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台灣零時政府年會（g0v Summit 2016）會場裏，突然出現一陣騷動。
大批隨扈圍着一名官員，為他開路。隨後會議廳門一開，現場掌聲熱烈響起。他是剛卸任的前行政院長張善政，這位來自網路巨頭 google 的行政院長，自加入政府工作起，就是推動公部門開放資料的要角。半小時後，他在演講尾聲，對於新政府推動資訊科技的力道表達憂慮。媒體隨即引用他的話，討論未來公民科技的延續性。
政府和開源社群能建立共識、相互合作，看在當天許多與會的外國參與者眼裏，是極其珍貴的事。
「台灣最令人驚訝的一項特色，就是有這麼多政治人物及公務員願意嘗試公民科技。」任職於紐約大學、著名的網路科技時代思想家 Clay Shirky，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一語道破。
非民主體制難回應公民科技社群
Vincent 來自香港，3年前，他與幾位工程師朋友，在參考美國Code for America（CFA）與台灣零時政府（g0v）等公民科技社群後，也成立了Code for Hong Kong（Code4HK）。幾個社會新鮮人，就在大學裏找了間教室，辦自己的黑客松。規模雖小，但他們有夢。他們期待跟 g0v 一樣，建立公民科技社群、開發工具改變社會。
與 g0v 在社會運動中知名度飆漲相同，Code4HK 積極參與香港雨傘革命，自 g0v 移入協作平台 Hackfoldr，即時彙整現場資訊，一時獲得媒體關注。然而，這場運動卻也澆熄了他們的理想及熱情。
「覺得做了那麼多，可是都沒有用，」Vincent 的無力感來自於香港政府的依然故我。他表示，社群來來去去都是這些人，奮鬥了1年多，大家其實都累了。看着即使連黃之鋒那樣的意見領袖，都無法真正撼動香港政府，更加質疑自己所能做的改變。「就算我做個視覺化引發輿論、抨擊政府，那又如何？媒體整天在罵，也不差我一個啊！」雨傘運動後，社群成員便回到生活，經營自己的事業。
不只是香港，中國的公民科技社群，甚至在力求維穩的政治環境下，連成形都有困難。
近年談起中國的開放數據運動，總能聽到「高丰」這名字。身為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大使、少數在中國為推廣開放數據努力的人，被問起中國能否有類似 CFA 或 g0v 的社群，他的回答卻十分實際：
「中國的政治體系沒有公民科技可以發揮之處。」
高丰認為，若像 g0v 一樣在外部監督、協力，總是會先踢到「非民主體系」這塊鐵板。政府的疑慮讓行動者擔心被刁難，做了也沒有實質成果。再加上中國公民科技的基礎建設不足，使得多數關心公共議題者傾向「選擇一個舒服的地方高談闊論」，鍵盤黨的心態難以真正形成具實踐力的社群。
倘若依循 CFA 模式，即幫政府媒合公民科技人才、直接進入政府，則會遇到無法給出業界水平薪資以及官僚化的問題。高丰表示，中國政府單位普遍的心態是「不做不錯」。倘若積極作為，反而凸顯了其他部門的不作為，間接造成部門間彼此比較、抨擊。因此，倘若外部人力沒有一定行政級別，也無法改變什麼。
非民主體制無法回應公民科技社群的行動，或許不令人意外。但即便是民主國家，也不見得願意張開手擁抱公民科技。
要擁有一個「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樣不是簡單的事。這關乎台灣與世界同步的數位基礎建設、活躍的開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羨慕的，或許是社群那份「不為私利」的精神，與「直面問題」的實踐文化。
來自法國的 Charlotte Richard 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談起自己國家的政治，忍不住嘆了口氣。「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但或許在台灣這類年輕的民主國家，推廣公民科技會比我們這種『老民主』容易些。」
Charlotte 看見政治及媒體是唯二尚未脫離由上而下（top-down）決策的場域，同時對年輕世代的低政治參與度感到憂慮。這使她決定成立voxe.org，利用協作方式建造政策比較平台、開發公民參與政策的工具。
但她表示，即便voxe.org已經成為國際化平台，無論是傳統媒體或是政治人物，對voxe.org的詢問或合作請求，態度總是消極。Charlotte 無奈地舉例，他們的志工去信請候選人確認網路上的資訊是否有誤，通常毫無回音。然而，一旦資料以統整過的形式公布，並被大量瀏覽、引用時，這些政治人物才會開始嚷嚷、對他們施壓。Charlotte 表示，即便法國看似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造就了一個有意識的公民社會，「政治人物與其他國家一樣，他們就是不做事。」
