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原以〈第六政党体系与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为题，刊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6月号，经该刊与作者授权《端传媒》编辑转载。我们同时感谢作者协助部分内容修订。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进行至今，无疑已跌破许多人的眼镜。共和党初选犹如一场大型荒诞剧，擅用出格言论占领媒体头条的地产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自参选以来，民调一路领先，更于上周确定提名；党内建制派大佬青睐的候选人们则一溃千里，先后黯然退选。而唯一曾勉强有实力与特朗普周旋的，竟然是在党内四处树敌、令参议院同僚咬牙切齿的宗教保守主义代言人克鲁兹（Ted Cruz）。

反观民主党一方，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位年前还是独立人士、为取得初选资格才临时注册入党、平日以“社会主义者”自命的古稀老头，居然唤起广大年轻选民的热情，对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穷追猛打。后者虽然最终获得提名，在此过程中，却一直难以在代表票上拉开足够差距、甩脱缠斗，只能不断将政策立场左移，以应付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攻击。

种种怪象引人发问：为何各路极端主义思潮在今年选举一同爆发？美国政治究竟感染了什么病症？人们经常论及贫富分化的加剧、全球化的冲击、人口族裔比例的转变、恐怖主义的兴起，或媒体形态的演化等原因；但在特定政治情境中，这些因素会被各路势力引导往哪些方向，其累积效应如何，却取决于政治情境既有的历史路径与制度结构。

剖析美国这波极端主义思潮，首先得从当代共和、民主两党的意识形态构成说起。

一般认为，美国目前处在“第六政党体系”阶段。大萧条之后，民主党通过打造史称“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的选民基础，主导了“第五政党体系”政局。但新政同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分裂，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从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第五政党体系也随之瓦解。

其后的选民重组（realignment）过程，从1968年大选中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的“南方战略”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大获全胜才告完成，两党的基本盘重新稳定下来。

尽管这轮选民重组始于对民权运动的反弹，但随着种族平等理念的节节胜利，支持种族隔离很快成了端不上台面的理由。“里根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为共和党找到了持续动员南方白人选民的两大秘诀：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二是“运动型保守主义”（movement conservatism）对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收编。

一、共和党政治话术下的基本盘

“狗哨政治”与政治隐语

“狗哨政治”一词，用于形容政客在政治沟通中运用某些“隐语”（coded language），在不明就里者耳中听来平平无奇，不致反感，但传到心领神会的目标受众耳中，则话里有话。这就像是“狗哨”发出的高频声波，只有狗能听见，却无法被人耳接收。

隐语当然不是新发明：例如，民权运动以后，像“黑鬼”（nigger）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词汇已属“政治不正确”。共和党在动员南方白人时便改喊“减税”、“福利改革”、“法律与秩序”等看似无伤大雅的口号，借以挑逗听众脑中“黑人 = 不事工作光吃福利的懒鬼”、“黑人 = 混迹街头烧杀抢掠的恶徒”的成见，刺激其为了“捍卫我们白人财产与人身安全”而踊跃投票。

里根本人正是深谙此道的个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选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尼肖巴郡农贸会”（Neshoba County Fair），发表关于“相信州权、崇尚社区自治、恢复宪法本意、限制联邦权力扩张”的演讲。密西西比州正是对民权运动反弹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而尼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党与地方政府联手，绑架谋杀三位民权活动家、并长期阻挠联邦政府全面调查的“自由之夏谋杀案”（Freedom Summer Murders）的发生地。

1984年里根连任竞选打出的电视广告“美利坚之晨”（Morning in America），同样是狗哨政治史上的经典之作。广告基调乐观向上而又充满生活气息，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但从头到尾，出镜的全都是乡村与城郊的中产白人，城市天际线只在远景一闪而过，黑人与其它少数族裔则根本不见踪影，仿佛从未存在于美国社会，与“美国梦”毫无瓜葛。镜头艺术的心理暗示，在此被用到了极致。

特朗普直面共和党基本盘

只有深刻体会当代共和党选举动员对狗哨政治的依赖，才会真正理解，为何特朗普屡屡因出格言论遭到口诛笔伐，却还能在共和党初选横行无忌毫发无损。自参选以来，特朗普左一句“墨西哥正在向我们输送强奸犯”，右一句“对恐怖分子的家人应该连坐灭族”，今天嘲笑同台竞争的女候选人年老色衰，明天贬斥在初选辩论中提出刁钻问题的女主持人胸大无脑。

