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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新焚書坑儒,與資訊自由之窗的不可能

香港書展人流奇觀,背後卻是台港關係變化;本地出版困局;銅鑼灣書店事件為代表的自由打壓;及雨運後深入社會骨髓的絕望與憂憤。香港還容得下自由書桌嗎?


鄧小樺:兩極化的出版在香港本來就存在,它們本應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證明;但令人憂心的是理性討論、中間對話空間的消失。
兩極化的出版在香港本來就存在,它們本應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證明;但令人憂心的是理性討論、中間對話空間的消失。攝:吳煒豪/端傳媒

香港書展是做生意,招牌是人流奇觀。於是不時會有開幕排隊現人龍、入場者飛奔搶購的新聞,今年第一個飛跑入場者,原是要搶購台灣雞排妹寫真集的,可惜他還是撲空了,書還沒運到。

這種新聞對於兩岸三地的出版業來說,有多大的鼓勵性?真是尷尬。香港書展近年辦了許多文化活動來增加書展的文化氣息,只是這個人流的奇觀與尷尬(本地人直稱為「散貨場」),仍然是頭上摘不掉的帽子。

空間與連繫:香港VS台北

客觀來說,作為「一盤生意」的香港書展,在亞洲區也是有名的,影響到不少其它地區的書展。像台北國際書展,我二千年初時到過,本與香港書展截然不同,至2006年之後,在空間劃分、攤位形態、營銷手段上,已經變得很像香港書展。畢竟,任何地方的書業都需要散貨。

仔細看來,台北書展的展銷商似乎仍很注意對於空間的經營,攤位以特別設計來吸引人流,尤其獲得各大書獎和設計獎項的書籍,還有繪本及文創型的書,在會場會有相當充足的展覽空間,我可以仔細把玩「繁花似錦」設計、一行禪師著作《真正的家》封面那些複雜脆弱的山形剪影。實物的展覽需要空間和成本,因為它吸引長期駐足的人群,這些人群的行為也比較有多樣性。

而香港書展,最重要是人流疏導,就算有展覽,也明顯沒有打算讓觀者留很久——所以展覽多化為平面,展品也用玻璃箱罩起來。空間與時間的計算,行動的劃一。所以香港書展的展區,人們要麼規規矩矩看展品,要麼乾脆坐在地上大剌剌休息。免費休息地方不足,席地而坐就不能禁止,有時也礙觀瞻……

在文藝角度而言,香港一直需要台灣,而台灣現在是否已不像以前那麼需要香港?

比較台北書展和香港書展,現在也變得有點弔詭。一來台北書展愈來愈像香港,二來是因為台灣與大陸的聯繫近年已十分緊密,許多台灣出版社已經可以直接與內地出版社接洽,香港書展作為台北書業對外窗口的角色減退。自從香港會展中心裝修,書展地方再縮減,已不再設台灣館,台灣出版社在香港書展也有退場狀況。以前《字花》是直接在攤位中找到遠景出版社,洽得台灣發行,此後打開香港小眾文藝出版的台灣代理之門;如今台灣出版社的參展數量減少了,行內認為最垂青香港書籍的聯經出版第二年缺席香港書展。有點懷念以前與台灣出版界林載爵、胡金倫、葉麗晴諸位及各台灣作家一年一度的聚首時光;在文藝角度而言,香港一直需要台灣,而台灣現在是否已不像以前那麼需要香港?

強行關掉香港這扇資訊自由之窗

香港出版業這兩年的困局,與自由行的減少固然有關,今年書展的人流也減少。而更重要的是,銅鑼灣書店事件。

說到場內攤位裝修,今年的感覺是比較平淡,隱隱看出書業經營慘淡的影響。最着重設計的KUBRICK出版早已宣佈放棄書展;一直講究攤位設計的上書局今年倒還在中心,依然高雅;商務、三聯、PAGE ONE 的攤位依然大,三聯設計比較重本土味;去年最多捧場客的白卷出版社今年主打「毛記毒物」,風格最像大眾傳媒明星風格;至於還有錢裝修攤位的,就是大學出版社了。別的多是例牌菜,嚴控成本。

香港出版業這兩年的困局,與自由行的減少固然有關,今年書展的人流也減少。而更重要的是,銅鑼灣書店事件。出售禁書的銅鑼灣書店,店員失蹤、被捕、上電視認罪以至後來林榮基公開其被拘錮經驗,無疑是香港書店史上的重要歷史紀錄。禁書一詞,這幾年都觸動香港神經——但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更觸動中共神經。禁書多為政治內幕八卦,在香港讀者群中佔比並不高,主要受眾其實是內地自由行客。但不論如何,高銷量的禁書銷售,其實為香港書業帶來了一些營利上的喘息空間。然而中共嚴打禁書出版,將出版者、書店業者拘捕,成為新聞頭條、國際關注。在香港,「被禁」可以是帶動銷售的理由,但被禁的確是會影響書籍的大眾銷售渠道,上新聞也只是殺雞取卵。