相較之下，台灣公私協力的程度及成果，是最令這群國際公民黑客們讚賞之處。Clay Shirky 表示，沒有一個跟台灣同樣規模的國家，在公民科技的進程上走得像台灣這麼遠。他認為，社群參與者當然扮演重要角色，但能擁有這樣的成就，政府方也必須有人願意聆聽社群需求、配合行動。
然而，政府對於公民科技的善意從來不是一蹴而就。g0v 在公民科技領域上的長期耕耘及實際產出，是社群得以被看見的關鍵。「我們就在這，政府要怎麼用我們，那是他們的功課。」g0v 共同發起人瞿筱葳這麼說。
要擁有一個「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樣不是簡單的事。這關乎台灣與世界同步的數位基礎建設、活躍的開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羨慕的，或許是社群那份「不為私利」的精神，與「直面問題」的實踐文化。
Vincent 表示，到後期 Code4HK 之所以感到無力，是因為無論是軟體開發、辦活動、與官員談判、媒體報導，統統得自己來。他坦承，社群規模無法擴大，社群參與者責無旁貸，然而香港社會對於職涯的狹仄想像，也影響着香港公民科技社群的發展。
「大家談香港的公民覺醒，但在我看來，並非每個人都如此。」Vincent 觀察身邊的人，即便普遍討厭政府，但從未足以讓集體行動、造就改變。他認為，台灣人有抗爭歷史，習慣為自己爭取權利。但在香港，人生的路是一條固定公式：找個工作、買房子、結婚生子、安定下來。「無論個人有沒有覺醒，很多人最後還是回到那條路，回到他們實際的考量裏。」
Vincent 表示，在香港，如果你是好人才，就被預設進入金融業，然後循着上述公式努力過生活。生活的小確幸，不會是約出來喝咖啡，花兩三個小時談些「有的沒的」（天馬行空地聊天）。但在他看來，這正是公民科技社群的創意來源。Vincent 苦笑地說，香港的比較氛圍很強烈，「你看旁邊同學已經生子、在銀行過得很好，會想說你自己還在做什麼？」
選民才能向政府施壓 非社群
公共與個人利益兩方的角力，在中國似乎更為懸殊。高丰表示，中國目前推崇「雙創」（創新、創業），商業性黑客松其實不少。也因此，若能針對某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時，第一個想到的往往是轉化為商業模式，不像 g0v 社群往往是對現狀的不滿或是純粹想為社會盡點力。也因為「開源」在中國仍屬於小眾的話題，媒體、政府或企業對於「開放」的定義皆不同。高丰舉例，貴陽、武漢甚至成立了「大數據交易所」，讓他聽了哭笑不得。
除了社會趨勢及氛圍外，高丰認為，要成功聚集一個公民科技社群，重點在於如何找到能鼓勵人投入的議題。同時，第一個專案要如何開展、包裝，同時延續參與的動能，更是重點。高丰認為，即使 g0v 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公民科技社群，它其實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號召群眾。然而，對於一般技術社群而言，這並非他們所擅長的事，需要多方人力來共同協作。這是 g0v 的關鍵，也是中國社群目前缺乏的條件。
美國講者 Collin Megill 在受訪時比較了台灣與美國的數位政治（digital democracy）發展。他認為 美國雖自詡為民主典範，也有 CFA 或 18F 等公民科技組織的努力，民眾卻普遍認為一切已然制度化，缺乏參與政府事務的動機。因此，公民科技的影響力難以上達至國家層級。但相對地在台灣，由他開發的「Pol.is群眾決策工具」已經被政府用於「vTaiwan」網站。這是一個線上法規討論平台，目前民眾已討論過台灣應不應該開放 Uber 與 Airbnb 等議題。
g0v 能達到今日規模，看在 Clay Shirky 的眼裏，關鍵在於兩個特質：第一是創造了一個歡迎所有人參與的氣氛與環境；第二，則是幫助新手藉由實際參與，理解社群文化的價值及原則，從而內化其中。而要擁有這些特質，Clay 認為，即便是像 g0v 這樣強調去中心化的社群，仍仰賴高度參與者有意識地營造並維繫。
Clay 進一步指出，社群成員參與程度不一其實不是問題，相反地，這樣才能讓社群得以正常運作。他以維基百科社群為例分析，正是因為有核心、高度參與者的貢獻（每日編輯數十、數百篇文章），才能吸引更多人沒有壓力地參與，並補足他們的不足（每日編輯一篇）。倘若強制規定或在意每個參與者的貢獻額度，反而無法成功。
然而，即便公民科技社群蓬勃發展，Clay 表示，「在民主社會裏，向政府施壓的是選民，而非社群。」社群的功能無法無限擴大，它真正能做的，是指出「未來與現在之間的落差」，並以此引發大眾關注。如果選民不在意，政客仍舊不為所動。Clay 認為，這是社群最需認清、也最需突破的限制。
從國際案例也可發現，不願配合的政府不必然阻斷公民科技的出路。相反地，它也造就了各地社群的不同樣態。Vincent 在經過雨傘革命後，不再懷抱與政府合作的夢想。如今，他將目標放在做一些基礎建設上，對他而言，雖然無法大幅度的改變政治，但這些事實際的多。
