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香港

風潮變了,「六四舞台」如何演下去?

「香港現在越來越亂,我們如何分辨真理?我們的良心在哪裏?」突然,一位同學起來大喊:「香港獨立,香港獨立!」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攝:盧翊銘/端傳媒

兩塊白布搭在架子上當作布景,射燈上切換紅黃綠的玻璃紙來營造舞台效果,演員快速換衣服,四人分飾民運學生、香港商人、中國公安等七個不同角色。

這是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的監製、導演和演員統統擠在不足600平方呎的簡陋教室裏,綵排舞台劇《讓黃雀飛》。自2009年起,「六四舞台」在劇場裏重現一幕幕六四記憶,每年六四前夕,到劇場和中學裏演出。

然而,走到第8個年頭,今年綵排的氣氛格外傷感——無論是公演票房還是學校巡演的場數,均告新低。5月20至22日,「六四舞台」在兆基創意書院連演四場,票房僅有約33%。一方面是沒有人看,另一方面,是沒有空間演。今年,願意向六四舞台敞開大門的學校,從往年的40多家跌至28家。

歷史事件始終是由人去演繹,重要性是由人去定價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覺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麼堅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

六四舞台導演陳敏斌

看着數字急跌,《讓黃雀飛》的學校巡迴導演陳敏斌倍感唏噓,綵排前他甚至和一群演員討論:今天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現六四記憶?我們又還會演多久?

「歷史事件始終是由人去演繹,重要性是由人去定價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覺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麼堅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陳敏斌對端傳媒記者說。

《讓黃雀飛》導演陳敏斌。
《讓黃雀飛》導演陳敏斌。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六四舞台」的監製韋少力。
「六四舞台」的監製韋少力。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17歲》、《小白花》導演李景昌。
《17歲》、《小白花》導演李景昌。攝: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

準確來說,「六四舞台」是一個志願組織,三位成員各有全職工作:韋少力做平面設計、列明慧是物理治療師,張家弘從事社工。下班後,三人才成為「六四舞台」的監製——籌錢、找導演、找演員、聯絡場地、應對媒體。

三人中兩人是香港70後,一人是80後,都因着大學裏的社會運動經歷和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開始參與政治,先後成為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義工。2008年,剛剛籌辦完19週年燭光晚會,幾個晚會義工聚在一起討論: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去紀念六四?

「六四快過去20年了,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韋少力說,他們想到用戲劇的方式,在香港重現這一段被抹去的記憶。

大家於是找來劇作家滿道、導演李景昌、親歷六四的記者蔡淑芳等人,一起創作了第一個劇本《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小白花》),透過天安門遇難學生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

2009年,六四20週年,李景昌導演的《小白花》在兆基創意書院連演三場。那是「六四舞台」第一次登台,宣傳不多,但票房已經接近九成。

到了第二年,一通神秘的電話更間接地為「六四舞台」打響名頭。

2010年3月,《小白花》正在綵排期,後台一名工作人員突然收到電話,警告他「不要再做,不然藝術生命會有影響」。五名後台人員隨即全部退出,兩位演員隨後也決定退演。消息傳出,輿論嘩然,劇場界的熱心人迅速幫忙,填補了演員和後台工作人員的空缺。事件經媒體報導以後,義憤的香港觀眾反應強烈,一天之內,《小白花》五場演出、合共1500張戲票全部售罄。

不過,在劇場演出畢竟是被動的等待。2011年,六四舞台決定主動出擊,群發電郵給全港400多所中學,申請進學校演出《小白花》。最終,接近30家學校為他們打開了校門。

「當時還有更多學校叫我們去演,但我一個人應付不來,只好拒絕了。」導演李景昌回憶說。學校巡演時,他是導演,也是司機,一個人開着貨車,帶上三名演員、兩位後台和全部道具四處跑。他說,堅持做學校巡演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讓學生知道六四到底發生了什麼。

