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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談暴力:新媒體時代的暴力更複雜嗎?

當「突然暴力」在社會新聞中越來越多,賈樟柯如何用銀幕探尋「暴力」的根源?電影是引導對暴力的討論抑或造成對暴力的「模仿效應」?


中國電影導演賈樟柯。
中國電影導演賈樟柯。攝:王嘉豪/端傳媒

編者按:台灣舉辦「時光的遊子」賈樟柯專題影展,放映賈樟柯的六部電影,也邀到了導演訪台。7月16日在1949華山藝文中心,一場名為《在悖論中邊走邊生活》的沙龍座談會展開,主角賈樟柯花了兩個小時來談論他電影中的暴力,談論生活中的現實觀察,也談論藝術電影在新媒體時代的生存空間。

應對台灣新聞:探尋「突然暴力」的根源

「我們今天討論暴力,那近日戴立忍跟趙薇的事情,是不是也是一種網路暴力?這種暴力不管台灣大陸都有,又跟新媒體有些關聯,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我們跟賈導之前希望保護所有來自大陸的人員,所以這個問題不回答......」

「這個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我可以回答,我覺得首先,不要難為兩個演員⋯⋯」

這是上星期六在台北由「龍應台基金會」舉辦的一場沙龍講上的對話。第一段問題來自一位聽眾;接話的是主持人陳浩;最後一句來自沙龍的主角:中國電影導演賈樟柯。

戴立忍事件熱到最高點,兩岸影視圈頗為敏感,賈樟柯在台北出席這場講座,主持人陳浩非常體貼地保護賈樟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人捲進這場無情又無謂的紛爭。但賈樟柯婉謝了這份好意,而他這場演講所放映地主題電影——《天注定》也正拍出了中國社會和人民群體的真實狀態、不迴避任何衝突和矛盾。

《天注定》給台灣觀眾帶來了強烈的「即視感」,從北捷、湯姆熊、研究生情殺、小燈泡殺人案件,台灣的社會新聞版面,多了許多對暴力事件報導與討論,也正對應了電影中,探尋「突然暴力」根源的主題。

一如坎城影展(康城影展、戛納電影節)頒給他「終身成就獎」時的讚辭:「賈樟柯電影有著令人震懾的生命力。他的電影如同影像的詩歌,每一顆鏡頭都無比精準。他的作品中詩人和預言家的氣質讓我們由衷地敬佩。他的作品講述了人的孤獨與精神探索,見證了集體的生存狀態。」

預言家,說的一點沒錯。《天注定》給台灣觀眾帶來了強烈的「即視感」,從北捷、湯姆熊、研究生情殺、小燈泡殺人案件,台灣的社會新聞版面,多了許多對暴力事件報導與討論,也正對應了電影中,探尋「突然暴力」根源的主題,四個人物因為各種各樣原因,被推到使用暴力的處境,最後選擇用暴力反映自身所處的生活與社會。

相較賈樟柯過去的作品,《天注定》的轉變是比較大的。他以前的電影多描寫日常生活細節情感,他也坦言自己有段時間非常排斥創作「極端的事件」的故事,因為極端事件存在偶然性、有其概率。無論在《青春逝去》還是《三峽好人》中他想呈現的都是普遍的生活感受。

新媒體時代:角落裏的極端故事

然而從2012年開始,他看見「新媒體」蓬勃發展,每人都擁有了「自媒體」,從微博到微信,沒有傳統媒體的審查機制,細微到小鄉村事情都能放到網路上被報導。「我喜歡新媒體,因為可以瞭解真實的事情,了解周遭生活在經歷什麼,」他說。

通過新媒體可以看見中國各個角落的極端故事。例如《天注定》中其中一個人物故事,就是參照發生在湖北的真實案例,在桑拿(按摩院)工作的女子受到欺凌自衛殺人,當時引起熱烈討論。他想理解日常生活如何造就暴力行為,這念頭使他面對了世界的極端。

他沒有選擇用一個故事概括解釋暴力的根源,而是將四組人物並置在影片中,通過「群像式」的寫作,人物跟人物間,形成的互補跟關聯性,最後自然浮現暴力的普遍性。

為理解這些「極端」,他通過劇本創作、研究許多暴力事件,試圖理解施暴者的生活真實面目,最後在思考創作時,他沒有選擇用一個故事概括解釋暴力的根源,而是將四組人物並置在影片中,通過「群像式」的寫作,人物跟人物間,形成的互補跟關聯性,最後自然浮現暴力的普遍性。

暴力的普遍性跨越時間與空間。一如他思考如何表現時,頓時乍現「水滸傳」,魯智深、武松、林沖的角色變成影片中的元素,具現在美術細節上的諸多要求。他甚至在潛意識中,借用了戲曲的「四摺戲」結構,並用戲曲方法命名四個篇章。畫面設計上,他讓人物走進古代的環境,再走進現代的空間,一如日常生活中的「古代」並沒有完全消失,「只是被現代建築包圍」;他也讓人物的故事由北到南,從未開發的小村到都市,將電影收入一個現代「萬里河山圖」。

暴力是普遍的,更是複雜的

暴力的普遍性,表現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他認為人性與社會根源,兩者同時不可或缺。一如他說,「如果把人物描繪成簡單化人物,世界就簡單化,但我們面對的不是簡單的社會化,我希望我的電影保持這種複雜性」。在四個故事中,都為了呈現這種複雜性。

