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新焚書坑儒，與資訊自由之窗的不可能

香港書展是做生意，招牌是人流奇觀。於是不時會有開幕排隊現人龍、入場者飛奔搶購的新聞，今年第一個飛跑入場者，原是要搶購台灣雞排妹寫真集的，可惜他還是撲空了，書還沒運到。

這種新聞對於兩岸三地的出版業來說，有多大的鼓勵性？真是尷尬。香港書展近年辦了許多文化活動來增加書展的文化氣息，只是這個人流的奇觀與尷尬（本地人直稱為「散貨場」），仍然是頭上摘不掉的帽子。

空間與連繫：香港VS台北

客觀來說，作為「一盤生意」的香港書展，在亞洲區也是有名的，影響到不少其它地區的書展。像台北國際書展，我二千年初時到過，本與香港書展截然不同，至2006年之後，在空間劃分、攤位形態、營銷手段上，已經變得很像香港書展。畢竟，任何地方的書業都需要散貨。

仔細看來，台北書展的展銷商似乎仍很注意對於空間的經營，攤位以特別設計來吸引人流，尤其獲得各大書獎和設計獎項的書籍，還有繪本及文創型的書，在會場會有相當充足的展覽空間，我可以仔細把玩「繁花似錦」設計、一行禪師著作《真正的家》封面那些複雜脆弱的山形剪影。實物的展覽需要空間和成本，因為它吸引長期駐足的人群，這些人群的行為也比較有多樣性。

而香港書展，最重要是人流疏導，就算有展覽，也明顯沒有打算讓觀者留很久——所以展覽多化為平面，展品也用玻璃箱罩起來。空間與時間的計算，行動的劃一。所以香港書展的展區，人們要麼規規矩矩看展品，要麼乾脆坐在地上大剌剌休息。免費休息地方不足，席地而坐就不能禁止，有時也礙觀瞻……

在文藝角度而言，香港一直需要台灣，而台灣現在是否已不像以前那麼需要香港？

比較台北書展和香港書展，現在也變得有點弔詭。一來台北書展愈來愈像香港，二來是因為台灣與大陸的聯繫近年已十分緊密，許多台灣出版社已經可以直接與內地出版社接洽，香港書展作為台北書業對外窗口的角色減退。自從香港會展中心裝修，書展地方再縮減，已不再設台灣館，台灣出版社在香港書展也有退場狀況。以前《字花》是直接在攤位中找到遠景出版社，洽得台灣發行，此後打開香港小眾文藝出版的台灣代理之門；如今台灣出版社的參展數量減少了，行內認為最垂青香港書籍的聯經出版第二年缺席香港書展。有點懷念以前與台灣出版界林載爵、胡金倫、葉麗晴諸位及各台灣作家一年一度的聚首時光；在文藝角度而言，香港一直需要台灣，而台灣現在是否已不像以前那麼需要香港？

強行關掉香港這扇資訊自由之窗

香港出版業這兩年的困局，與自由行的減少固然有關，今年書展的人流也減少。而更重要的是，銅鑼灣書店事件。

說到場內攤位裝修，今年的感覺是比較平淡，隱隱看出書業經營慘淡的影響。最着重設計的KUBRICK出版早已宣佈放棄書展；一直講究攤位設計的上書局今年倒還在中心，依然高雅；商務、三聯、PAGE ONE 的攤位依然大，三聯設計比較重本土味；去年最多捧場客的白卷出版社今年主打「毛記毒物」，風格最像大眾傳媒明星風格；至於還有錢裝修攤位的，就是大學出版社了。別的多是例牌菜，嚴控成本。

香港出版業這兩年的困局，與自由行的減少固然有關，今年書展的人流也減少。而更重要的是，銅鑼灣書店事件。出售禁書的銅鑼灣書店，店員失蹤、被捕、上電視認罪以至後來林榮基公開其被拘錮經驗，無疑是香港書店史上的重要歷史紀錄。禁書一詞，這幾年都觸動香港神經——但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更觸動中共神經。禁書多為政治內幕八卦，在香港讀者群中佔比並不高，主要受眾其實是內地自由行客。但不論如何，高銷量的禁書銷售，其實為香港書業帶來了一些營利上的喘息空間。然而中共嚴打禁書出版，將出版者、書店業者拘捕，成為新聞頭條、國際關注。在香港，「被禁」可以是帶動銷售的理由，但被禁的確是會影響書籍的大眾銷售渠道，上新聞也只是殺雞取卵。