2009年,六四舞台推出第一個劇目《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以天安門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該劇目過去數年持續進行學校巡演計畫。
2009年,六四舞台推出第一個劇目《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以天安門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該劇目過去數年持續進行學校巡演計畫。攝:盧翊銘/端傳媒
2009年,六四舞台推出第一個劇目《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以天安門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該劇目過去數年持續進行學校巡演計畫。
2009年,六四舞台推出第一個劇目《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以天安門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該劇目過去數年持續進行學校巡演計畫。攝:盧翊銘/端傳媒
2009年,六四舞台推出第一個劇目《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以天安門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該劇目過去數年持續進行學校巡演計畫。
2009年,六四舞台推出第一個劇目《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以天安門母親的視角,回望過去。該劇目過去數年持續進行學校巡演計畫。攝: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讓外面的人知道。

1989年,一對北京夫婦對陳敏斌說

在導演陳敏斌看來,八九民運是滲進一代香港人骨子裏的記憶。1989年5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令,當天晚上香港掛起八號風球,4萬港人冒着大風大雨遊行至當時位於灣仔的新華社。5月21日,又爆發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一百萬港人上街,支援北京學生。當時20歲的陳敏斌也在遊行隊伍之中。

1990年,陳敏斌還特意和幾個同學一起上北京看看。在全聚德吃烤鴨的時候,餐桌對面一對夫婦得知他們是香港人後,透露說兩人是醫生,就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帶,在6月4日凌晨曾經嘗試出去救學生。

陳敏斌記得,那位北京太太說得滿臉是淚,叮囑幾個香港年輕人:「香港人才會知道真相,一定要將真相講出去,讓外面的人知道。」

「現在說血濃於水好像很大中華膠,但當時是很真實的,你會覺得與他們(北京學生)有關係,大家的焦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無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學生。」陳敏斌說。 22年之後的2012年,「六四舞台」邀請陳敏斌出演《讓黃雀飛》,他一口答應,後來又承擔了該劇的改編和學校巡演的導演工作,堅持至今。

「六四舞台」的三位成員均不受薪,他們透過籌款,支付李景昌、陳敏斌兩位導演、十多位演員以及後台工作人員的工資,還有場租、道具等費用;而學校巡演的費用,則獲得支聯會的和教協的部分資助。

現在說血濃於水好像很大中華膠,但當時是很真實的,你會覺得與他們(北京學生)有關係,大家的焦點基本上是一致的,無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學生。

六四舞台導演陳敏斌

報酬不多,加上政治風險,李景昌說,找演員一直存在困難,來參與甄選的演員總是「小貓三四隻」,但不計回報的演員倒也一直存在。2014年,繼《讓黃雀飛》之後,「六四舞台」推出了李景昌導演的《王丹》,十多位演員均為義務演出。而2015年,「六四舞台」又推出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歲》。

2016年5月5日晚上,《讓黃雀飛》彩排現場,今年採排的氣氛格外傷感——無論是公演票房還是學校巡演的場數,均告新低。
2016年5月5日晚上,《讓黃雀飛》彩排現場,今年採排的氣氛格外傷感——無論是公演票房還是學校巡演的場數,均告新低。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以前紀念六四是潮流,現在就是膠了

當「六四舞台」帶着更多劇目嘗試走進中學時,歡迎他們的學校卻越來越少了。自2011年開始學校巡演以來,參與學校數量長期維持在40多所,今年卻跌幅顯著,僅有28所,新參與的學校僅有三所。

有中學老師委婉地對韋少力表示,今年安排「六四舞台」進學校「有困難」,他會轉而建議學生自己去看公演。沒有人明言,「困難」究竟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學校有政治壓力,還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六四不感興趣了?

