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喜歡說這裏是國際都市，但華人佔95%左右的時候，就決定了這裏不會像新加坡，是多種族社會……」——Magar
佐敦吳松街快盡頭，人越走越少，空調水滴滴答答落在頭頂，抬眼看到「幸福商業大廈」一個小小入口。攝影師到得早，站在門口說迷了路。他頭先從另一扇大門進去，上扶手電梯是個冷清的小商場。走廊瀰漫著檀香味，兩旁店舖多是金飾、南亞糕點和豔色的民族服飾。店主人有華人面孔，也有印度或是尼泊爾裔。
JB Pun Magar 的新辦公室其實就在這棟樓的另一層，我們轉達老舊的直升梯，終於找到他不到十平米的新辦公室。他的三個朋友繞著門口的鐵質儲物櫃，零散坐在前紅色摺椅上。Magar 則坐在窗邊的寫字檯旁，一隻手故意在胸前劃了半圈，開玩笑說：「這是我的新辦公室，有兩台筆記本，差不多百呎，很豪華吧。」
這位四十歲出頭的尼泊爾老記者身經百戰，卻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敗下陣來——他經營了四年的少數族裔社區報紙終因資金不夠宣告結刊。「幸福商場大廈」是他的新據點，這裏地租比原先那幾條街外的辦公室便宜，是他再次起步的地方：他要借助投資較低的新媒體重開屬於在港少數族裔的新聞平台：Ethnic Voice。
被綁架的戰地記者
Magar是他的姓氏，也是他所屬民族的名字：馬嘉人，一隻常住於尼泊爾中部山區的原住民族。很長一段時間，馬嘉族的歷史都和軍隊與戰爭連結在一起，有人擊敗過當年英國殖民地的正統軍隊，也有人為英國人、印度人僱傭，在南亞、東南亞各地征戰，是著名的尼泊爾「廓爾喀雇傭軍」的重要兵源。
在 Magar 溫和安靜的臉龐上很難找到一點點彪悍的氣質，但他的父親和很多親人確是軍人出身。不過少時的他對於戰鬥興趣不大，反而迷戀攝影。由於當時尼泊爾沒有大學開設攝影課程，他去印度修讀了廣播電視的碩士學位，從此開始二十餘年的記者生涯。
學成歸國後，Magar 就職於尼泊爾最大的雜誌《喜馬》（Himal），但很快不滿於常規式的新聞報導。「尼泊爾其實一直有新聞自由，我在中國和印度都待過一段時間，我敢說比這兩個國家好。但那時的新聞還是偏向於政府宣傳。」他想做的，是發掘身邊有血有肉的議題。
各種各樣的戰地故事紛紛湧現，Magar有時以記者身份孤身直入戰場，有時也不得不花費心思做臥底打探信息。
當時尼泊爾深陷內戰，最有血有肉的新聞當然是在戰地。「到戰爭中後期，我在政府軍和毛派叛軍（Maoist rebels) 兩邊跑，邊寫邊拍。」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派聲稱這是一場「人民的戰爭」，要為底層大眾而戰，終結封建腐敗的王室統治。然而無論政府軍還是毛派都在各地無情殺戮，很難說誰更加正義或合法。
各種各樣的戰地故事紛紛湧現，Magar有時以記者身份孤身直入戰場，有時也不得不花費心思做臥底打探信息。他對童兵（child soldiers）這個話題著迷。根據《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戰爭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徵募和使用十五歲以下的童兵。然而不停有民間消息說，毛派軍中有未成年的「志願兵」。在跑去毛派佔領地很多次之後，Magar 真的看到幾名十歲左右的持械「軍人」，忙用攝像機取證，然後在《喜馬》刊登，反響很大。
沒多久，他被毛派綁架。他們蒙上 Magar 的雙眼，把他扔在軍用摩托車上，一路開到偏僻的軍營。Magar 被囚禁在封閉的房間，軍隊領袖三番五次威脅告誡他收回報導，並要他保證以後不再挖毛派的髒料。他們允許 Magar 和雜誌編輯聯繫，後者很快明白 Magar 的處境，乾脆在尼泊爾國內外報界發表聲明，消息在全球媒體不脛而走。呼籲釋放記者的壓力越來越大，毛派不得不表示這並非中央的動作，而是地方幹部出了問題，隨即讓 Magar 安全回家。
這應該是Magar 記者生涯中最為傳奇的一幕，坐在佐敦簡陋寫字樓裏的他，講起來臉上還是溢出自豪，講話也停了五六秒。
他被毛派綁架。他們蒙上 Magar 的雙眼，把他扔在軍用摩托車上，一路開到偏僻的軍營。Magar 被囚禁在封閉的房間，軍隊領袖三番五次威脅告誡他收回報導，並要他保證以後不再挖毛派的髒料。
