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完成文革50週年專題的過程中，編輯查閲大量史料。在其中她感到那套話語系統和思維模式，今天仍然無形地影響着每個人。
讀文革舊報，彷彿經歷一場時間旅行。時間的指針撥到1966年5月16日，繼而，十年在指尖迅速流逝。
荒誕離奇，超過劉慈欣；劇情反轉，遠勝東野圭吾。
八零、九零後出生的一代，也許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曾經分不清「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區別，也說不出「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定義。中學的時候，我讀不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覺得那就是本小黃書。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文革，來自中學八年級下冊的歷史教科書上的寥寥三四頁。兩個小標題「動亂和災難」，「粉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把這十年一刀切成了混亂無序和皆大歡喜的兩個世界。
然而文化大革命混亂無序嗎？分析紅衞兵的發展歷程時，我在《人民日報》頭版上，追蹤發現它一步步鋪開的精準時間線。
1967年「一月革命」，上海政府的領導權率先被推翻，之後幾乎每月，都有省市或自治區發生「奪權」，短短兩年內，「全國山河一片紅」。這是一場針對黨內「走資派」的鬥爭，無數市長、市委書記被揪鬥。
同年「八一八」，紅衞兵們在天安門前歡呼毛主席的第一次接見，開啟血腥「紅八月」，北京數不清的中學、大學老師被批鬥、殺害，手段之殘忍令人震驚。知識分子，成為文革的第二批犧牲品。
1968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頭版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呼籲青年上山下鄉，事實上終止了造反運動。這批下鄉青年，恰是已荒廢了一年學業參與批鬥的紅衞兵和造反派。由於插隊務農，他們更錯失了受教育的黃金時期。
每一個決定、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個群體命運的判決書。而這每一個決定、每一篇文章背後，領袖身影若隱若現。
文革結束的皆大歡喜嗎？我看到文革中被判定為「現行反革命」的江西女青年李九蓮，未獲平反，卻因繼續發布言論「惡毒攻擊華主席」而被判處死刑。我看到對毛主席的崇拜尚未降温，歌頌華主席的新浪潮又裹挾起相似的狂熱。
錢理群先生在《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中寫道，他站在遠遠的山丘上，看到人們歡呼「打倒四人幫」的決定，卻覺得心裏空蕩。他說，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
言下之意，文革也在以文革的方式繼續。今天看到的種種荒誕，如人民大會堂紅歌會、新婚夜抄黨章，似乎都能捕捉到50年前的幾縷未散陰魂。
歷史材料是引子，它們觸發我的感官，了解過去，也重新認識當下的中國和這個國度裏 成長的自己。回想小學作業本里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中學運動會上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我才發現這些習以為常的表述都有同一個出處，《毛主席語錄》。這本在文革中被稱為「紅寶書」的奇特出版物，在文革前後十幾年中出版了50多種文字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達50餘億冊。
文革的文化產物這樣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卻渾然不覺。
最讓人驚懼的，還不是話語形態的僵硬，而是相伴而來的思維固化。文革中的紅衞兵是一個喪失思辨能力的群體，偏執和武力造成的後果有目共睹。而今天，遇到分歧不訴諸理性，而先分派別、貼標籤再打架，仍是常態。思辨能力的缺乏，似乎是一般人的通病。
這是否該歸咎於刻意模糊那段歷史，以至於反思和進步來得如此遲緩、無處可察？
舊報和書籍展現在我眼前的文革是一塊原野，種着無數的向日葵，而向日葵高大的葉片下，藏着鮮紅的罌粟。沒有一株向日葵單獨有罪，但它們在太陽的指引下，向大地投下整齊一致的陰影。陰影下罪惡叢生。
文革五十週年之際，需要回顧和反思的不僅是文革親歷者，還有仍在校園或剛踏入社會的我們。因為即使在後文革時代，在這片大地上出生的每一個人，仍然和文革血脈相連。
不如，嘗試至少去讀一本關於文革的學術專著，無論是麥克法夸爾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還是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再讀一些紀實作品，如韋君宜的《思痛錄》，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
最後再去讀一遍年少時讀不懂的《黃金時代》，你會發現，在拒絕集體反思的時代裏，獨立的思想在滿是向日葵和罌粟的原野裏頑強生長着，如燒不盡的野草，終將覆蓋荒原。
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