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問香港期間，有香港本地藝術家設置了「2047大型倒數器」，來反映港人對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憂慮（編按：《基本法》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於2047年屆滿）。雖然倒數器最終被移除，但香港人對未來的政治憂慮卻從沒消失。面對一個失控和強横的中國，香港人對於2047的想像已變得刻不容緩。而要在現時一片混亂當中，重新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治制度，就必須跳出「中國」與「非中國」，「民主」與「非民主」等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
筆者過去在《端傳媒》的五篇「香港瓦解論」系列文章中，已探究了很多香港現有的正式政治制度失效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在各式各樣的危機下，香港的管治制度正面臨瓦解。很多社會上的訴求及聲音，要透過非制度化的政治方式（non-institutional politics），包括了遊行、示威及佔領等手段來表達。在這情況下，中央仍然堅持對香港的民主化及政治發展採取寸步不讓的強硬態度，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進一步加深了香港的社會矛盾及管治危機。既然目前中國主動為香港提出一套新的管治模式的機會渺茫，香港人唯有抱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自行思考在管治制度上的可行出路。
「社會服從國家」的危險
制度建設（institution building）的難處，不在於沒有制度可供選擇，而是在於被採用的制度能否配合社會的需要及發展。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政治制度的設計可以分為兩大取向：一是「社會服從於國家」（society-in-state）；二是「國家服從於社會」（state-in-society）。前者是以國家為本，以政府或當權者的利益及目標為依歸，用制度來迫使社會改變，以配合國家需要。相比之下，「國家服從於社會」是以社會為主體，透過政治制度來滿足人民的要求及配合社會的需要。
很明顯，「社會服從於國家」是一個不能持久的危險做法。把社會的力量及訴求，長期壓抑於政府的權威之下，甚至依賴赤裸的武力來支持政府管治，只會增加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最終激化成政治不穩定及衝突。
驟耳聽來，「社會服從於國家」是一個不可靠和愚蠢的做法，只有沒有智慧的當權者才會採納。可是，當大家在偷笑的時候，不幸地，香港現有的政治制度便是採用這個短視的取向。香港1997年後的政治制度，背後理念是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權力，而非照顧市民的需要或彰顯社會公義，這為政治不穩定埋下禍根。
香港管治發展不應再以中國為中心
要重新建立香港的管治制度，就必須逆轉以國家為中心的取向，改為以社會為本。要做到社會為本，便必須了解香港當前的發展有兩大挑戰：一是關於中國；二是關於民主。
目前在香港對於中國和民主的討論，往往處於過於簡化及情緒化的困局，成為了思想的束縛，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維，這只帶來更多虛假的對立。例如，拒絕中國化不等於香港便一定要獨立，而民主亦絕非萬能，不可以解決香港面對的所有難題。面對2047的想像，香港的發展不應再依賴中國，但也非一定要完全和中國切割、只看本土，而是必須有更闊的視野和全球化思維；而除了民主外，一個團結及多元的公民社會，以及建立包容的政治文化和價值，也是不可或缺的。
香港的管治及發展再不應以中國為中心，主要的理據並非港獨的情意結，而是即使香港已回歸多年，中國及香港的管治質素及發展水平仍然相差太遠，若果繼續強行融合，只會加深兩者的磨擦及矛盾，反過來曲線帶來了支持「港獨」的情緒反彈。
中國的前途和內憂亦不容忽視。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在今年出版、廣受關注的《中國的前途》（China's Future）一書（註一），便指出中國在管治上所採用的軟性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在2008年便已宣布終結。自2009年起，便由更高壓、更集權和更獨裁的硬性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所取代。
沈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它的政治改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軟變硬的威權主義是政治改革和發展的倒退，而這倒退正正妨礙了中國的經濟轉型。因為中國要由工業生產國成功轉型至知識型經濟，必須要透過政治的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給予人民及社會更多思想和言論自由。
沈指出，很可惜中國的領導人卻相信開啟政治改革，只會威脅黨的領導地位。在黨與國家之間，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領導人仍然是寧願犧牲國家的發展，來保住黨的江山。沈認為習近平的判斷是危險和錯誤的：放棄政治改革、加強獨裁管治，不只會使中國的經濟停滯不前，更會激化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最終反而使共產黨的倒台成為無可避免的結局。
面對政治由治步入亂，經濟由盛轉向衰的中國，香港要繼續生存及成功，必須在思考2047的制度上、在考慮中國因素的同時，也要有跨越中國的想像。但這並不等同和中國完全切割和走向獨立，而是重新思考香港與中國及世界的關係。正如在九七前，香港也一直將自己定位為中西合壁的國際城市，全憑自己的實力立足世界，而不是依賴宗主國的接濟。當時香港在超越英國之餘，也面向世界。
超越民主，建立公共價值解決社會分歧
2047的想像也必須要超越民主，這是顯而易見的大勢所趨。在香港社會日趨多元及複雜化的時候，在很多議題上，根本很難有一個絕大多數派的形成。若只把香港的政治發展局限於建立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選舉制度，只會出現一個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加深社會分化及撕裂，甚至最後出現民心渴望重回仁慈的獨裁者懷抱的尷尬情況。
面對一個已發展到後現代化社會階段的香港，除了必須建立民主外，也要有包容多元價值及尊重不同政治立場的文化。不過，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卻有走向相反方向的趨勢：值價兩極化，加上世代之爭，各走極端，水火不容。最新的例子莫過於今年有關悼念六四的爭議：是否悼念六四應取決於個人的選擇，但在年輕人間急劇冒起及升溫的本土主義，卻有排斥不同價值及論述的傾向。因此，建立一套可以有效及和平解決社會分歧的公共價值（public values），與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同等重要。
沈大偉《中國的前途》一書的封面，是一個很大的問號。相同的問號，也出現在香港的2047前途之上。沈大偉的問號所代表的意義，不是中國的前途沒有出路，而是他懷疑中國的領導人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和胸襟為中國選擇正確的出路。同樣道理，香港的未來是一個未知數，不是因找不到適合的管治制度，而是不清楚有能力影響香港未來的人，是否願意作出適當的選擇。幸好，香港較中國幸福，權力較分散，每個香港人也有一份力量影響大家的共同命運，而不需要等待領導人的自省和發落。因此，面對2047，必須由兩步開始：打破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孤立和不信任，以及驅除人們對外在世界的無力感。
（香港瓦解論之六）
（黃偉豪，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Shambaugh, David. (2016) China’s Future. Cambridge, UK: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