在香港,「被禁」可以是帶動銷售的理由,但被禁的確是會影響書籍的大眾銷售渠道,上新聞也只是殺雞取卵。

極權總有任意性,如果「被禁」的規則其實是任意的,那麼就意味着任何書籍都會受影響。微博上有大陸博客發帖,說自己在淘寶訂香港書,竟遇警察上門沒收;而我們赫然發現,連肯定是純文藝不涉政治,文人小眾趣味到極點的董橋《夜望》,都突然「晉身」禁書之列,警察會因此上門,實在令人吃驚。有推斷認為,這種審查就不是從內容出發,而是由某份名單出發的,甚至可能不是某些作者被禁,而是某些店家被盯上,根據其客戶訂單而作追蹤,而這些客戶所訂的香港書,就變成了禁書。邏輯上完全可笑的,一種逆向推論的株連無辜,有稱之為新的焚書坑儒。

書展期間和一位出版界前輩吃飯,聽他說不少這樣的故事。他並說到,中國政府最近嚴打海外書籍的網購,本來這幾年一些經營淘寶網店的人,拖篋過關來買書回去賣:「他們一篋書可能是二千元成本,回去賣賺五百,都是小生意人,用汗水拖篋做掮客去換一點小錢,老實得不得了。」這些小生意人最近不斷被海關查封沒收貨物,警察還去通知其工作單位,代價之大,徹底嚇退了他們,一年間這類書籍掮客幾乎絕跡。這些慘淡的故事,默默也打擊着香港出版社的生存。這位出版前輩認為,中共是想針對打擊香港的出版,以圍困封鎖的方式,從根本滅絕香港作為中國資訊自由之窗的角色。

邏輯上完全可笑的,一種逆向推論的株連無辜,有稱之為新的焚書坑儒。一位出版前輩認為,中共是想針對打擊香港的出版,以圍困封鎖的方式,從根本滅絕香港作為中國資訊自由之窗的角色。

香港人能如何突破封鎖呢?本土消費可以養起香港的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嗎?席間大家幾乎沒有勇氣提起這點。反禁、抨擊政治與中共,在香港不是沒有巿場,但嚴肅書在香港的書巿,銷量實在有限——為何我們的「自由」好像排斥「嚴肅」呢?香港書業同聲一嘆。

討論與對話空間的消失

禁書事宜、銅鑼灣書店事件,肯定是香港書業一大重要議題,但在香港書展的芸芸座談、研討會中,不會見到相關的活動。香港書業今年的主題是「武俠」,設意大概也想溝通中港;只是與往年以嚴肅作家為「年度作家」來推廣的主題相比,文化氣息似乎不能滿足所有讀者。

過去幾年,香港書展偶會打一些「擦邊球」,講座會有比較接近犯禁的大陸作者與議題,吸引內地讀者,也讓香港知道大陸更多。近年比較少了。有說是佔中之後,負責為書展策劃文化活動的《亞洲周刊》歸邊,去年就只有反佔中的書籍座談(總有現場觀眾挑戰),而無支持佔中的一方。

兩極化的出版在香港本來就存在,它們本應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證明;但令人憂心的是理性討論、中間對話空間的消失。雨傘運動之後,社會的絕望與憂憤,已經深入骨髓,網絡與青年作為社會疾病的表徵,令人既同情又憂心。

活動保守,但巿場則會因壓抑而反彈。本土勇武路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中獲得高票,催動一些出版商的出版方向,自網絡類文化延伸開去。另一方面,反佔中大將之一李偲嫣在書展開展攤位大曬巨幅沙龍美圖秀秀照,蔚為奇觀,而端傳媒設計風雅的攤位就在旁邊,與私煙肉照朝夕相對,只見員工表情鬱悶,實在深表同情。

巿場變嬗,朋友指出一個有趣現象:出版屈穎妍等人所著、反對港獨及批評年初二掟磚事件的《血色旺角前世今生》之明報出版社,據說也開設分支品牌,出版《蝗豬瘋》、《港豬噢》等使用網絡激進派關鍵詞、流行風格包裝之書籍,發掘新的巿場潛力,朋友形容為「兩手準備」。

兩極化的出版在香港本來就存在,它們本應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證明;但令人憂心的是理性討論、中間對話空間的消失。眾所周知,鎮壓會帶來反彈,禁止通常會造成捕風捉影的陰謀論,言論空間的兩極化現象已由網絡延伸至紙本出版。雨傘運動之後,社會的絕望與憂憤,已經深入骨髓,網絡與青年作為社會疾病的表徵,令人既同情又憂心。

筆者本身無心政治,如果可以,實願多花時間去談書展期間出版的幾本好書,今年香港文學交出相當值得驕傲的成績單:像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輯的《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馬家輝《龍頭鳳尾》、葉輝《幽明書簡》、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盧勁馳《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等等。以上誠實與大家分享,今年香港書展的幾個潛流現象。林榮基引用過舒巷城的詩:

我沒見過
屈膝的書桌
雖然我見過
屈膝的讀書人

也許,在壓迫之下,誠實與也成為一種反抗。願我們終能重新得回,政治籠罩以外的自由閱讀生活。如一張書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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