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以〈第六政黨體系與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為題，刊載於《文化縱橫》2016年6月號，經該刊與作者授權《端傳媒》編輯轉載。我們同時感謝作者協助部分內容修訂。

本屆美國總統選舉進行至今，無疑已跌破許多人的眼鏡。共和黨初選猶如一場大型荒誕劇，擅用出格言論佔領媒體頭條的地產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自參選以來，民調一路領先，更於上週確定提名；黨內建制派大佬青睞的候選人們則一潰千里，先後黯然退選。而唯一曾勉強有實力與特朗普周旋的，竟然是在黨內四處樹敵、令參議院同僚咬牙切齒的宗教保守主義代言人克魯斯（Ted Cruz，克魯茲）。

反觀民主黨一方，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位年前還是獨立人士、為取得初選資格才臨時註冊入黨、平日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古稀老頭，居然喚起廣大年輕選民的熱情，對希拉莉（Hillary Clinton， 台譯希拉蕊）窮追猛打。後者雖然最終獲得提名，在此過程中，卻一直難以在代表票上拉開足夠差距、甩脱纏鬥，只能不斷將政策立場左移，以應付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攻擊。

種種怪象引人發問：為何各路極端主義思潮在今年選舉一同爆發？美國政治究竟感染了什麼病症？人們經常論及貧富分化的加劇、全球化的衝擊、人口族裔比例的轉變、恐怖主義的興起，或媒體形態的演化等原因；但在特定政治情境中，這些因素會被各路勢力引導往哪些方向，其累積效應如何，卻取決於政治情境既有的歷史路徑與制度結構。

剖析美國這波極端主義思潮，首先得從當代共和、民主兩黨的意識形態構成說起。

一般認為，美國目前處在「第六政黨體系」階段。大蕭條之後，民主黨通過打造史稱「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的選民基礎，主導了「第五政黨體系」政局。但新政同盟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分裂，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第五政黨體系也隨之瓦解。

其後的選民重組（realignment）過程，從1968年大選中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 尼克森）的「南方戰略」開始，直到八十年代初「列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雷根革命）大獲全勝才告完成，兩黨的基本盤重新穩定下來。

儘管這輪選民重組始於對民權運動的反彈，但隨着種族平等理念的節節勝利，支持種族隔離很快成了端不上台面的理由。「列根革命」成功的關鍵，就在於為共和黨找到了持續動員南方白人選民的兩大秘訣：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二是「運動型保守主義」（movement conservatism）對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收編。

一、共和黨政治話術下的基本盤

「狗哨政治」與政治隱語

「狗哨政治」一詞，用於形容政客在政治溝通中運用某些「隱語」（coded language），在不明就裏者耳中聽來平平無奇，不致反感，但傳到心領神會的目標受眾耳中，則話裏有話。這就像是「狗哨」發出的高頻聲波，只有狗能聽見，卻無法被人耳接收。

隱語當然不是新發明：例如，民權運動以後，像「黑鬼」（nigger）這樣赤裸裸的種族歧視詞彙已屬「政治不正確」。共和黨在動員南方白人時便改喊「減税」、「福利改革」、「法律與秩序」等看似無傷大雅的口號，藉以挑逗聽眾腦中「黑人 = 不事工作光吃福利的懶鬼」、「黑人 = 混跡街頭燒殺搶掠的惡徒」的成見，刺激其為了「捍衞我們白人財產與人身安全」而踴躍投票。

列根本人正是深諳此道的個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選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尼肖巴郡農貿會」（Neshoba County Fair），發表關於「相信州權、崇尚社區自治、恢復憲法本意、限制聯邦權力擴張」的演講。密西西比州正是對民權運動反彈最激烈的地區之一，而尼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黨與地方政府聯手，綁架謀殺三位民權活動家、並長期阻撓聯邦政府全面調查的「自由之夏謀殺案」（Freedom Summer Murders）的發生地。

1984年列根連任競選打出的電視廣告「美利堅之晨」（Morning in America），同樣是狗哨政治史上的經典之作。廣告基調樂觀向上而又充滿生活氣息，描繪了一幅欣欣向榮的圖景；但從頭到尾，出鏡的全都是鄉村與城郊的中產白人，城市天際線只在遠景一閃而過，黑人與其它少數族裔則根本不見蹤影，彷彿從未存在於美國社會，與「美國夢」毫無瓜葛。鏡頭藝術的心理暗示，在此被用到了極致。

