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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第三種六四想像,掙脫香港困局

香港必須把天安門事件的意義,放到「香港-世界-中國」長時段的三邊政經轉型中理解,思索香港能在前途上採取的立場與戰鬥位置。

第三種六四想像,掙脫香港困局
台灣「野百合學運」。

近年來,支持繼續或反對繼續紀念的爭吵,從臉書燃燒到街頭。一場在其發生地被「失蹤」的公共事件,在香港被每年反復提起、記憶、舉行儀式。或是另一方通過杯葛,否定傳統紀念,來建構自己的論述。

「民主中國」的敘事,與「香港本土」的反敘事,構成了香港社會的兩種六四想像。前者堅持紀念六四,在論述上強調香港與大陸的民主連帶;後者努力予以切割,建構純正的「香港人」身份。然而,越是這樣曠日持久的爭吵,越是說明一件事:無論何種政治力量,都需要通過爭奪對「六四」的解釋權,來鞏固自己的意識形態論述。

於是,六四根本已經「本土化」了,它從香港之外,轉變為香港生活的一部分;從他者的故事,變成香港人自己的符號。這像極了港式奶茶──發明者是香港人還是英國人重要嗎?六四天安門事件,成為香港人不斷複製和解釋的記憶素材,這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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