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穹頂之上

張釗維:為甚麼台灣高科技產業只能說自己是老二?

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甚麼只能說自己是代工者、是老二?而今天的中國又知道自己是誰嗎?


2016年6月1日,台北一個電腦展上,一名參觀者試用VR虛擬實境眼鏡。
2016年6月1日,台北一個電腦展上,一名參觀者試用VR虛擬實境眼鏡。攝:Sam Yeh/AFP

近兩三年,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中國掀起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潮流。

從產業與市場發展的腳步來說,這是不得不然的一步棋。如何從產能過剩、資源消耗的「世界工廠」框架中走出?如何建構內需市場而不是僅依賴充滿各種風險的外貿?如何從以便宜勞動力為基礎的人口紅利,轉向以教育普及率為基礎的知識紅利?如何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變為「讓大部分人富起來」?這些思考與實踐,對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來說,至為重要。

我一直都關注「創新」這個命題。2000年左右,我參與了《綠色矽島首部曲》系列紀錄片的策畫與攝製,影片探討台灣高科技產業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關注點,就是如何從代工走向創新。眾所皆知,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是從代工起家的;這裏頭,包括技術的引進、解析、模仿,製造流程的改進,對客戶訂單的重視等等。

1980年代末,台灣所重視的並不是新科技與新理論的創發,而是如何跟緊西方先進市場潮流,把既有的東西做得更像、更快、更好,更普及。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稱之為,山寨。

在PC產業,最早是從學會模仿電動玩具的主機板開始,然後仿製 IBM PC 與早期的蘋果二號(APPLE II);當1980年代末美國開始加大追緝侵權的力度時,才轉向開發自有品牌電腦,或者是為西方的大品牌進行關鍵零組件的代工,如主機板、螢幕、滑鼠等等。在 IC 產業,也是從引進國外的晶圓與芯片製造技術開始,發展出晶圓代工的模式,為英特爾、蘋果等等大廠代工製造芯片,乃至到今天為 iPhone 製造芯片,持續不衰;但是,台灣從未有效地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中央處理器芯片(CPU),一如台灣的汽車廠至今無法有效地自製引擎。

我是理工男出身。從小夢想當一個科學家,夢想自己可以如愛迪生或愛因斯坦那樣創造出驚天動地的新科技或發現改變世人的新理論。但後來我發現我的科學夢太天真,一方面我不具備這「雙愛」那樣子的天份與勤奮,另一方面,在我讀大學電機工程科系的1980年代末,台灣所重視的並不是新科技與新理論的創發,而是如何跟緊西方先進市場潮流,把既有的東西做得更像、更快、更好,更普及。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稱之為,山寨。

因此台灣最擅長的是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亦即,把既有產品或製程拆解開來,一如拆解一個機械鐘錶,仔細研究其中的關節奧秘,然後如實拷貝複製,或是做一點小確幸式的改進。但是,台灣從未有效地、自主地發展出前沿技術、理論或產品。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有所謂創新,重要的是,如何可以更快地模仿美國最新產品?如何可以改善產品製造的流程,即便只有千分之一?如何可以規避美國對於智慧財產權的嚴格要求,組裝出有模有樣的產品以爭取上市?如何在經費與時間範圍內,緊縮人力與環境成本,以快速生產出符合規格的零組件?因此台灣最擅長的是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亦即,把既有產品或製程拆解開來,一如拆解一個機械鐘錶,仔細研究其中的關節奧秘,然後如實拷貝複製,或是做一點小確幸式的改進。但是,台灣從未有效地、自主地發展出前沿技術、理論或產品。從上個世紀後半到二十一世紀,乃至今天,整個台灣高科技產業,甚至整個台灣工業發展的基本心態,就是這樣。

故而,儘管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有着輝煌的成就,甚至幫扶了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成形與茁壯(富士康就是一例),但是,在這塊土地上,不可能有愛迪生、愛因斯坦,乃至賈伯斯(Steve Jobs)那樣,真正具備原創視野與能力的人物出現。即便在世紀之交,眾多高科技大神們紛紛隨着互聯網的興起而大談「創新」,但我知道,那都只是屬於枝微末節、程序上的 innovation,遠非開天闢地的、本源上的 creation(創造)。

儘管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有着輝煌的成就,甚至幫扶了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成形與茁壯,但是,在這塊土地上,不可能有愛迪生、愛因斯坦,乃至賈伯斯那樣,真正具備原創視野與能力的人物出現。

我在做完《綠色矽島首部曲》之時,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我童年以來的科學夢到此完全崩解;在當時方興未艾的社會學與批判理論上,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這種情況,叫做依賴理論下的依附型發展主義。但我並不滿足於社會科學家們論文生產式的言說,那只是現象描述,而非本質探索;這種只知跟緊歐美先進社會科學理論,加以枝節補充,而非發展原創理論,其實跟高科技產業恰恰形成難兄難弟。我更想知道的是,在台灣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元素裏頭,是不是根本就難以產生開天闢地、創造性的基因,而不僅僅是全球化、冷戰、資本主義擴張等等外部因素的影響?想像今天,如果給台灣一個神燈,這裏的人民能有可以召喚出精靈的阿拉丁嗎?抑或根本就是,再怎麼磨蹭也磨蹭不出甚麼東西來?