特朗普直面共和黨基本盤

只有深刻體會當代共和黨選舉動員對狗哨政治的依賴，才會真正理解，為何特朗普屢屢因出格言論遭到口誅筆伐，卻還能在共和黨初選橫行無忌毫髮無損。自參選以來，特朗普左一句「墨西哥正在向我們輸送強姦犯」，右一句「對恐怖分子的家人應該連坐滅族」，今天嘲笑同台競爭的女候選人年老色衰，明天貶斥在初選辯論中提出刁鑽問題的女主持人胸大無腦。

許多人把特朗普支持者對極端言論的容忍（甚至歡迎），歸咎於民主黨。他們認為，正是民主黨自由派多年來鼓吹營造的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氣氛，禁絕發表帶有歧視、仇恨、冒犯意味的言論，讓普通民眾陷於自我審查和壓抑，不敢說出心裡話。現在，終於遇到一個敢於打破禁忌、直言不諱的總統候選人，宛如久旱逢甘霖，自然趨之若鶩。

然而，這種解釋其實是捨本逐末。特朗普打破的，不是什麼政治正確的禁忌，而是當代共和黨內狗哨政治的潛規則。共和黨政客採用狗哨政治來動員基本盤，是為了避免引起中間選民的反感，保持與民主黨對手的競爭力。但被動員的共和黨選民沒有這些顧忌；用不用「隱語」，不影響他們接收到核心信息。

特朗普的做法，導致選民觀感的兩極分化。自其參選以來，全體選民中對其有好感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上下；而惡感比則高達60% ~70%，可見大多數民眾都排斥特朗普的言論。但在共和黨的註冊選民中，情況恰好相反——對特朗普有好感者比有惡感者多出二十來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容忍和歡迎特朗普出格言論的，大多數都是共和黨選民，亦即當代狗哨政治的目標受眾。而一個易於被狗哨政治動員的人，本來就不會對「政治正確」有多少認同。

共和黨建制派的尷尬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把共和黨建制派推到了相當尷尬的位置。畢竟他許多出格言論，不過是撕下共和黨多年來狗哨政治的包裝，把背後隱藏信息用更赤裸、更肆無忌憚的方式傳達出來：

特朗普用不堪入耳的種族歧視詞彙，攻擊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但2012年共和黨總統提名戰中，羅姆尼這位最後的勝者，也曾聲稱支持「自我遣送」（self-deportation）──亦即在日常生活中頻繁騷擾非法移民，使其無力安頓謀生只得主動離境。

特朗普的厭女症有目共睹。但今年的「温和派」候選人之一凱西克（John Kasich），多年來反對同工同酬、反對墮胎權、鼓吹男主外女主內。其不久前還在競選演講中特地「感謝女人們走出廚房來給我投票」。這樣的共和黨，也早已與女性選民離心離德。

特朗普吹噓上任後，將對涉嫌恐怖活動者實施「比『坐水凳』還可怕得多」的酷刑，但小布殊政府早在2002年的《酷刑備忘錄》（Torture Memos）中就玩弄字眼，把坐水凳等一系列國際公認為酷刑的刑訊逼供手段，改稱為「強化審訊技術」（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藉此繞開法律監管。

狗哨政治必須以小團體內的默契為前提；當小團體內的默契被打破時，其便失去了用武之地。當共和黨建制派被特朗普的瘋言瘋語嚇着，試圖與其劃清界線時，卻發現自己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困境。在共和黨選民眼中，特朗普說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做的；特朗普挑明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暗示的；這些建制派精英們做了又不敢說，說了又不敢明說，可見其奸猾懦弱。

而在民主黨選民眼中，共和黨建制派只反特朗普的出格言論，卻不反思自身長久以來性質相似、只是包裝得更精巧的言論與做法，根本上都是一丘之貉。

二、保守主義的擴張與極化

運動型保守主義收編基督教右翼

列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訣，是「運動型保守主義」對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收編。