许多人把特朗普支持者对极端言论的容忍（甚至欢迎），归咎于民主党。他们认为，正是民主党自由派多年来鼓吹营造的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气氛，禁绝发表带有歧视、仇恨、冒犯意味的言论，让普通民众陷于自我审查和压抑，不敢说出心里话。现在，终于遇到一个敢于打破禁忌、直言不讳的总统候选人，宛如久旱逢甘霖，自然趋之若鹜。

然而，这种解释其实是舍本逐末。特朗普打破的，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的禁忌，而是当代共和党内狗哨政治的潜规则。共和党政客采用狗哨政治来动员基本盘，是为了避免引起中间选民的反感，保持与民主党对手的竞争力。但被动员的共和党选民没有这些顾忌；用不用“隐语”，不影响他们接收到核心信息。

特朗普的做法，导致选民观感的两极分化。自其参选以来，全体选民中对其有好感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上下；而恶感比则高达60% ~70%，可见大多数民众都排斥特朗普的言论。但在共和党的注册选民中，情况恰好相反——对特朗普有好感者比有恶感者多出二十来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容忍和欢迎特朗普出格言论的，大多数都是共和党选民，亦即当代狗哨政治的目标受众。而一个易于被狗哨政治动员的人，本来就不会对“政治正确”有多少认同。

共和党建制派的尴尬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把共和党建制派推到了相当尴尬的位置。毕竟他许多出格言论，不过是撕下共和党多年来狗哨政治的包装，把背后隐藏信息用更赤裸、更肆无忌惮的方式传达出来：

特朗普用不堪入耳的种族歧视词汇，攻击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但201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战中，罗姆尼这位最后的胜者，也曾声称支持“自我遣送”（self-deportation）──亦即在日常生活中频繁骚扰非法移民，使其无力安顿谋生只得主动离境。

特朗普的厌女症有目共睹。但今年的“温和派”候选人之一凯西奇（John Kasich），多年来反对同工同酬、反对堕胎权、鼓吹男主外女主内。其不久前还在竞选演讲中特地“感谢女人们走出厨房来给我投票”。这样的共和党，也早已与女性选民离心离德。

特朗普吹嘘上任后，将对涉嫌恐怖活动者实施“比‘坐水凳’还可怕得多”的酷刑，但小布什政府早在2002年的《酷刑备忘录》（Torture Memos）中就玩弄字眼，把坐水凳等一系列国际公认为酷刑的刑讯逼供手段，改称为“强化审讯技术”（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借此绕开法律监管。

狗哨政治必须以小团体内的默契为前提；当小团体内的默契被打破时，其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当共和党建制派被特朗普的疯言疯语吓着，试图与其划清界线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困境。在共和党选民眼中，特朗普说的，不过是本党一直在做的；特朗普挑明的，不过是本党一直在暗示的；这些建制派精英们做了又不敢说，说了又不敢明说，可见其奸猾懦弱。

而在民主党选民眼中，共和党建制派只反特朗普的出格言论，却不反思自身长久以来性质相似、只是包装得更精巧的言论与做法，根本上都是一丘之貉。

二、保守主义的扩张与极化

运动型保守主义收编基督教右翼

里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诀，是“运动型保守主义”对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收编。

运动型保守主义兴起于五十年代初，最初是反罗斯福新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交事务上的鹰派反共产主义者，以及部分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形成的社会运动同盟。保守主义者深入共和党基层提前布局，在1964年总统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党内的商业温和派领袖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推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参选。但戈德华特在大选中大败，党务主导权也暂时回到尼克松、洛克菲勒等商业温和派手上。

里根曾为戈德华特助选，汲取其失败教训，意识到运动型保守主义必须扩大选民基础。而此前在政治上相对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这场运动天然的收编对象。内战以后，南方各州偏保守与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会，由于鼓励生育，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群体。但出于美国内战的历史惯性，福音派对联邦政治显得失语和冷感。尽管南方福音派与种族隔离主义者有较大重叠，但种族问题本身对福音派整体动员力不足，后者投票意愿不高，成为所谓“沉默的大多数”。

里根敏锐地察觉到，与民权运动同时兴起的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等社会文化潮流，引发（包括新教福音派与天主教右翼在内）宗教保守人士不满。“里根革命”将这股传统主义力量，毫无保留地招徕入党，打出复兴“家庭价值观”与“基督教精神”的牌，将反堕胎权、反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添进核心政纲，挑起与自由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这个过程中，诸如 Moral Majority（道德多数）等基督教右翼游说组织也纷纷登场，借机对共和党施加更大影响，令其宗教色彩与对抗色彩愈发强烈，为后来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茶党运动，以及前阵子的克鲁兹现象奠定基础。