第一個故事,他想先以最容易理解的暴力根源「貧富差距」開始下手。中國經濟快速變革,同樣一個村莊裡有人買私家飛機、有人卻吃不飽,巨大社會分配不公 。加上沒有「訴說渠道」面對他人的冷漠,當受害無法發聲,暴力則具有了宣言性。

第二個故事,述說一個遊走四方的殺手,曾是真實發生在重慶,暴力則變成了一種錯誤的「實現自我」的方法,暴露人性的黑暗。背後,則中國鄉村衰敗的社會問題,鄉村剩下老弱殘疾,正值壯年的殺手回到家鄉,無法面對無所事事的平庸生活,暴力也成了對抗自身平庸的手段。

「如果把人物描繪成簡單化人物,世界就簡單化,但我們面對的不是簡單的社會化,我希望我的電影保持這種複雜性。」

第三個人物故事則觸及暴力事件中最容易激發暴力的關鍵詞——「尊嚴」,一位桑拿的前台女服務員,剛經歷生活中的悲劇,又遭逢尊嚴被客人粗暴的剝奪,霎那間她激發出暴力行為。

最後一個少年故事,則來自賈樟柯蒐集大量富士康工廠的報導。少年除面對現實社會愛情的失落,並被固定在流水線上,上廁所要集體行動、工作不能隨意講話,嚴苛的機械性的規定跟要求,人對世界灰心,產生對自我的暴力。

拍電影不是表態

但是,「暴力是應該的嗎?」

當整個影片拍完後,賈樟柯一個人坐在試片室裡,突然問自己這個問題。這樣冤冤相報的情節,「我應該拍這個影片嗎?」 但他看著觀眾又覺得,如果群眾是在教堂或是法庭討論暴力,是一種觀點,但在電影院,透過藝術細節的描述,設身處地描述施暴者的過程跟經驗,才是電影應該做的事。「拍電影不是表態,而是呈現事實,」他說。

賈樟柯也打趣的說,雖然他當初在《天注定》命名前,想過一個名字是「上帝也幫不了你」,但他不覺得拍了就能幫到誰、幫誰發聲。即使有人詢問是否會造成暴力的「模仿效應」,人們看了電影而去做極端的行為,賈樟柯反倒認為,其實應該珍惜這樣電影的討論空間。因為銀幕的世界,恰是大家坐下來討論暴力「最平和」的場所,如果連電影都無法討論,暴力則很難被理解。

即使有人詢問是否會造成暴力的「模仿效應」,人們看了電影而去做極端的行為,賈樟柯反倒認為,其實應該珍惜這樣電影的討論空間。

《天注定》完成之後,賈樟柯也寫了一篇文章<沉默即罪>,討論暴力因為各種各樣原因消失在主流媒體上,不能被報導、討論,大眾也懦弱地接受這樣的現實。「有渠道的人不去傳達」,他認為這是真實存在的群體性的問題。對他而言,作為一個表達者不必羞愧,想拍攝的主題就去拍,不被壓抑,「對我來說(拍出問題)僅僅是不希望自己未來會羞愧而已,」他堅定說。補了一句:「當然也有代價的,」逗得全場大笑。

藝術還有多少銀幕空間?

在商業和藝術電影之間,賈樟柯的作品更多地被歸類偏向後者。他直言藝術電影產業,並沒有跟著社會經濟起飛而變好。中國電影從兩百部到今年上千部,票房從每年10億人民幣到今年一、兩百億,增長非常快,但許多藝術電影製作的條件,比他在1990年代剛入行條件更差,在他1998年拍《小武》,可以拿到1997年的30萬人民幣,到最近卻看到許多藝術電影是10萬人民幣的製作費,代表電影工業整體情況雖然大漲,但並沒有擴及藝術電影。

再者,1990年代當一部藝術電影完成時, 媒體會有很大版面興趣去介紹,但現在媒體娛樂的板塊,每個項目要砸重金才能有版面, 也因此藝術電影獲得不了贊助,跟觀眾的橋樑就被拆掉了。

最後:票房變成唯一價值觀,有堅持理想的導演,也有些有才華去拍別的類型電影去,造成人才流失的問題。

在中國,藝術電影的放映空間也非常少。賈樟柯分析背後真正問題是「片源不夠」, 因為政府規定進口電影的配額有限,被國家公司壟斷,進口進來都是好萊塢的商業大片。中國藝術電影的數量很難支撐放映院整年放映營運。另一個大問題是只有二十個大城市有地方放映,進不了到中小城市。

最後:票房變成唯一價值觀,有堅持理想的導演,也有些有才華去拍別的類型電影去,造成人才流失的問題。

投資新媒體:如果你足夠勇敢

除了電影工作,他從去年開始發展更商業化的事業,他觀察電影跟新媒體科技的變化快速,自己也成立「上海暖流文化」公司製作電影、並投資新媒體「以上傳媒」,他透露自己最近對經營「平台」感到很有興趣。

今年6月,他開設微信公眾號「柯首映」,定期推播的短片。他認為現在網上有許多自製短片,但是缺少了編輯,也缺少推薦,通過公眾號背後優秀的編輯團隊,讓年輕導演可以有平台把藝術電影介紹給關注,至於自身的創作,則依然回到他對真實世界感知,不受外在的影響,近期也要開拍籌備七年的古裝片。

儘管賈樟柯在今年進入新媒體市場時,微博活躍度下降非常大,但賈樟柯相信,新媒體具有民主性、自由度,他仍相信它能帶來的可能性,仍然具有廣場效應,向陌生的人描述講解自己的觀點,「如果你足夠勇敢。」賈樟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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