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黑客 走進g0v系列二

中、港和外國的開源運動者,為什麼羡慕台灣?

政府和開源社群能建立共識、相互合作,是極其珍貴的事。


圖片來源:g0v.tw 台灣零時政府粉絲專頁
圖片來源:g0v.tw 台灣零時政府粉絲專頁

傍晚的台灣零時政府年會(g0v Summit 2016)會場裏,突然出現一陣騷動。

大批隨扈圍着一名官員,為他開路。隨後會議廳門一開,現場掌聲熱烈響起。他是剛卸任的前行政院長張善政,這位來自網路巨頭 google 的行政院長,自加入政府工作起,就是推動公部門開放資料的要角。半小時後,他在演講尾聲,對於新政府推動資訊科技的力道表達憂慮。媒體隨即引用他的話,討論未來公民科技的延續性。

政府和開源社群能建立共識、相互合作,看在當天許多與會的外國參與者眼裏,是極其珍貴的事。

「台灣最令人驚訝的一項特色,就是有這麼多政治人物及公務員願意嘗試公民科技。」任職於紐約大學、著名的網路科技時代思想家 Clay Shirky,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一語道破。

非民主體制難回應公民科技社群

Vincent 來自香港,3年前,他與幾位工程師朋友,在參考美國Code for America(CFA)與台灣零時政府(g0v)等公民科技社群後,也成立了Code for Hong Kong(Code4HK)。幾個社會新鮮人,就在大學裏找了間教室,辦自己的黑客松。規模雖小,但他們有夢。他們期待跟 g0v 一樣,建立公民科技社群、開發工具改變社會。

與 g0v 在社會運動中知名度飆漲相同,Code4HK 積極參與香港雨傘革命,自 g0v 移入協作平台 Hackfoldr,即時彙整現場資訊,一時獲得媒體關注。然而,這場運動卻也澆熄了他們的理想及熱情。

「覺得做了那麼多,可是都沒有用,」Vincent 的無力感來自於香港政府的依然故我。他表示,社群來來去去都是這些人,奮鬥了1年多,大家其實都累了。看着即使連黃之鋒那樣的意見領袖,都無法真正撼動香港政府,更加質疑自己所能做的改變。「就算我做個視覺化引發輿論、抨擊政府,那又如何?媒體整天在罵,也不差我一個啊!」雨傘運動後,社群成員便回到生活,經營自己的事業。

不只是香港,中國的公民科技社群,甚至在力求維穩的政治環境下,連成形都有困難。

近年談起中國的開放數據運動,總能聽到「高丰」這名字。身為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大使、少數在中國為推廣開放數據努力的人,被問起中國能否有類似 CFA 或 g0v 的社群,他的回答卻十分實際:

「中國的政治體系沒有公民科技可以發揮之處。」

高丰認為,若像 g0v 一樣在外部監督、協力,總是會先踢到「非民主體系」這塊鐵板。政府的疑慮讓行動者擔心被刁難,做了也沒有實質成果。再加上中國公民科技的基礎建設不足,使得多數關心公共議題者傾向「選擇一個舒服的地方高談闊論」,鍵盤黨的心態難以真正形成具實踐力的社群。

倘若依循 CFA 模式,即幫政府媒合公民科技人才、直接進入政府,則會遇到無法給出業界水平薪資以及官僚化的問題。高丰表示,中國政府單位普遍的心態是「不做不錯」。倘若積極作為,反而凸顯了其他部門的不作為,間接造成部門間彼此比較、抨擊。因此,倘若外部人力沒有一定行政級別,也無法改變什麼。

非民主體制無法回應公民科技社群的行動,或許不令人意外。但即便是民主國家,也不見得願意張開手擁抱公民科技。

要擁有一個「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樣不是簡單的事。這關乎台灣與世界同步的數位基礎建設、活躍的開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羨慕的,或許是社群那份「不為私利」的精神,與「直面問題」的實踐文化。

來自法國的 Charlotte Richard 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談起自己國家的政治,忍不住嘆了口氣。「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但或許在台灣這類年輕的民主國家,推廣公民科技會比我們這種『老民主』容易些。」

Charlotte 看見政治及媒體是唯二尚未脫離由上而下(top-down)決策的場域,同時對年輕世代的低政治參與度感到憂慮。這使她決定成立voxe.org,利用協作方式建造政策比較平台、開發公民參與政策的工具。

但她表示,即便voxe.org已經成為國際化平台,無論是傳統媒體或是政治人物,對voxe.org的詢問或合作請求,態度總是消極。Charlotte 無奈地舉例,他們的志工去信請候選人確認網路上的資訊是否有誤,通常毫無回音。然而,一旦資料以統整過的形式公布,並被大量瀏覽、引用時,這些政治人物才會開始嚷嚷、對他們施壓。Charlotte 表示,即便法國看似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造就了一個有意識的公民社會,「政治人物與其他國家一樣,他們就是不做事。」

相較之下,台灣公私協力的程度及成果,是最令這群國際公民黑客們讚賞之處。Clay Shirky 表示,沒有一個跟台灣同樣規模的國家,在公民科技的進程上走得像台灣這麼遠。他認為,社群參與者當然扮演重要角色,但能擁有這樣的成就,政府方也必須有人願意聆聽社群需求、配合行動。