對這個問題,我摸索至今。

在這摸索過程中,我曾想過,代工、逆向工程、山寨等等,與中國文化傳統當中,臨摹、仿作等等製造過程的關係。乍看之下,高科技產品的山寨跟書法繪畫詩詞的臨摹仿作似乎是兩回事:前者是科技,後者是文藝;前者是當代,後者是古代;前者是全球化的一環,後者是中國文化的本土現象。然而,我以為,這兩者之間,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個心態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領域的反應。

2014年6月12日,深圳大芬村,兩個畫家正在畫攤作畫。
2014年6月12日,深圳大芬村,兩個畫家正在畫攤作畫。攝:Palani Mohan/GETTY

鄰近深圳有個村落叫做大芬村,近年來,這裏因為聚集一批仿製西方古典油畫的畫匠而知名。這些畫匠,有的擅長臨摹莫內、有的擅長臨摹塞尚,有的擅長臨摹梵高;簡單地說,市場需要什麼,他們就仿製什麼。他們安排了流水線式的生產流程,有的負責背景、有的負責細節、有的負責五官、有的負責肢體服裝,這就一如旁邊東莞的各種代工廠。他們當中生產績效比較好的,可以不斷接到國外訂單,比方說,阿姆斯特丹梵高美術館外,販售梵高複製畫的商鋪的訂單。

乍看之下,高科技產品的山寨跟書法繪畫詩詞的臨摹仿作似乎是兩回事。然而,我以為,這兩者之間,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個心態在不同時代以及不同領域的反應。

這些畫匠在畫了近十多年的複製畫之後,近年來,在中國當代藝術風生水起的氣氛中,也開始摸索着,從臨摹轉向創作,並舉辦畫展。一如,世界工廠的代工廠們,也想要像賈伯斯看齊,生產並展示所謂原創的產品。

然則,這種創作意識、這種辦展慾望,難道不是對西方當代藝術概念與模式的又一次拷貝?從拷貝莫內、梵高,到拷貝「創作」與「個展」這組概念,畫匠們是否真的改造了這個社會本身內在的強大山寨基因?

我曾以為,其實畫匠們是有可能找到脫胎換骨的出路的,即便那出路極煎熬、極痛苦。

且讓我們看看梵高的創作歷程即可明瞭。梵高一生畫的最多的,是自畫像;各個階段、各種心情,包括自割耳朵之後的自畫像。

大芬村的畫匠們每天面對梵高作品,是否能體會,梵高在精神折磨中看着鏡中自身倒影,以濃墨重彩畫出自己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畫匠們能否體會到,可以山寨的是產品,不能山寨的,是自己?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之中,中國能夠為自己畫出一幅如實的、既不美化也不醜化的自畫像嗎?

是的,畫匠們是否曾考慮過,在日復一日的畫筆勞動之餘,好好審視自己的鏡中自身倒影,進而如梵高那般,好好地、認真地、不帶偏見地畫出幾幅自畫像,不管是用梵高的技法、莫內的技法,還是畢加索的技法?

畫匠們是否能真正面對自己,如落魄的梵高那樣地面對自己,進而知曉:只有面對眼前的苟且,而不是拷貝一些市面上專家的所謂「詩與遠方」,那真正的詩與遠方,才有可能向自己展開?

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心中所算計的,始終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社會需求,而非自身社會的需求。他們只能說,自己是代工者、是老二。

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心中所算計的,始終是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社會需求,而非自身社會的需求;他們無法看清楚,產品的生產跟自身生活與社會的直接連帶關係是甚麼;如果問他們,自己是基於什麼樣的自我認識,在從事所謂創新的?他們只能說,自己是代工者、是老二。

而今天的中國,是否能夠看清楚自己是什麼?自己的生活需要甚麼?自己的社會是個甚麼樣的圖景?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之中,中國能夠為自己畫出一幅如實的、既不美化也不醜化的自畫像嗎?

真正的創新,首先是創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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