運動型保守主義興起於五十年代初，最初是反羅斯福新政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外交事務上的鷹派反共產主義者，以及部分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至上主義者，形成的社會運動同盟。保守主義者深入共和黨基層提前布局，在1964年總統初選中，出人意料地擊敗黨內的商業温和派領袖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推出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黨參選。但戈德華特在大選中大敗，黨務主導權也暫時回到尼克遜、洛克菲勒等商業温和派手上。

列根曾為戈德華特助選，汲取其失敗教訓，意識到運動型保守主義必須擴大選民基礎。而此前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這場運動天然的收編對象。內戰以後，南方各州偏保守與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由於鼓勵生育，人口規模持續膨脹，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為美國最大的宗教群體。但出於美國內戰的歷史慣性，福音派對聯邦政治顯得失語和冷感。儘管南方福音派與種族隔離主義者有較大重疊，但種族問題本身對福音派整體動員力不足，後者投票意願不高，成為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列根敏鋭地察覺到，與民權運動同時興起的性解放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社會文化潮流，引發（包括新教福音派與天主教右翼在內）宗教保守人士不滿。「列根革命」將這股傳統主義力量，毫無保留地招徠入黨，打出復興「家庭價值觀」與「基督教精神」的牌，將反墮胎權、反同性戀等社會文化議題添進核心政綱，挑起與自由派之間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在這個過程中，諸如 Moral Majority（道德多數）等基督教右翼遊說組織也紛紛登場，藉機對共和黨施加更大影響，令其宗教色彩與對抗色彩愈發強烈，為後來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金瑞契革命）、茶黨運動，以及前陣子的克魯斯現象奠定基礎。

不過在列根時代，宗教保守派還只是共和黨內各路人馬中的一支，與商業温和派、市場原教旨主義派、自由至上主義派、外交鷹派等並駕齊驅，難分軒輊。當然，這些派系間並沒有嚴格界限；黨內同志在理念上也難免相互影響與合理化。宗教保守派（以及其它各路人馬中的極端分子）能在黨內路線鬥爭中漸漸佔到上風，並不純粹出於偶然，而是得益於美國當代政黨政治運作背後，兩大結構因素：

媒體的極化與反智

其一，是媒體監管規則的驟變，以及其所導致的，不同選民陣營所處的信息與輿論環境的隔斷化與極端化。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就執行所謂「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要求廣播業者抽出一定節目時間，討論與公共利益相關的爭議話題，並在播報時儘量平衡呈現對立觀點。

列根上任後，於1987年廢除了「公平原則」，令以特定黨派選民為目標受眾的廣播電台、電視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將視聽傳媒市場瓜分殆盡。從此各個陣營都可以選擇收看收聽、甚至直接訂製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電台電視節目，選民們不必再「被迫」接觸多元觀點，更不必費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適的意見。公共輿論場域也被相應地，隔斷成若干壁壘森嚴的區室。

其中，中西部與南部由於地廣人稀，當地人開車時經常收聽地方廣播電台的政論節目解乏（消除疲勞），電台名嘴對地方選民的影響之大，外人難以想象。例如，今年初選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大敗，有人就歸咎於，他未能獲得當地電台主持人 Charlie Sykes 等的支持。由於這些州本來就親共和黨，而黨派立場明顯的政論節目，為了競爭在本黨選民中的收聽率，往往以大放厥詞、煽動陰謀論情緒為能事，同時也帶動當地共和黨選民的保守化、極端化與反智化。

對電視產業而言，1996年則是廢除「公平原則」導致累積效應的分水嶺。當年先後成立專為右翼選民量身定做的 Fox 新聞台，與主要訴諸左翼選民的 MSNBC，加劇了媒體為追求收視率而極端化、又以自身極端化反哺選民極端化的趨勢。

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當選時，共和黨選民又已經過 Fox 新聞節目的新一輪洗禮，連「奧巴馬是穆斯林」、「奧巴馬出生在肯亞」這樣的謠言都深信不疑。特朗普支持者中迄今仍有 60% 堅信奧巴馬是穆斯林；而關於奧巴馬出生地的謠言傳播上，特朗普本人更扮演關鍵角色。