不过在里根时代，宗教保守派还只是共和党内各路人马中的一支，与商业温和派、市场原教旨主义派、自由至上主义派、外交鹰派等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当然，这些派系间并没有严格界限；党内同志在理念上也难免相互影响与合理化。宗教保守派（以及其它各路人马中的极端分子）能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渐渐占到上风，并不纯粹出于偶然，而是得益于美国当代政党政治运作背后，两大结构因素：

媒体的极化与反智

其一，是媒体监管规则的骤变，以及其所导致的，不同选民阵营所处的信息与舆论环境的隔断化与极端化。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就执行所谓“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要求广播业者抽出一定节目时间，讨论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争议话题，并在播报时尽量平衡呈现对立观点。

里根上任后，于1987年废除了“公平原则”，令以特定党派选民为目标受众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将视听传媒市场瓜分殆尽。从此各个阵营都可以选择收看收听、甚至直接订制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电台电视节目，选民们不必再“被迫”接触多元观点，更不必费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适的意见。公共舆论场域也被相应地，隔断成若干壁垒森严的区室。

其中，中西部与南部由于地广人稀，当地人开车时经常收听地方广播电台的政论节目解乏（消除疲劳），电台名嘴对地方选民的影响之大，外人难以想象。例如，今年初选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大败，有人就归咎于，他未能获得当地电台主持人 Charlie Sykes 等的支持。由于这些州本来就亲共和党，而党派立场明显的政论节目，为了竞争在本党选民中的收听率，往往以大放厥词、煽动阴谋论情绪为能事，同时也带动当地共和党选民的保守化、极端化与反智化。

对电视产业而言，1996年则是废除“公平原则”导致累积效应的分水岭。当年先后成立专为右翼选民量身定做的 Fox 新闻台，与主要诉诸左翼选民的 MSNBC，加剧了媒体为追求收视率而极端化、又以自身极端化反哺选民极端化的趋势。

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共和党选民又已经过 Fox 新闻节目的新一轮洗礼，连“奥巴马是穆斯林”、“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这样的谣言都深信不疑。特朗普支持者中迄今仍有 60% 坚信奥巴马是穆斯林；而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谣言传播上，特朗普本人更扮演关键角色。

2010 年国会中期选举前后，共和党草根极端势力“茶党”崛起，视民主党为不共戴天的寇仇、视胆敢与民主党人合作的温和共和党人为党奸逆贼，采取毫无妥协的全盘对抗姿态，不但对党内建制派构成极大冲击，也把国会搞得乌烟瘴气，令联邦立法机构几近瘫痪。而克鲁兹本人正是趁着茶党运动的东风，在2012年参议院选举中获胜，走上全国政坛。

“输不起法”制度放大选举极化

当代共和党的宗教保守化，不完全是视听传媒党派化的结果；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结构因素，是选举制度的设计。选制细节上的若干失误，不仅大大促进了两党极化，且限定了被极化过程排斥在外的选民的可能出路，最终导致“特朗普现象”与“克鲁兹现象”的孪生现世。

美国联邦与地方的立法机构选举，采取的都是单选区众数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每个选区只设一个议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根据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能为小党提供更多空间，单选区众数制则有利于形成两大党对峙的格局。

不同选制各有利弊，在设计上需要配套措施。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合设置政党门槛，以防止小党丛生、政治碎片化；反过来，单选区众数制则理应适当放宽对小党的限制，避免缺乏两大党之外的组织化挑战，而令政党体系陷入“超稳定结构”。

但是美国目前流行的选制设计，却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从十九世纪末各州立法规范选票印制开始，这类“选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就出现了对小党与无党派人士极尽打压的条款，比如严苛的政党门槛、候选人联署要求等等。在所有这些“选票列名法”中，后果最恶劣的当属“输不起法”（sore loser laws）。

所谓“输不起法”，顾名思义，就是怕候选人在竞争党内提名失败后“输不起”、脱党参选，而立法加以限制。这类法律最早出现于1906年，但其真正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在1967年以前，全美只有15个州制定了“限制初选落败者列名选票”的法律；而目前存在相关规定的州，已经达到了47个。其中有半数是在七十、八十年代制定的，恰与此后两党极端化的趋势同步。

“输不起法”剥夺了两党温和派候选人引中间选民为后援的渠道，放大了党内极端选民对初选的影响力，迫使两党政治人物分别向政治光谱的两端挤靠，导致制度内生的极化趋势。在民主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深蓝州”、共和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深红州”、或者通过“杰里蝾螈”（gerrymandering）式的选区划界操作得到的众议院“安全选区”（safe districts），由于缺少党派竞争，“输不起法”放大极端选民力量的效应就更明显。