「然後呢？」我還是忍不住打斷沉浸在回憶中的他。
「然後？我在衝突地帶報導一些小但是真實的事情。我沒有因為綁架停止報導，從來沒有停止過。2006年，戰爭結束，我從戰地去到首都加德滿都，有新的衝突可以報導，政治的、經濟的，種族的、環境的，和中國、印度的關係等等。一直到2009年，我離開了尼泊爾，來到香港，和那裏的家人團聚。」
來自「千分之二」人的週報
根據2011年香港政府的人口普查數據，這座700萬人口的城市裏，約有45萬常駐少數族裔，佔6.4%。其中一半以上是職業以家傭為主的印尼人和菲律賓人，尼泊爾人佔少數族裔總數的3.7%，約1萬6千5百人。也就是全港人口的千分之二。他們多分佈於佐敦、油麻地、葵青、荃灣幾個地方。
Magar 和他的家人就躋身於這千分之二裏。他的岳父是僱傭兵出身，年輕時隨英國人來到還是殖民地的香港，隨後在此定居。因為軍人背景， 大部分尼泊爾人在香港做保鑣、保安、地盤工人之類的工作。第二代移民中有部份人會移出這個生活圈。
「就在最近，有個我們的年輕人考取飛機駕駛執照，是在香港的尼泊爾人中第一個有這個成績的人。我會報導他的。」Magar 把這個喜訊講了好幾遍，屋裏其他幾個尼泊爾男人也不停彼此確認。
來香港一段時間後，職業敏感讓Magar 意識到作為記者，尤其是在香港的尼泊爾裔記者，他實在有很多可以做，也有很多應該做。
這個消息應該會出現在新聞網站 Ethnic Voice 的平台上。那將是香港唯一一家使用尼泊爾語和英語報導本地新聞的新媒體，它的前身是運營了四年之久的同名週報。那自然也是 Magar 的心血。
來香港一段時間後，職業敏感讓Magar 意識到作為記者，尤其是在香港的尼泊爾裔記者，他實在有很多可以做，也有很多應該做。「人口統計說我們有一萬多人，但移民署的數字說是四萬，聽上去都不是很多人，但對我來說是個活生生的社群，而且這個社群有很多問題，如果我們自己不做點什麼，沒有人會關心我們，別人也不會知道這群尼泊爾人在做什麼、想什麼。」
於是，一份平均16-20版、尼英雙語的週報慢慢在港九新界尼泊爾裔人經營的商店、飯館落地。每期約有500-1000份印數，有重要新聞或特別專題的話，這個數字可以上升到2500份左右。「實在不多，但是確實需要存在」——Magar 這樣總結。
雙語的安排除了為了吸引這個族裔以外的讀者外，也是為了能夠讓對自己母語生疏或完全不懂尼泊爾語的第二代移民有機會閱讀。
他的報紙要做的是架橋：
在香港的尼泊爾裔人，因為基本不會中文，又遠離故土，多處於兩邊不靠的「真空狀態」，Ethnic Voice 想呈現的就是這個所謂「真空」的樣貌，既給社群裏的人看看自己和鄰居的生活狀態到底是什麼樣，也給不講尼泊爾語的香港人和其他人認識尼泊爾人的可能。雙語的安排除了為了吸引這個族裔以外的讀者外，也是為了能夠讓對自己母語生疏或完全不懂尼泊爾語的第二代移民有機會閱讀。
同時，Ethnic Voice 也會和其他少數族裔記者、社會活動家或媒體合作。每個族群可能會有特殊的議題，比如印尼裔和菲律賓裔常面對居住權、僱傭關係的問題，越南裔和尼泊爾裔的年輕人濫用毒品也讓社群關注，印度人的社會地位、職業選擇相對好一些，不過也有和其他少數族裔共通的難題，比如語言、教育、宗教等等。
起步的時候，這家報紙只有一名全職員工，Magar，和他兩個兼職的朋友。「他們都是地盤工人，當初被我騙來了，你知道記者是那種雖然很窮，但聽上去很風光的職業，」他自嘲的大笑。雖然其他兩人是半路出家，但在的指導下也越來越熟。另外，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每年都會有兩個學生前來實習。就這樣一隻小小的隊伍，四年來做了大量訪問、調查。
據 Magar 調查和證實，尼泊爾社群中第二代移民輟學率高達 50%。一方面這是移民遇到的經典問題，背井離鄉之後在一個語言陌生、文化陌生的地方從零學起，對任何孩童來說都非易事。
提起自己最得意的作品，Magar 說到的幾個例子都和孩子有關，這可能是一個他持續的關注點。首當其衝的是教育，但問題不僅僅是教育。據 Magar 調查和證實，尼泊爾社群中第二代移民輟學率高達 50%。一方面這是移民遇到的經典問題，背井離鄉之後在一個語言陌生、文化陌生的地方從零學起，對任何孩童來說都非易事。但具體到在港尼泊爾人的例子裏，這又和香港緊張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和尼泊爾移民在社會階梯上的地位有關。