2010 年國會中期選舉前後，共和黨草根極端勢力「茶黨」崛起，視民主黨為不共戴天的寇仇、視膽敢與民主黨人合作的温和共和黨人為黨奸逆賊，採取毫無妥協的全盤對抗姿態，不但對黨內建制派構成極大衝擊，也把國會搞得烏煙瘴氣，令聯邦立法機構幾近癱瘓。而克魯斯本人正是趁着茶黨運動的東風，在2012年參議院選舉中獲勝，走上全國政壇。

「輸不起法」制度放大選舉極化

當代共和黨的宗教保守化，不完全是視聽傳媒黨派化的結果；另一個更加重要的結構因素，是選舉制度的設計。選制細節上的若干失誤，不僅大大促進了兩黨極化，且限定了被極化過程排斥在外的選民的可能出路，最終導致「特朗普現象」與「克魯斯現象」的孿生現世。

美國聯邦與地方的立法機構選舉，採取的都是單選區眾數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每個選區只設一個議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根據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能為小黨提供更多空間，單選區眾數制則有利於形成兩大黨對峙的格局。

不同選制各有利弊，在設計上需要配套措施。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合设置政黨門檻，以防止小黨叢生、政治碎片化；反過來，單選區眾數制則理應適當放寬對小黨的限制，避免缺乏兩大黨之外的組織化挑戰，而令政黨體系陷入「超穩定結構」。

但是美國目前流行的選制設計，卻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從十九世紀末各州立法規範選票印製開始，這類「選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就出現了對小黨與無黨派人士極盡打壓的條款，比如嚴苛的政黨門檻、候選人聯署要求等等。在所有這些「選票列名法」中，後果最惡劣的當屬「輸不起法」（sore loser laws）。

所謂「輸不起法」，顧名思義，就是怕候選人在競爭黨內提名失敗後「輸不起」、脱黨參選，而立法加以限制。這類法律最早出現於1906年，但其真正流行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以後。在1967年以前，全美只有15個州制定了「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法律；而目前存在相關規定的州，已經達到了47個。其中有半數是在七十、八十年代制定的，恰與此後兩黨極端化的趨勢同步。

「輸不起法」剝奪了兩黨温和派候選人引中間選民為後援的渠道，放大了黨內極端選民對初選的影響力，迫使兩黨政治人物分別向政治光譜的兩端擠靠，導致制度內生的極化趨勢。在民主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深藍州」、共和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深紅州」、或者通過「傑裏蠑螈」（gerrymandering）式的選區劃界操作得到的眾議院「安全選區」（safe districts），由於缺少黨派竞争，「輸不起法」放大極端選民力量的效應就更明顯。

茶黨的興起

茶黨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輸不起法」所賜。

以克魯斯為例，在2012年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初選中，温和派候選人副州長 David Dewhurst 在第一輪投票中以 46% 比33% 領先於克魯斯，但在第二輪中以 15 萬票的差距輸掉初選。在德克薩斯 2600 萬人口中，15 萬共和黨員只是滄海一粟，完全可以在大選中通過拉攏中間選民來彌補。但由於德克薩斯實行「輸不起法」，杜赫斯特無法自行參加大選，只能眼睜睜看着克魯斯在德克薩斯這個「深紅州」輕鬆擊敗民主黨對手，當選參議員。

2010 年茶黨初次亮相時，就是照着這個模板，把黨內建制派打得潰不成軍，一舉奪下了5個參議院席位和大約40個眾議院席位；2012年他們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魯斯等4名參議員。

不但如此，就連極端派自己，也可能淪為「輸不起法」下黨派內生極化的受害者。比如眾議院前任多數黨領袖 Eric Cantor，本是茶黨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在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已趨極端。這位共和黨年輕一代的頭面人物，被廣泛視為眾議院發言人當然接班人，卻在2014年競選連任時，意外慘敗於名不見經傳的黨內對手 Dave Brat，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初選中被淘汰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

Brat 之所以能夠勝選，關鍵在於把 Cantor 與國會民主黨人僅有的一兩次合作，宣傳成「偽茶黨」的罪證，而把自己包裝成比對方更純粹、更不妥協的「真茶黨」，兜售給極端派選民。Cantor 其所在維吉尼亞州的「輸不起法」所累，Cantor 對初選中這種「沒有最極端、只有更極端」的生態無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別政壇，另謀生路。

