這些表面工作的背後，卻另存兩條暗線，其政治指向異常明確。
一條線，是2016年7月13日團中央聯合發改委和央行發布的《青年信用體系建設規劃（2016-2020）》，算是《方案》的先期文件，要求將兩千萬青年納入志願者體系，並且納入信用體系，根據志願工作（如參加小粉紅的網絡攻擊或線下集合）評定、增減青年的信用積分，並與創業優惠、乃至機票優惠等獎懲掛鈎。
這意味着，通過團的志願轉型，多達兩千萬青年正在被納入一個強制性的監督體系中。如此規模可觀的生力軍，在《方案》的指針下，以預防性動員的方式，被賦予了防範「顏色革命」的重要使命。這自然也意味着「小粉紅」軍團的大規模建制化：他們未來可能隨時出動，出現在任何需要的場所，如各種民族主義抗議或者擁戴遊行當中。
另一條更為隱蔽的線索，卻標識着團系力量的集體投誠。共青團中央8月2日開會做出部署，要求團組織積極參與到青年創業工作中。「互聯網+」本是總理李克強上任伊始提出的，鼓勵青年人創業、刺激新經濟、緩解就業緊張的一項重要舉措。時至今日，「互聯網＋」雖然遭遇許多制度性困難，卻仍然在堅持中，而且影像了許多中國青年人的觀念與生活。
共青團、青年創業與對台工作
而《方案》中，「互聯網＋共青團」的深度融合，不僅包括團的互聯網改造，也指向了創業本身，並且賦予了鼓勵創業的政治目標。其中的鼓勵創業方案，大體上居然可見昔日「中國青年創業國際計劃」（YBC）的影子。
YBC 是一個團中央創始於2003年的創業投資計劃，其領導人正是令計劃的夫人谷麗萍。該創業計劃在過去十幾年裏建立了全國性的分支辦公室、多達12000 人的「導師庫」，以及與各地方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的複雜網絡，堪稱創業版的影子「共青團」，也是令計劃和團系深度介入經濟的一支巨大力量。
雖然，YBC 主頁上的新聞更新停留在了2015年6月，顯示這一機構的工作陷入停頓。但是，也是從2015年6月開始，台辦等機構卻開始了一個總額400億元人民幣的「大陸創業基金」計劃，吸引台灣青年「回大陸創業」。該計劃以無償向台灣青年提供免費辦公室、公寓和創業啟動資金的方式，鼓勵台灣青年在廈門、深圳、東莞、天津等21家創業基地、13個城市開展創業。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這一計劃所爭取的，是740萬台灣青年，也是台灣的未來民意決定者，關係台灣青年對兩岸關係的長遠態度。缺乏「創業」管理經驗、缺乏青年工作的台辦會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啟動如此龐大的計劃，除了YBC機構的幫助，幾無可能。這彷彿當一年前令計劃被正式逮捕前後，他的昔日班底都在「互聯網＋」的號召下，開始了一次集體創業。
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即是說，不僅團系已經全面轉向效忠習近平、甘當對台青年工作的馬前卒，而且整個共青團都在主動進行「無害化」轉向，以社會運動的手法重建組織和動員，參與到對習個人效忠、爭取青年、佔領互聯網的一場運動中。未來可見的，必然是更大規模、更為活躍、更為「萌態」的共青團組織的青年運動。
那時，人們或許聽不到街道上整齊的皮靴聲，但只要打開手機和互聯網，就能看到鋪天蓋地的美麗青年，如何敬仰英明領袖的歌唱。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