然而,政府對於公民科技的善意從來不是一蹴而就。g0v 在公民科技領域上的長期耕耘及實際產出,是社群得以被看見的關鍵。「我們就在這,政府要怎麼用我們,那是他們的功課。」g0v 共同發起人瞿筱葳這麼說。

要擁有一個「一直都在」的公民黑客社群,同樣不是簡單的事。這關乎台灣與世界同步的數位基礎建設、活躍的開源社群。但更令中、港所羨慕的,或許是社群那份「不為私利」的精神,與「直面問題」的實踐文化。

Vincent 表示,到後期 Code4HK 之所以感到無力,是因為無論是軟體開發、辦活動、與官員談判、媒體報導,統統得自己來。他坦承,社群規模無法擴大,社群參與者責無旁貸,然而香港社會對於職涯的狹仄想像,也影響着香港公民科技社群的發展。

「大家談香港的公民覺醒,但在我看來,並非每個人都如此。」Vincent 觀察身邊的人,即便普遍討厭政府,但從未足以讓集體行動、造就改變。他認為,台灣人有抗爭歷史,習慣為自己爭取權利。但在香港,人生的路是一條固定公式:找個工作、買房子、結婚生子、安定下來。「無論個人有沒有覺醒,很多人最後還是回到那條路,回到他們實際的考量裏。」

Vincent 表示,在香港,如果你是好人才,就被預設進入金融業,然後循着上述公式努力過生活。生活的小確幸,不會是約出來喝咖啡,花兩三個小時談些「有的沒的」(天馬行空地聊天)。但在他看來,這正是公民科技社群的創意來源。Vincent 苦笑地說,香港的比較氛圍很強烈,「你看旁邊同學已經生子、在銀行過得很好,會想說你自己還在做什麼?」

選民才能向政府施壓 非社群

公共與個人利益兩方的角力,在中國似乎更為懸殊。高丰表示,中國目前推崇「雙創」(創新、創業),商業性黑客松其實不少。也因此,若能針對某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時,第一個想到的往往是轉化為商業模式,不像 g0v 社群往往是對現狀的不滿或是純粹想為社會盡點力。也因為「開源」在中國仍屬於小眾的話題,媒體、政府或企業對於「開放」的定義皆不同。高丰舉例,貴陽、武漢甚至成立了「大數據交易所」,讓他聽了哭笑不得。

除了社會趨勢及氛圍外,高丰認為,要成功聚集一個公民科技社群,重點在於如何找到能鼓勵人投入的議題。同時,第一個專案要如何開展、包裝,同時延續參與的動能,更是重點。高丰認為,即使 g0v 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公民科技社群,它其實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號召群眾。然而,對於一般技術社群而言,這並非他們所擅長的事,需要多方人力來共同協作。這是 g0v 的關鍵,也是中國社群目前缺乏的條件。

美國講者 Collin Megill 在受訪時比較了台灣與美國的數位政治(digital democracy)發展。他認為 美國雖自詡為民主典範,也有 CFA 或 18F 等公民科技組織的努力,民眾卻普遍認為一切已然制度化,缺乏參與政府事務的動機。因此,公民科技的影響力難以上達至國家層級。但相對地在台灣,由他開發的「Pol.is群眾決策工具」已經被政府用於「vTaiwan」網站。這是一個線上法規討論平台,目前民眾已討論過台灣應不應該開放 Uber 與 Airbnb 等議題。

g0v 能達到今日規模,看在 Clay Shirky 的眼裏,關鍵在於兩個特質:第一是創造了一個歡迎所有人參與的氣氛與環境;第二,則是幫助新手藉由實際參與,理解社群文化的價值及原則,從而內化其中。而要擁有這些特質,Clay 認為,即便是像 g0v 這樣強調去中心化的社群,仍仰賴高度參與者有意識地營造並維繫。

Clay 進一步指出,社群成員參與程度不一其實不是問題,相反地,這樣才能讓社群得以正常運作。他以維基百科社群為例分析,正是因為有核心、高度參與者的貢獻(每日編輯數十、數百篇文章),才能吸引更多人沒有壓力地參與,並補足他們的不足(每日編輯一篇)。倘若強制規定或在意每個參與者的貢獻額度,反而無法成功。

然而,即便公民科技社群蓬勃發展,Clay 表示,「在民主社會裏,向政府施壓的是選民,而非社群。」社群的功能無法無限擴大,它真正能做的,是指出「未來與現在之間的落差」,並以此引發大眾關注。如果選民不在意,政客仍舊不為所動。Clay 認為,這是社群最需認清、也最需突破的限制。

從國際案例也可發現,不願配合的政府不必然阻斷公民科技的出路。相反地,它也造就了各地社群的不同樣態。Vincent 在經過雨傘革命後,不再懷抱與政府合作的夢想。如今,他將目標放在做一些基礎建設上,對他而言,雖然無法大幅度的改變政治,但這些事實際的多。