六四舞台監製韋少力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學校有政治壓力,還是現在的年輕人,對六四不感興趣了?以前紀念六四是潮流,現在就是膠了,不過其實我們很難知道真正原因,只是知道別人不睬我們了。」韋少力說。

在導演李景昌看來,學校老師「一定有壓力」。5月份進入一家學校巡演時,邀請他們的歷史科男老師對他表示,「身邊很多同事反對邀請『六四舞台』進學校,我一個人背著這支旗,很有壓力。」

不過,更讓李景昌感到無奈的,是社會風潮的改變。

他觀察,不同學校裏,校長對「六四舞台」的反應南轅縣北轍:有些學校的校長在演出過後,激動地跳上舞台,呼籲學生今年要去六四燭光晚會;也有校長黑臉,上台頒過錦旗後,拒絕和劇組合影,也拒絕交流。

但學生,絕大多數是沒什麼反應。

他們很安靜地看完演出,然後我上台講講我們為什麼做這套戲,聽完一般沒有學生提問,我好像是對着太空說話。」李景昌無奈地笑笑。偶爾有學生閉幕後找到他,鼓勵他們「堅持下去」,李景昌心裏一陣感動。

雨傘運動過後,本土情緒漸濃,年輕人愈發認為應該將精力、資源投放於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而不再是建設1989年時人們所期待的「民主中國」。與此同時,雨傘運動過後的無力感,也讓許多年輕人感覺,「平反六四」是過於遙遠的幻想。

學校開始不歡迎,學生又不感興趣,「有朋友跟我說,現在還講六四,真的很無謂。」李景昌說。

2016年5月26日,李景昌又帶著劇組去一家中學巡演,演員謝幕後,李景昌正對台下學生演講:「香港現在越來越亂,我們如何分辨真理?我們的良心在哪裏?......」突然,一位男同學站起來大喊:「香港獨立,香港獨立!」

李景昌愣住了。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攝:盧翊銘/端傳媒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攝:盧翊銘/端傳媒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攝:盧翊銘/端傳媒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
六四舞台於2012年提出劇目《讓黃雀飛》,追憶六四事件後,以香港為首的人士秘密營救逃亡學運領袖的行動。攝:盧翊銘/端傳媒

不能不改,再不改學生會覺得很老套

過去數年,六四舞台也嘗試調整方向,貼近香港當下現實,比如,《讓黃雀飛》的結尾,每一年都要改寫一次。

2013年4月,為學校巡演改編《讓黃雀飛》劇本時,陳敏斌在最後一幕寫入香港年輕人反國教運動的內容。2013年8月,親中組織「保衞香港運動」出現,聲稱六四事件是一個謊言。第二年,陳敏斌則在最後一幕裏加入了對「什麼是真實」的探討。到了今年,《讓黃雀飛》的尾聲,則是兩個香港學生在反國教現場想像雨傘運動,爭論社運的路徑和風險。

今天的中四學生與2013年的中四學生對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們會覺得很老套。

六四舞台導演陳敏斌

「問心而言,不能不改,過了雨傘運動、年初一事件,整個大環境已經不同,今天的中四學生與2013年的中四學生對社會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們會覺得很老套。」陳敏斌這樣說。

在「六四舞台」合作的演員中,1986年出生的譚芷翎是香港的年輕一輩。2012年,她被甄選為《讓黃雀飛》的女主角,飾演從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學運學生曉清。

「當時去甄選就是覺得那套戲與公義有關,幾有意思,但後來自己去研究,對六四認識深了,自己也有點被改變了。」譚芷翎說,八九學運的學生精神感染了她,她變得更關心社會時局。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她在金鐘紮營佔領,覺得眼前發生的一切,和自己在舞台上所演繹的畫面,彷彿隔着25年相互呼應。

也就是從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後,李景昌開始創作「六四舞台」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歲》(《17歲》)—— 故事場景正是雨傘運動時期的香港,一位佔領學生的家中,突然來了一位內地姨婆,姨婆表面反對佔領,但其實她正是天安門母親,內心充滿學運帶來的創傷。