茶党的兴起

茶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输不起法”所赐。

以克鲁兹为例，在2012年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中，温和派候选人副州长 David Dewhurst 在第一轮投票中以 46% 比33% 领先于克鲁兹，但在第二轮中以 15 万票的差距输掉初选。在德克萨斯 2600 万人口中，15 万共和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完全可以在大选中通过拉拢中间选民来弥补。但由于德克萨斯实行“输不起法”，杜赫斯特无法自行参加大选，只能眼睁睁看着克鲁兹在德克萨斯这个“深红州”轻松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参议员。

2010 年茶党初次亮相时，就是照着这个模板，把党内建制派打得溃不成军，一举夺下了5个参议院席位和大约40个众议院席位；2012年他们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鲁兹等4名参议员。

不但如此，就连极端派自己，也可能沦为“输不起法”下党派内生极化的受害者。比如众议院前任多数党领袖 Eric Cantor，本是茶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已趋极端。这位共和党年轻一代的头面人物，被广泛视为众议院发言人当然接班人，却在2014年竞选连任时，意外惨败于名不见经传的党内对手 Dave Brat，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初选中被淘汰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

Brat 之所以能够胜选，关键在于把 Cantor 与国会民主党人仅有的一两次合作，宣传成“伪茶党”的罪证，而把自己包装成比对方更纯粹、更不妥协的“真茶党”，兜售给极端派选民。Cantor 其所在弗吉尼亚州的“输不起法”所累，Cantor 对初选中这种“没有最极端、只有更极端”的生态无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别政坛，另谋生路。

“输不起法”不仅提供制度推力，造成参选国会与地方公职的两党政客的极化，也让既有的单维政治光谱上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对两党产生疏离。

迄今为止，共和党受“输不起法”极化的影响，要远甚于民主党。这种差异有多重原因，既有运动型保守主义与基督教右翼作为曾经的“边缘群体”（fringe groups），对六七十年代社会剧变的强烈反动，也有前面提到的地方极端保守电台与 Fox 新闻台的推波助澜，更涉及到民主党方面特殊的历史流变、问题意识与党务应对。

由于民主党极化程度较低，因此沿着左翼极化的“桑德斯现象”，远比沿着右翼极化的“克鲁兹现象”来得温和。然而在共和党这边情况便完全不同。本来“输不起法”主要针对国会与地方公职选举，对总统选举并无直接影响；但随着极化效应的累积，到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终于出现了特朗普与克鲁兹瓜分天下，党内建制派、温和派人物望风披靡的景象。

三、特朗普现象与本土民粹

传统共和党路线的偏离

对“里根共和党”来说，特朗普至少在三个表层政策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偏离。

一、是对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的心不在焉。在堕胎权、同性婚姻权、变性人如厕权等保守派极其关注的议题上，特朗普出言反复。他一会儿说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规划亲育”（Planned Parenthood，专为女性提供包括堕胎等生育服务的机构）对女性健康出力甚多，一会儿又说堕胎的女性全该受惩罚，然后过一会儿宣布自己从没这么说过。

他一会儿说上任后会任命旨在推翻同性婚姻权的大法官，一会儿又说“禁止变性人按后天性别选择厕所”属于歧视，然后过一会儿宣布自己从没这么说过。他一会儿宣称自己热爱福音派，一会儿却因背不出圣经段落而胡编乱造。难怪克鲁兹攻击说，特朗普骨子里崇信的是自由派的“纽约价值观”，对保守派只是敷衍而已。

二、是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国际事务上都以积极参与为主流，区别只在于共和党主流相对更为鹰派，更不忌惮采取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尤以小布什任内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为甚；而民主党则相对鸽派，主张遵循国际法、通过多边合作解决问题。

自由至上主义者如参议员保罗（Rand Paul）等往往也是孤立主义者，但在共和党内处于边缘地位；今年总统初选保罗仅仅拿到了可怜的 0.24% 选票，只好退选并宣布支持特朗普。特朗普虽然宣称要狠狠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但更多时候，是在抱怨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投入太多，让北约及日韩等盟友搭美国的顺风车。他提出要放手让日韩装备核武器，自己去应对朝鲜军事威胁的诉求；后来干脆直接捡起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个二战时期著名的孤立主义口号，作为竞选的主打文宣。

同时，他（和桑德斯一样）也否定当代共和党极力支持的国际自由贸易，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与外贸协议上吃大亏，应该采取高关税等重商主义手段，减少贸易逆差、挽回国内就业。