「我們這一代大部分人為了養家都在工地、夜店工作，平均每天工時在12-16小時不等，每個星期最多有一天休假。如果工作強度達不到這麼高，很難支付日常開支。問題是兩代人之間根本沒有時間溝通，而且老一輩語言還不如孩子，很難幫得上什麼。」這個話題他一講就停不下來。
Magar 自己有兩個孩子，時間也遠比其他尼泊爾裔父母充沛靈活，但他仍然覺得力不從心。從根本上來說，香港的教育體制沒有從這樣的家庭作多考慮，現有開設給新移民的學校也不夠師資力量從學生文化、家庭背景出發，更加細緻的教學。而普通香港家庭較易得到的信息，比如擇校、補習，對 Magar 他們來說是接觸不到的。「後來我打聽到一個便宜的補習班費用，最少好像是2000塊，我相信對大部分家庭來說，2000塊不是小數字。」
狹義上的學校教育之外，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互動少，文化代溝很大。有些孩子輟學後，缺乏大人的幫助和引導，迷上毒品。大多數沒有完成中學教育的人再次進入地盤、酒吧，「然後當地盤工人，當酒保——走我們尼泊爾人的經典老路。」
佔中時候的尼泊爾青年
「香港政府喜歡說這裏是國際都市，但華人佔95%左右的時候，就決定了這裏不會像新加坡，是多種族社會。那些很簡單的東西，比如路標、店名，對我們來說就是天書，不會專門為我們設計什麼。」
說這話的時候，Magar 語氣平和，只是陳述一個自己已經接受的事實，並不帶臧否。但講到辦報的細節，他還是沒有忍住批評政府和公共機構：「我們的報紙從來沒有得到政府援助，可我不明白，我們要做的是一個仲介，是一個社群和這個社會的仲介，並不是煽風點火，製作不穩定，為什麼不可以給點支持？」
「你可能不相信，尼泊爾很多人很關心香港，佔中就更不用說了。」年輕一代，尤其讀了大學的，會和同學一起要求爭取更多。不過，主流社會的兩個陣營都沒有花費太多力量爭取這不起眼的千分之二。
四年來，維持 Ethnic Voice 運轉的主要是廣告，包括勞工處、入境處的一些啟事和招聘，更多是尼泊爾社群內小老闆投放的廣告。另外就是來自個別 NGO 和尼泊爾國內的資金補貼。再加上一小部分長期訂閱的讀者，這份小報撐夠四年，已經很成功了。 不知道比起戰地的殘忍和無情，這種日常的困窘以及對整個社群的憂慮是否同樣難熬。提起挫折和不公，Magar 用在批判或抱怨上的時間其實並不多，幾秒鐘之後就會談起應對的可能，或是問我和他的朋友有什麼好主意，明顯是一個行動派。
他的注意力也不全然在尼泊爾和尼泊爾社群，談話間他不停插播他對香港時事，尤其是民主進程和言論自由的觀察。講得最多的，自然是雨傘，作為職業記者，他每天都「被什麼東西驅趕著」去金鐘或旺角。那時候在 YouTube 上他有一個自己的頻道，專門告訴尼泊爾人香港人在爭什麼，為什麼學生要睡在大街上。同時，他也為 BBC 尼泊爾發去現場報導。「你可能不相信，尼泊爾很多人很關心香港，佔中就更不用說了。」
在香港的尼泊爾人，除了政治冷感的一群以外，也分為「藍」「黃」兩個陣營，和主流社會基本一致：中老年人傾向於支持政府，Magar 分析這也和尼泊爾人恐懼衝突、暴力再次發生的情緒有關；年輕一代，尤其讀了大學的，則會和同學一起要求爭取更多。不過，主流社會的兩個陣營都沒有花費太多力量爭取這不起眼的千分之二。
他很希望新媒體刻意突破這個瓶頸：「我不需要特別高級的設計，網站的投入會比報紙低很多，更好的是，人人都可以看，內容都是免費的。」
「我們的角色並不激進，至多就是支持了。說到底，認同感的建立無論對哪一代都不容易，也不是單方面的事情。」他覺得更加值得深思的是，中老年人恰恰深受各種規章制度的傷害，但由於缺乏信息和知識，反而沒有能夠發聲，爭取就業、教育等方面的權利。但他不想求全責備：「這也不難理解，如果你每個星期只有一天休息，大概也不會。」
這固然是結構性問題，可總要有人著手做些什麼，才有機會改善。對 Magar 來說，方法就是繼續做本地新聞，繼續搭橋。雖然仍然捉襟見肘，但他很希望新媒體刻意突破這個瓶頸：「我不需要特別高級的設計，網站的投入會比報紙低很多，更好的是，人人都可以看，內容都是免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