在香港，「被禁」可以是帶動銷售的理由，但被禁的確是會影響書籍的大眾銷售渠道，上新聞也只是殺雞取卵。

極權總有任意性，如果「被禁」的規則其實是任意的，那麼就意味着任何書籍都會受影響。微博上有大陸博客發帖，說自己在淘寶訂香港書，竟遇警察上門沒收；而我們赫然發現，連肯定是純文藝不涉政治，文人小眾趣味到極點的董橋《夜望》，都突然「晉身」禁書之列，警察會因此上門，實在令人吃驚。有推斷認為，這種審查就不是從內容出發，而是由某份名單出發的，甚至可能不是某些作者被禁，而是某些店家被盯上，根據其客戶訂單而作追蹤，而這些客戶所訂的香港書，就變成了禁書。邏輯上完全可笑的，一種逆向推論的株連無辜，有稱之為新的焚書坑儒。

書展期間和一位出版界前輩吃飯，聽他說不少這樣的故事。他並說到，中國政府最近嚴打海外書籍的網購，本來這幾年一些經營淘寶網店的人，拖篋過關來買書回去賣：「他們一篋書可能是二千元成本，回去賣賺五百，都是小生意人，用汗水拖篋做掮客去換一點小錢，老實得不得了。」這些小生意人最近不斷被海關查封沒收貨物，警察還去通知其工作單位，代價之大，徹底嚇退了他們，一年間這類書籍掮客幾乎絕跡。這些慘淡的故事，默默也打擊着香港出版社的生存。這位出版前輩認為，中共是想針對打擊香港的出版，以圍困封鎖的方式，從根本滅絕香港作為中國資訊自由之窗的角色。

邏輯上完全可笑的，一種逆向推論的株連無辜，有稱之為新的焚書坑儒。一位出版前輩認為，中共是想針對打擊香港的出版，以圍困封鎖的方式，從根本滅絕香港作為中國資訊自由之窗的角色。

香港人能如何突破封鎖呢？本土消費可以養起香港的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嗎？席間大家幾乎沒有勇氣提起這點。反禁、抨擊政治與中共，在香港不是沒有巿場，但嚴肅書在香港的書巿，銷量實在有限——為何我們的「自由」好像排斥「嚴肅」呢？香港書業同聲一嘆。

討論與對話空間的消失

禁書事宜、銅鑼灣書店事件，肯定是香港書業一大重要議題，但在香港書展的芸芸座談、研討會中，不會見到相關的活動。香港書業今年的主題是「武俠」，設意大概也想溝通中港；只是與往年以嚴肅作家為「年度作家」來推廣的主題相比，文化氣息似乎不能滿足所有讀者。

過去幾年，香港書展偶會打一些「擦邊球」，講座會有比較接近犯禁的大陸作者與議題，吸引內地讀者，也讓香港知道大陸更多。近年比較少了。有說是佔中之後，負責為書展策劃文化活動的《亞洲周刊》歸邊，去年就只有反佔中的書籍座談（總有現場觀眾挑戰），而無支持佔中的一方。

兩極化的出版在香港本來就存在，它們本應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證明；但令人憂心的是理性討論、中間對話空間的消失。雨傘運動之後，社會的絕望與憂憤，已經深入骨髓，網絡與青年作為社會疾病的表徵，令人既同情又憂心。

活動保守，但巿場則會因壓抑而反彈。本土勇武路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中獲得高票，催動一些出版商的出版方向，自網絡類文化延伸開去。另一方面，反佔中大將之一李偲嫣在書展開展攤位大曬巨幅沙龍美圖秀秀照，蔚為奇觀，而端傳媒設計風雅的攤位就在旁邊，與私煙肉照朝夕相對，只見員工表情鬱悶，實在深表同情。

巿場變嬗，朋友指出一個有趣現象：出版屈穎妍等人所著、反對港獨及批評年初二掟磚事件的《血色旺角前世今生》之明報出版社，據說也開設分支品牌，出版《蝗豬瘋》、《港豬噢》等使用網絡激進派關鍵詞、流行風格包裝之書籍，發掘新的巿場潛力，朋友形容為「兩手準備」。

兩極化的出版在香港本來就存在，它們本應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證明；但令人憂心的是理性討論、中間對話空間的消失。眾所周知，鎮壓會帶來反彈，禁止通常會造成捕風捉影的陰謀論，言論空間的兩極化現象已由網絡延伸至紙本出版。雨傘運動之後，社會的絕望與憂憤，已經深入骨髓，網絡與青年作為社會疾病的表徵，令人既同情又憂心。

筆者本身無心政治，如果可以，實願多花時間去談書展期間出版的幾本好書，今年香港文學交出相當值得驕傲的成績單：像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輯的《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馬家輝《龍頭鳳尾》、葉輝《幽明書簡》、潘國靈《寫托邦與消失咒》、盧勁馳《在熾烈的日光下我所誤讀的一切》等等。以上誠實與大家分享，今年香港書展的幾個潛流現象。林榮基引用過舒巷城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