高丰則試圖在商業與公民科技之間，找到一種折衷的混種（hybrid）形式。他推動的「SODA」競賽，今年以「城市交通」為主題，參賽隊伍若進入複賽，即可獲得交通管理部門及相關企業提供的完整數據，以改善交通及市民出遊品質為目標，開發應用程式或其他解決方案。獲獎者則可以接受專家輔導，與創投及相關企業對接。
在這樣的模式下，既可以促使公部門釋放部分公開資料，達成政府推廣數據應用、產業轉化的目標，同時滿足科技社群希望以資料發展商業的動機。高丰期待，當雙方橋樑搭好後，能慢慢形成合作社群，之後才有可能再發展出更多不必然與商業相關的專案。倘若成果有能見度及影響力，政績會再回到政府身上，造成政府進一步開放資料的動機。
SODA
「在中國推這個，終究要回到政治的效益及（政府）維穩的考量。」也因此，高丰指出，必須要有相應可實驗的環境，例如可能是個閉門的黑客松或是非開放的專案。如果完全公開，難以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個初期時段，一旦走錯，將來所有可能性就不見了。
與其他以（波蘭）全國為目標推動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的團隊選擇以「城市」作為實踐場域，因為「這讓民眾覺得開放資料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一旦獲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彈性的方式與政府合作。
投政府所好，也是波蘭的 Kartarzyna Mikolajczyk 成功促成市政府與公民團體協力推動開放資料的策略。與其他以全國為目標推動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 的團隊選擇以「城市」作為實踐場域，因為「這讓民眾覺得開放資料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
具備行銷背景的她，藉由分析開放資料，凸顯每個城市的特色，例如以政府支出呈現某城市如何重視社會福利。同時，也因為有時必須從公民組織取得資料、由政府整理，在合作過程中，反而讓雙方打破對立的僵局。Kartarzyna 表示，每個市政府都希望成功，倘若開放資料能帶給他們些獎勵或名聲，就更容易推動。同時，也讓民眾更了解市政的運作。
一旦獲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彈性的方式與政府合作。來自西班牙的 Miguel Arana Catania 與 Yago Bermejo Abati，目前都投身於馬德里議會的公民參與計畫。Yago 先前參與的 Podemos 黨，被視為西班牙的「時代力量」，他們採用數位工具，達成大規模的集體決議，並在大選中拿下席次。Miguel 目前則任職於市議會，規劃開放民主平台及app。這樣看似成功的範例，他們卻表示，自己必須時常與掌權者吵架。
「我們做的事情通常是從掌權者上拿走權力，交給人民。要說服他們接受，並不容易。」然而，Yago 強調，他們不僅僅是策略服務的提供者，為堅持理念，他們必須去爭。倘若爭不到，也不會委屈求全。Yago 說政治不是足球賽，不來忠誠這一套，當他們發現有其他組織比原來參與的政黨更有發揮空間時，他們便會離開。堅持自己的理念及程序，才是他們的忠誠。
持續產出 偉大專案的推手
然而，無論在政府與人民間扮演何種角色，各國公民科技社群關注的，還是自己能改變什麼，以及如何持續下去。檢視今年高峰會議程，可發現議題的趨勢已經由上屆的初步跨界實驗及想法，進一步討論跨界後的成效評估以及延續的問題，這也是近年公民科技圈積極討論的議題。
時常與外國社群往來的 g0v 參與者高嘉良表示，目前只能針對專案性質作初步分類，訂定不同專案的評估標準。但多數專案仍只是以觸及人數、參與者之外、點閱率等量化來評估成效。對許多 g0v 參與者而言，零時政府專案僅是運用零碎時間而參與的專案，是否必須進一步評估專案成果，內部也有不同聲音。
對此，Miguel 提出德國有個「happy loser」的概念。他指出，對於倡議者而言，即便在某議題上暫時無法獲得民心，但換個角度上，卻也成功將話題帶入公共領域，引起大家關注。也許未來，民意也會來到你這。無論如何，當你已經在路上，就應該為此感到開心。
Clay 則認為，評量公民科技社群是否成功，只需要看這個社群是否持續有產出，而不是從產出的成敗來衡量。他表示，每當他在評估紐約大學的軟體專案時，總是先看他們的信件來往，倘若沒有討論、爭辯，「這個專案就是死的，連成果都不用看。」
事實上，許多偉大的專案都來自於一些不起眼的嘗試。他再次舉維基百科為例，描述 Larry Sanger 發信向大家介紹維基百科時說的話；信中並沒有宣稱，這將會是個世界級的百科全書，他只說「Humor me. Try it. It’s gonna take you all of ten minutes.」
「而後來的參與規模，我們都看見了。」Clay 說，這就是最公允的標準，全球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