然而,當李景昌帶着屬於香港自己記憶的《17歲》走進校園時,新問題又來了:相比起六四事件,許多學校對雨傘運動更加敏感。

《讓黃雀飛》的女主角譚芷翎,飾演從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學運學生曉青。
《讓黃雀飛》的女主角譚芷翎,飾演從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學運學生曉青。攝:盧翊銘/端傳媒

許多老師提早打給我,好仔細問我套戲怎麼講雨傘運動。」李景昌說,得知《17歲》最後一幕,演員會撐起一把象徵抗爭運動的黃傘時,兩所學校的老師不約而同提出同一要求——「可不可以不舉黃傘?」

「當然不可以了,我們的戲就是在講雨傘運動。」李景昌哭笑不得。有學校老師對他說,那演完就好了,不要講話,馬上離開,李景昌和演員不明所以,只能照做。但更多時候,李景昌還是堅持閉幕後講幾句,說說演出的初衷。

5月17日,在一所中學演出後,他上台講話,鼓勵學生面對不公義的事情要勇敢發聲。隨後一名主任老師馬上上台,一臉嚴肅地補充:「發聲的時候也要想想爸爸媽媽,和我們這些關心你們的師長。」李景昌看出主任不悅,想和他交流想法,想想又怕對方太激動,最終還是沒有開口。

「現在進學校真的好像踩鋼絲,要小心翼翼。」李景昌說。在創作《17歲》期間,李景昌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不明確鼓勵學生去佔領。他表示,這也是他為了讓該劇順利地走進學校而做的「5%的妥協」。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攝:盧翊銘/端傳媒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攝:盧翊銘/端傳媒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攝:盧翊銘/端傳媒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
六四舞台2015年推出新劇目《那年我的孩子十七歲》,劇情訴說香港雨傘運動時,支持佔領的香港學生偉仔的家裏突然來了表姨婆,20多年前,表姨婆的女兒正是在八九學運中遇難。攝:盧翊銘/端傳媒

我們只是在說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

改變的不僅僅是大環境,在劇場內部,參與多年的人們也有了更複雜的想法。

近年來,一向自詡「大中華膠」的陳敏斌對香港人這個身份更加在意了。他依然堅持參與「六四舞台」,但關注六四的出發點,從「血脈相連的中國人」,變成了「中國香港人」。

「我現在更多是作為香港人去關心這件事,但不代表我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只是將(香港人身份)擺重一點。」陳敏斌坦承,身分認同的轉變影響了他對六四意義的理解。

我們是香港人,我們面對的政權亦都是當年六四鎮壓學生的政權,本質上是同一政權。我們回顧六四發生的事,對今天香港人自處,未來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線索和思考。

六四舞台導演陳敏斌

不過更年輕的譚芷翎就直言,「我是不是一個中國人,我現在還搞不清」,但她確定的是,她是一個香港人,心繫香港未來的發展和命運。

今年採排前,陳敏斌特意和譚芷翎等演員討論,今天大家為什麼還要演六四劇目,最終達成的共識是:「我們是香港人,我們面對的政權亦都是當年六四鎮壓學生的政權,本質上是同一政權。我們回顧六四發生的事,對今天香港人自處,未來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線索和思考。」

更實在地說,這個政權當年對學生做的,以後也可能在香港重現。我們只是在說一個有關自己的故事。」陳敏斌說。

不過,對另一位導演李景昌而言,「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沒有那麼困擾他,他更傾向於認為,自己仍然在創作有關六四事件的作品,只是因為他「要把自己體驗過的事情分享出去」。

1989年,李景昌13歲,他清晰記得6月4日一大早,自己還在睡覺,爸爸慌張拍醒他說,「出事了,出事了!」他睡眼朦鬆,看見電視機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群眾倉皇逃走,坦克進城。他說,自己一直不能忘記這個畫面。

(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六四週年 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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