「輸不起法」不僅提供制度推力，造成參選國會與地方公職的兩黨政客的極化，也讓既有的單維政治光譜上越來越多的「中間」選民，對兩黨產生疏離。

迄今為止，共和黨受「輸不起法」極化的影響，要遠甚於民主黨。這種差異有多重原因，既有運動型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右翼作為曾經的「邊緣群體」（fringe groups），對六七十年代社會劇變的強烈反動，也有前面提到的地方極端保守電台與 Fox 新聞台的推波助瀾，更涉及到民主黨方面特殊的歷史流變、問題意識與黨務應對。

由於民主黨極化程度較低，因此沿着左翼極化的「桑德斯現象」，遠比沿着右翼極化的「克魯斯現象」來得温和。然而在共和黨這邊情況便完全不同。本來「輸不起法」主要針對國會與地方公職選舉，對總統選舉並無直接影響；但隨着極化效應的累積，到今年的共和黨總統初選，終於出現了特朗普與克魯斯瓜分天下，黨內建制派、温和派人物望風披靡的景象。

三、特朗普現象與本土民粹

傳統共和黨路線的偏離

對「列根共和黨」來說，特朗普至少在三個表層政策理念上，發生了重大偏離。

一、是對社會文化保守主義的心不在焉。在墮胎權、同性婚姻權、變性人如廁權等保守派極其關注的議題上，特朗普出言反覆。他一會兒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規劃親育」（Planned Parenthood，專為女性提供包括墮胎等生育服務的機構）對女性健康出力甚多，一會兒又說墮胎的女性全該受懲罰，然後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麼說過。

他一會兒說上任後會任命旨在推翻同性婚姻權的大法官，一會兒又說「禁止變性人按後天性別選擇廁所」屬於歧視，然後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麼說過。他一會兒宣稱自己熱愛福音派，一會兒卻因背不出聖經段落而胡編亂造。難怪克魯斯攻擊說，特朗普骨子裏崇信的是自由派的「紐約價值觀」，對保守派只是敷衍而已。

二、是外交上的孤立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國際事務上都以積極參與為主流，區別只在於共和黨主流相對更為鷹派，更不忌憚採取單邊主義的軍事行動維護「國家利益」，尤以小布殊任內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為甚；而民主黨則相對鴿派，主張遵循國際法、通過多邊合作解決問題。

自由至上主義者如參議員保羅（Rand Paul）等往往也是孤立主義者，但在共和黨內處於邊緣地位；今年總統初選保羅僅僅拿到了可憐的 0.24% 選票，只好退選並宣布支持特朗普。特朗普雖然宣稱要狠狠打擊「伊斯蘭國」和恐怖主義，但更多時候，是在抱怨美國在國際事務上投入太多，讓北約及日韓等盟友搭美國的順風車。他提出要放手讓日韓裝備核武器，自己去應對朝鮮軍事威脅的訴求；後來乾脆直接撿起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個二戰時期著名的孤立主義口號，作為競選的主打文宣。

同時，他（和桑德斯一樣）也否定當代共和黨極力支持的國際自由貿易，認為美國在全球化與外貿協議上吃大虧，應該採取高關税等重商主義手段，減少貿易逆差、挽回國內就業。

三、是對小政府主義理念的放棄。特朗普早在列根時代就反對其減税方案──不過其反對理由是這些方案「阻礙創新」，而不是民主黨批評的「讓富人不當獲利、拉大貧富差距」。在本次初選中他雖像其他共和黨人一樣，不時宣稱食物券等救濟制度被「坐吃福利不務勞作者」（暗指黑人等少數族裔）大規模濫用，卻迴避表態削減社保，以及老年人、殘疾人醫保的經費投入，頗有點九十年代初「克林頓民主黨人」的味道。

單看這三點，或許不覺得特朗普在意識形態上有何極端之處。除了孤立主義明顯較為邊緣，特朗普在社會文化議題與福利國家議題上，甚至可說比當代共和黨建制派更顯得温和、更趨於「中間」。然而問題在於，深埋在這三點表面政策差異之下，並將其緊密聯繫起來的，是在「特朗普現象」中作為核心意識形態而得到激烈表達的本土主義（nativism）。