三、是对小政府主义理念的放弃。特朗普早在里根时代就反对其减税方案──不过其反对理由是这些方案“阻碍创新”，而不是民主党批评的“让富人不当获利、拉大贫富差距”。在本次初选中他虽像其他共和党人一样，不时宣称食物券等救济制度被“坐吃福利不务劳作者”（暗指黑人等少数族裔）大规模滥用，却回避表态削减社保，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医保的经费投入，颇有点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民主党人”的味道。

单看这三点，或许不觉得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有何极端之处。除了孤立主义明显较为边缘，特朗普在社会文化议题与福利国家议题上，甚至可说比当代共和党建制派更显得温和、更趋于“中间”。然而问题在于，深埋在这三点表面政策差异之下，并将其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在“特朗普现象”中作为核心意识形态而得到激烈表达的本土主义（nativism）。

经济不平等，推动本土主义

本土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从十九世纪中期反德裔、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无知党”（Know-Nothings）运动，到之后的排华浪潮，再到二十世纪初对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一锅端的“第二次三K党运动”──每当社会经济条件不如人意时，本土主义者便会兴风作浪，将新近融入美国社会的族群当作“本土正宗美国（白）人”吃苦受累的代罪羔羊。

特朗普是史上第一个，完全以本土主义作为核心诉求、而能获得两大党之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尽管这一结果，有前面所说从“输不起法”到“联合公民案”，再到共和党初选规则的种种制度因素襄助，但仍可以由此看出，这波本土主义浪潮的来势汹汹。

这和美国社会目前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政治上，国会近年党争无休与一事无成，令民众厌倦。许多人无力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一股脑儿地对联邦政府及两党建制精英失望，期待由局外人带来大刀阔斧的改革。

经济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并非雨露均沾。从帐面数据来看，美国经济仿佛不断好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2009 年的负增长，恢复到 2015 年的2.4%；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2015年达到 3.4%；失业率从 2009 年的 10% 峰值，降到2016 年初的 5%，相当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然而，这些复苏绝大多数来自服务业（在 2014年占美国工作岗位的 80.1%），而制造业仍在持续萎缩。与此同时，多数民众并未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好处，认为美国经济体系过分偏袒富人，对中产与底层不公。

1980年以前，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与经济生产率的增长基本同步，但八十年代以后开始不断拉开差距，二十一世纪后，前者更是停滞不前。1971年美国中产与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分别是61%和 14%，到了2015年分别变为 50% 和 21%；收入前 1% 人口所占全国收入比例，则从七十年代的 10% 上升到 20% 左右。

对部分选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来说，这种经济焦虑又与身份焦虑紧密纠缠。美国近年来拉美裔人口增长迅速，而白人比例则缓慢下降，预计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减少到 50% 以下，令美国成为不存在“主体民族”的多元族裔国家。由于低端行业的岗位可替代性较高，从事相关工作的白人，更容易感受到来自拉美裔新移民的竞争压力，并将不景气的就业状况迁怒于“跑到美国来抢夺我们（白人）的饭碗、颠覆我们（白人）的文化”的后者。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特朗普正是敏锐察觉到弥漫在白人选民中的这些焦虑，才会从参选一开始就高调宣称“要在美墨边境建起高墙阻挡非法移民”，将拉美裔移民与墨西哥作为首要的攻击对象。对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国优先”的口号，也就在外交孤立主义的“美国内政事务优先”之外，具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本土美国（白）人的利益优先”。

从本土主义的诉求出发，特朗普与“里根共和党”的政策差异便都顺理成章。深陷经济焦虑中的选民，自然不希望政府完全放弃社会福利。这些选民对自由贸易协定不抱好感；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在他们眼中同样是浪费美国资源，政府应该先把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问题。当然，对“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还是要狠狠打击的，但是必须让北约盟友多出钱出人出力，不能让他们继续占咱们美国的便宜。

与此同时，既然穆斯林喜欢搞恐怖主义，那就干脆全面禁止他们入境，省得美国人操心。本土主义选民在拉美裔之外，把穆斯林也树立为威胁迫在眉睫的文化假想敌，令其“正宗美国人”身份又一次得到了自我确认。

特朗普这个怪胎的诞生，本身就是当代共和党多年孕育的结果。他在共和党中能有如此广泛的选民基础，本土主义能在共和党初选掀起巨大浪潮，可追溯到共和党过往历史──例如里根革命的“狗哨政治”；里根主义经济学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小布什政府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动的、既空耗国帑又令国际社会离心离德的伊拉克战争；共和党极端派这些年极力煽动的拉美裔恐慌、非法移民恐慌、穆斯林恐慌；福音派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的冥顽不灵，和登峰造极于茶党的对抗主义。

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政治的并蒂恶花——“特朗普现象”与“克鲁兹现象”——自第六政党体系形成伊始，便已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