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逝者

吳建民,和平外交路上的孤獨背影

77歲的吳建民精神矍鑠、思維縝密、樂觀開朗、親切和藹。他的一生,都努力在交流與說服的事業上。


吳建民。
吳建民(1939-2016)。攝:端傳媒攝影部

「來到世界上幹嘛?做點事兒嘛。你現在身體還可以,社會有這個需求,那就做嘛。」

吳建民先生逝世後,我們又一次回想起他說過的話。2016年6月18日凌晨,剛下飛機準備趕往武漢大學的他,最終在「做點事兒」的道路上停下了腳步。

在我們心中,吳建民先生是外交學院前院長、老師,是温文爾雅、有禮有節的出色外交官,同時也是堅持冷靜思考的優秀外交學者。他突然遭遇不幸,我們的遺憾與痛惜,難以言表。

替外交學院打開視野

回憶起來,我們許多人,都是因為吳建民先生而與中國外交結緣的。

能進入外交學院,意味著在高考結束時,要考到不錯的分數──這個分數可以去頂級大學讀經濟類專業,畢業以後進入證券公司、銀行或政府機關。但我們不約而同沒有選擇後者。這大概是因為我們太喜歡外交、時政和歷史。外交學院的吸引力在於:它是外交部直屬,院長是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先生。在我們眼中,吳院長是外交楷模,而經由他掌舵的外交學院,則代表著未來我們想要為之追求和奮鬥的事業。

吳建民離任院長之後,常常會回到外交學院為年輕人開課、舉辦講座和學生交流,乃至以外交部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回答年輕人一些相當尖鋭的問題。後來引發和胡錫進的爭執,正是因一場這樣的講座而起。

在外交學院,吳先生是真想講點東西,做點事情。外交學院的學生常自嘲:學院院長一職是「外交官退休前的休息點」;吳先生似乎不這麼想。他在任內,開啟外交學院新校區的建設;為了促成發展和國際交往,他也常常組織調研團去歐洲考察,聯絡相關資源,為學生打開無數認識世界的窗口。吳先生自己更在學院裏開了兩門選修課,一直廣受學生歡迎。

為了讓學生拓寬眼界,吳先生到任後做的另一件事,是開設「外交學院論壇」。光是開始的2003年9月到12月,就陸續有前外長錢其琛、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以及達沃斯論壇創立者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等諸多講者蒞臨。而其後的五年內,講座一直保持著很高的質量。

吳先生卸任院長後,我們一直期待這些好的規劃會延續,然而這種期待最終只是期待。

講道理、交朋友

吳建民先生擔任外交官時,一直努力實現中國和世界的相互理解。吳先生生前是一個廣結朋友的人,也許正是這樣,他提出「結伴不結盟」的外交戰略,即通過「交朋友」替代「結盟友」。中國的外交政策會朝着什麼方向變化,未必容易預測,但有更多願意「講道理」、「交朋友」的人,無疑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幸事。

上世紀60年代,吳先生曾有4年時間調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做法文翻譯。2003年10月,吳先生接受外交學院校報《外交人》採訪時說:「那個年代(中國)和蘇聯吵架,我們搞同聲傳譯,有時候也很氣,覺得蘇聯有些欺負我們,和他們爭論很激動,我翻譯起來一激動嗓門就大。但是我們代表說:『嗓門小一點,不許超過我的嗓門』……你和外國人講話,聲嘶力竭並不好,要講一些道理,娓娓動聽好,關鍵是內容。」

這一經歷,成為他日後注重對話交流的契機。

中國「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有3年時間是和時任駐日內瓦代表吳建民共事,分別擔任談判的正副首席代表。他在回憶吳先生時,就稱讚他的外交理論著重於「怎樣同外國人溝通、交流,為國家多爭取幾個朋友,少樹幾個對手」。

龍永圖回憶稱,彼時媒體來了,(中國談判團)「總是躲着」,但是美歐代表團會見記者就很積極。到了第二天,被中國代表團冷落的媒體,就一邊倒地抨擊中國談判時「不講道理」。當時吳建民跟龍永圖講,一定要「主動出擊」和媒體打交道。這才有了中國談判團接觸媒體、扭轉印象的開端。

吳建民先生在外交上的靈活,可以從中法元首「家鄉互訪」看得出來。1998年12月16日吳建民就任中國駐法大使,在遞交國書時,希拉克總統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1999年訪法;法國政府顯得對這次邀請很重視。不過,江澤民在1994年就曾訪問過法國;一般而言,國家主席很少多次出訪同一個國家。

為了促成江澤民訪法,吳先生多次和國內溝通,最終找到了一個契機:1997年希拉克總統第一次訪華時,剛下飛機就向周圍工作人員問起了「揚州」,這是江澤民的故鄉。在吳建民的牽頭安排下,江澤民與希拉克分別於1999年和2000年互訪彼此故鄉。這是外交史上,中國國家元首與外國元首互訪故鄉的第一次,也是吳建民在中法關係中記憶最深刻的一幕。直到今天,中外元首互訪故鄉仍然是傳遞友誼信號的做法。

