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編讀手記

作者手記:探索文革的時間旅行

即使在後文革時代,在這片大地上出生的每一個人,仍然和文革血脈相連。


【編者按】在完成文革50週年專題的過程中,編輯查閲大量史料。在其中她感到那套話語系統和思維模式,今天仍然無形地影響着每個人。

1963年10月1日哈爾濱,國慶閱兵期遊行人士高舉寫着「中國人民共和國萬歲」大字的木板,其後是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頭像。旁邊是聖索菲亞大教堂。
1963年10月1日哈爾濱,國慶閱兵期遊行人士高舉寫着「中國人民共和國萬歲」大字的木板,其後是毛澤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頭像。旁邊是聖索菲亞大教堂。攝影:李振盛

讀文革舊報,彷彿經歷一場時間旅行。時間的指針撥到1966年5月16日,繼而,十年在指尖迅速流逝。

荒誕離奇,超過劉慈欣;劇情反轉,遠勝東野圭吾。

八零、九零後出生的一代,也許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曾經分不清「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區別,也說不出「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定義。中學的時候,我讀不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覺得那就是本小黃書。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文革,來自中學八年級下冊的歷史教科書上的寥寥三四頁。兩個小標題「動亂和災難」,「粉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把這十年一刀切成了混亂無序和皆大歡喜的兩個世界。

然而文化大革命混亂無序嗎?分析紅衞兵的發展歷程時,我在《人民日報》頭版上,追蹤發現它一步步鋪開的精準時間線。

1967年「一月革命」,上海政府的領導權率先被推翻,之後幾乎每月,都有省市或自治區發生「奪權」,短短兩年內,「全國山河一片紅」。這是一場針對黨內「走資派」的鬥爭,無數市長、市委書記被揪鬥。

同年「八一八」,紅衞兵們在天安門前歡呼毛主席的第一次接見,開啟血腥「紅八月」,北京數不清的中學、大學老師被批鬥、殺害,手段之殘忍令人震驚。知識分子,成為文革的第二批犧牲品。

1968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頭版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呼籲青年上山下鄉,事實上終止了造反運動。這批下鄉青年,恰是已荒廢了一年學業參與批鬥的紅衞兵和造反派。由於插隊務農,他們更錯失了受教育的黃金時期。

每一個決定、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個群體命運的判決書。而這每一個決定、每一篇文章背後,領袖身影若隱若現。

文革結束的皆大歡喜嗎?我看到文革中被判定為「現行反革命」的江西女青年李九蓮,未獲平反,卻因繼續發布言論「惡毒攻擊華主席」而被判處死刑。我看到對毛主席的崇拜尚未降温,歌頌華主席的新浪潮又裹挾起相似的狂熱。

錢理群先生在《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中寫道,他站在遠遠的山丘上,看到人們歡呼「打倒四人幫」的決定,卻覺得心裏空蕩。他說,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

言下之意,文革也在以文革的方式繼續。今天看到的種種荒誕,如人民大會堂紅歌會、新婚夜抄黨章,似乎都能捕捉到50年前的幾縷未散陰魂。

歷史材料是引子,它們觸發我的感官,了解過去,也重新認識當下的中國和這個國度裏 成長的自己。回想小學作業本里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中學運動會上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我才發現這些習以為常的表述都有同一個出處,《毛主席語錄》。這本在文革中被稱為「紅寶書」的奇特出版物,在文革前後十幾年中出版了50多種文字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達50餘億冊。

文革的文化產物這樣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卻渾然不覺。

最讓人驚懼的,還不是話語形態的僵硬,而是相伴而來的思維固化。文革中的紅衞兵是一個喪失思辨能力的群體,偏執和武力造成的後果有目共睹。而今天,遇到分歧不訴諸理性,而先分派別、貼標籤再打架,仍是常態。思辨能力的缺乏,似乎是一般人的通病。

這是否該歸咎於刻意模糊那段歷史,以至於反思和進步來得如此遲緩、無處可察?

舊報和書籍展現在我眼前的文革是一塊原野,種着無數的向日葵,而向日葵高大的葉片下,藏着鮮紅的罌粟。沒有一株向日葵單獨有罪,但它們在太陽的指引下,向大地投下整齊一致的陰影。陰影下罪惡叢生。

文革五十週年之際,需要回顧和反思的不僅是文革親歷者,還有仍在校園或剛踏入社會的我們。因為即使在後文革時代,在這片大地上出生的每一個人,仍然和文革血脈相連。

不如,嘗試至少去讀一本關於文革的學術專著,無論是麥克法夸爾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還是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再讀一些紀實作品,如韋君宜的《思痛錄》,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

最後再去讀一遍年少時讀不懂的《黃金時代》,你會發現,在拒絕集體反思的時代裏,獨立的思想在滿是向日葵和罌粟的原野裏頑強生長着,如燒不盡的野草,終將覆蓋荒原。

是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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