高丰則試圖在商業與公民科技之間,找到一種折衷的混種(hybrid)形式。他推動的「SODA」競賽,今年以「城市交通」為主題,參賽隊伍若進入複賽,即可獲得交通管理部門及相關企業提供的完整數據,以改善交通及市民出遊品質為目標,開發應用程式或其他解決方案。獲獎者則可以接受專家輔導,與創投及相關企業對接。

在這樣的模式下,既可以促使公部門釋放部分公開資料,達成政府推廣數據應用、產業轉化的目標,同時滿足科技社群希望以資料發展商業的動機。高丰期待,當雙方橋樑搭好後,能慢慢形成合作社群,之後才有可能再發展出更多不必然與商業相關的專案。倘若成果有能見度及影響力,政績會再回到政府身上,造成政府進一步開放資料的動機。

SODA

SODA為Shanghai Open Data Apps的縮寫,即上海開放數據創新應用大賽。由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辦、中國工業設計研究院承辦,是中國第一個大規模政府數據開放創新大賽。SODA比喻政府數據如同瓶中的蘇打水,看上去安靜平穩,但只要一打開瓶蓋,就能瞬間迸發出無窮的能量。

「在中國推這個,終究要回到政治的效益及(政府)維穩的考量。」也因此,高丰指出,必須要有相應可實驗的環境,例如可能是個閉門的黑客松或是非開放的專案。如果完全公開,難以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而在這個初期時段,一旦走錯,將來所有可能性就不見了。

與其他以(波蘭)全國為目標推動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的團隊選擇以「城市」作為實踐場域,因為「這讓民眾覺得開放資料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一旦獲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彈性的方式與政府合作。

投政府所好,也是波蘭的 Kartarzyna Mikolajczyk 成功促成市政府與公民團體協力推動開放資料的策略。與其他以全國為目標推動公民科技的社群不同,Kartarzyna 的團隊選擇以「城市」作為實踐場域,因為「這讓民眾覺得開放資料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

具備行銷背景的她,藉由分析開放資料,凸顯每個城市的特色,例如以政府支出呈現某城市如何重視社會福利。同時,也因為有時必須從公民組織取得資料、由政府整理,在合作過程中,反而讓雙方打破對立的僵局。Kartarzyna 表示,每個市政府都希望成功,倘若開放資料能帶給他們些獎勵或名聲,就更容易推動。同時,也讓民眾更了解市政的運作。

一旦獲得民意,公民科技社群便能以更彈性的方式與政府合作。來自西班牙的 Miguel Arana Catania 與 Yago Bermejo Abati,目前都投身於馬德里議會的公民參與計畫。Yago 先前參與的 Podemos 黨,被視為西班牙的「時代力量」,他們採用數位工具,達成大規模的集體決議,並在大選中拿下席次。Miguel 目前則任職於市議會,規劃開放民主平台app。這樣看似成功的範例,他們卻表示,自己必須時常與掌權者吵架。

「我們做的事情通常是從掌權者上拿走權力,交給人民。要說服他們接受,並不容易。」然而,Yago 強調,他們不僅僅是策略服務的提供者,為堅持理念,他們必須去爭。倘若爭不到,也不會委屈求全。Yago 說政治不是足球賽,不來忠誠這一套,當他們發現有其他組織比原來參與的政黨更有發揮空間時,他們便會離開。堅持自己的理念及程序,才是他們的忠誠。

持續產出 偉大專案的推手

然而,無論在政府與人民間扮演何種角色,各國公民科技社群關注的,還是自己能改變什麼,以及如何持續下去。檢視今年高峰會議程,可發現議題的趨勢已經由上屆的初步跨界實驗及想法,進一步討論跨界後的成效評估以及延續的問題,這也是近年公民科技圈積極討論的議題。

時常與外國社群往來的 g0v 參與者高嘉良表示,目前只能針對專案性質作初步分類,訂定不同專案的評估標準。但多數專案仍只是以觸及人數、參與者之外、點閱率等量化來評估成效。對許多 g0v 參與者而言,零時政府專案僅是運用零碎時間而參與的專案,是否必須進一步評估專案成果,內部也有不同聲音。

對此,Miguel 提出德國有個「happy loser」的概念。他指出,對於倡議者而言,即便在某議題上暫時無法獲得民心,但換個角度上,卻也成功將話題帶入公共領域,引起大家關注。也許未來,民意也會來到你這。無論如何,當你已經在路上,就應該為此感到開心。

Clay 則認為,評量公民科技社群是否成功,只需要看這個社群是否持續有產出,而不是從產出的成敗來衡量。他表示,每當他在評估紐約大學的軟體專案時,總是先看他們的信件來往,倘若沒有討論、爭辯,「這個專案就是死的,連成果都不用看。」

事實上,許多偉大的專案都來自於一些不起眼的嘗試。他再次舉維基百科為例,描述 Larry Sanger 發信向大家介紹維基百科時說的話;信中並沒有宣稱,這將會是個世界級的百科全書,他只說「Humor me. Try it. It’s gonna take you all of ten minutes.」

「而後來的參與規模,我們都看見了。」Clay 說,這就是最公允的標準,全球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