這次互訪,體現吳建民一貫的外交風格:好的外交要能交到朋友,而在故鄉會面,恐怕比在總統府會面親切得多。這在當時並不是傳統外交方式,但卻有獨特意義。如果外交如一些人所說,是純粹的利益博弈,就不能解釋這樣的成就。

被指為「漢奸」的和平路線

2016年四月,吳先生在外交學院新校區的禮堂,做了一次題為「準確認識今天的世界」的講座。有學生自發記錄了講座內容在網上發布,沒想到卻引起了軒然大波。《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和吳建民開展了一場筆戰;吳被很多人指責為軟弱的「鴿派」,是「李鴻章式的外交」。甚至很多中國網民,還對他冠以「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吳先生早就知道,外交上的博弈並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還需要在國內講道理,說服更多的人,選擇更合理的政策。正因為如此,在離開外交一線後,他仍然致力於教育和「外交科普」,努力使國人更好認識世界。

在吳建民先生的講座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和世界的理解。他堅持認為:開放是中國大踏步前進的必要條件;而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變化,是當今世界的大局;「韜光養晦,和平發展」仍然是中國外交的最優選擇。

顯然,這些年有很多人並不認同這些觀點,並認為中國「內功」已然接近大成,也到了「秀肌肉」的時候。他們覺得,中國被欺負了快兩百年,現在風水輪流轉,怎麼也該輪到「我們做一做世界警察」了。

這絕不是孤例,甚至可能代表着多數人的想法。吳先生的逝世,在微信朋友圈裏引起滿屏悼念。在一些媒體網站上,卻也能看到清一色的批判,稱其「漢奸」。這樣矛盾的現象,或許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困惑。就像吳先生在著作《外交案例》裏提到的那樣:外交部要麼被人寄鈣片(隱喻不夠強硬,「骨骼缺鈣」),要麼被人批判太「流氓」。在兩端之間找到折衷,似乎總是那麼艱難。

平衡中國外交的艱難

在當代歷史上,中國外交從一邊倒向另一邊,又逐漸趨向平衡,就像小船上的划手們努力控制着力度和方向。從早期的「一邊倒」傾向蘇聯,到60年代「反帝反修」推動革命,再到70年代「一條線一大片」聯美抗蘇,中國一直是國際政治海洋中的一葉輕舟。划手意志力再強,也敵不過超級大國掀起的風浪。中國不是棋手,而是棋子,充其量是體量更大的棋子。

80年代以來,隨着國家實力的迅速增長,中國開始嘗試「依據國際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來決定自己的態度和立場」。然而當小木船變成巨輪,中國不僅僅具有了劈波斬浪的能力,甚至有意無意的轉向,已經可以讓附近的小船傾覆。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直接影響世界的格局——很多人對此感到興奮。然而問題在於:中國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秩序?這不是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解釋的。那些理論善於用「國家利益」闡釋國家行動;然而在中國這樣充滿變化的土地上,人們對於「國家利益」的理解千差萬別。

從「紅旗插遍全球」的輸出革命,到「韜光養晦」的和平戰略,中國選擇關注經濟發展,但其目的仍然是「自強」——更何況「養晦」一詞,總有點要「東山再起」的味道。隨着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在經濟領域已經擁有了任何國家都無法輕視的影響力,而「硬起來」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可以看出,中國外交正越來越「有所作為」,也更主動地宣傳自己,雖然口號依然是「和平」、「共贏」等傳統詞彙,在行動上卻時見「下狠手」的行為。

曾經的弱小讓中國體悟了受壓迫的苦楚。而強大的中國,不應該使這種苦楚復現在其他更弱小的國家。吳建民先生擔心的,正是中國外交被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沖昏了頭腦,走上一條自我膨脹的盲目道路。

中國的年輕一代正越來越遠離一腔熱血,爭取民族解放和復興的革命語境。民族主義愈發變成宣洩傲慢的方式,而非對國家前途的關注與投入。外交學院的學生,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吳建民院長留下的風骨。現任院長秦亞青教授去年曾說:「外交學院學子不要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究竟是警醒,是諷刺,還是要求呢?

吳建民先生從不認同自己是「鴿派」。他是敢講的人,他從不忌諱用激進直白的方式,說出自己認定的想法和道理。面對外交政策上日益高漲的民間情緒,他曾說:「軟硬都是手段。硬,你打我一下,我踢你一腳,這三歲小孩子也會,沒有難度。軟實力,講道理,談交情,讓別人喜歡你,這很難。」

這位77歲的老人精神矍鑠、思維縝密、樂觀開朗、親切和藹,一生努力在交流與說服的事業上。

吳院長,走好。

(秦何鐘,外交學院三位校友合作撰稿的共用筆名,另有兩位校友對本文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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