經濟不平等，推動本土主義

本土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並不鮮見，從十九世紀中期反德裔、愛爾蘭裔天主教移民的「無知黨」（Know-Nothings）運動，到之後的排華浪潮，再到二十世紀初對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一鍋端的「第二次三K黨運動」──每當社會經濟條件不如人意時，本土主義者便會興風作浪，將新近融入美國社會的族群當作「本土正宗美國（白）人」吃苦受累的代罪羔羊。

特朗普是史上第一個，完全以本土主義作為核心訴求、而能獲得兩大黨之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儘管這一結果，有前面所說從「輸不起法」到「聯合公民案」，再到共和黨初選規則的種種制度因素襄助，但仍可以由此看出，這波本土主義浪潮的來勢洶洶。

這和美國社會目前的政治經濟大環境有直接關係：

政治上，國會近年黨爭無休與一事無成，令民眾厭倦。許多人無力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一股腦兒地對聯邦政府及兩黨建制精英失望，期待由局外人帶來大刀闊斧的改革。

經濟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復甦並非雨露均沾。從帳面數據來看，美國經濟彷彿不斷好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 2009 年的負增長，恢復到 2015 年的2.4%；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在2015年達到 3.4%；失業率從 2009 年的 10% 峰值，降到2016 年初的 5%，相當於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然而，這些復甦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在 2014年佔美國工作崗位的 80.1%），而製造業仍在持續萎縮。與此同時，多數民眾並未感受到經濟復甦的好處，認為美國經濟體系過分偏袒富人，對中產與底層不公。

1980年以前，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與經濟生產率的增長基本同步，但八十年代以後開始不斷拉開差距，二十一世紀後，前者更是停滯不前。1971年美國中產與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分別是61%和 14%，到了2015年分別變為 50% 和 21%；收入前 1% 人口所佔全國收入比例，則從七十年代的 10% 上升到 20% 左右。

對部分選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來說，這種經濟焦慮又與身份焦慮緊密糾纏。美國近年來拉美裔人口增長迅速，而白人比例則緩慢下降，預計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減少到 50% 以下，令美國成為不存在「主體民族」的多元族裔國家。由於低端行業的崗位可替代性較高，從事相關工作的白人，更容易感受到來自拉美裔新移民的競爭壓力，並將不景氣的就業狀況遷怒於「跑到美國來搶奪我們（白人）的飯碗、顛覆我們（白人）的文化」的後者。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

特朗普正是敏鋭察覺到瀰漫在白人選民中的這些焦慮，才會從參選一開始就高調宣稱「要在美墨邊境建起高牆阻擋非法移民」，將拉美裔移民與墨西哥作為首要的攻擊對象。對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國優先」的口號，也就在外交孤立主義的「美國內政事務優先」之外，具有了新的一層含義：「本土美國（白）人的利益優先」。

從本土主義的訴求出發，特朗普與「列根共和黨」的政策差異便都順理成章。深陷經濟焦慮中的選民，自然不希望政府完全放棄社會福利。這些選民對自由貿易協定不抱好感；對國際事務的介入，在他們眼中同樣是浪費美國資源，政府應該先把財力和精力投入到國內經濟問題。當然，對「伊斯蘭國」和恐怖主義還是要狠狠打擊的，但是必須讓北約盟友多出錢出人出力，不能讓他們繼續佔咱們美國的便宜。

與此同時，既然穆斯林喜歡搞恐怖主義，那就乾脆全面禁止他們入境，省得美國人操心。本土主義選民在拉美裔之外，把穆斯林也樹立為威脅迫在眉睫的文化假想敵，令其「正宗美國人」身份又一次得到了自我確認。

特朗普這個怪胎的誕生，本身就是當代共和黨多年孕育的結果。他在共和黨中能有如此廣泛的選民基礎，本土主義能在共和黨初選掀起巨大浪潮，可追溯到共和黨過往歷史──例如列根革命的「狗哨政治」；列根主義經濟學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小布殊政府以莫須有的理由發動的、既空耗國帑又令國際社會離心離德的伊拉克戰爭；共和黨極端派這些年極力煽動的拉美裔恐慌、非法移民恐慌、穆斯林恐慌；福音派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的冥頑不靈，和登峰造極於茶黨的對抗主義。

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政治的並蒂惡花——「特朗普現象」與「克魯斯現象」——自第六政黨體系形成伊始，便已埋下了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