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民進黨新政府上任，社運圈似乎瀰漫一股焦慮。許多昔日的社運界重砲，進入時代力量或是民進黨的立委佈局，削弱社運能量。新政府上任的天數還不長，若干社運人臉書上卻已出現「不管誰上任，這些事都會發生啊」的自我安慰。執政黨、具社運色彩的國會，和社運圈三者間，一時間還無法釐清彼此的勢力範圍。
值此之際，卻有另一股以「開源」為主軸的公民力量，透過「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淺移默化地改變政府。「公私」指公部門及私部門，而後者可泛指產業界、科技社群及議題社群等。「協力」不是「協助」，不是單方面給予或幫助，而是兩者共同協調，為同樣目標努力，達成對彼此都有益的成果。
筆者從去年柯文哲擔任市長後，便任職於北市府資訊局，主責「開放資料」與「智慧城市」。在這兩塊領域，我皆能感受到政府能量的不足，以及私部門能量的豐沛，也見證同時「公私協力」的觀念對市府運作的衝擊。
以近期北市府的案例，「大巨蛋資訊公開專頁」被放上民間開發者常用的開源協力平台github，「iVoting」程式也將開放原始碼，都意味著：「公私協力」觀念的導入，已改變政府的觀念及行政邏輯。而「公民科技」（Civil Tech）在影響政府之際，是否能同樣影響議題團體，更是有趣的觀察方向。
八仙塵爆，震出公私協力開端
台北市「公私協力」的開端，源自2015年6月的「八仙塵爆」。
災害發生時，正值學生暑假，大量外縣市家屬的查詢電話湧入北部各大醫院，同時因為眾多傷患分屬不同醫院，造成資訊流非常亂。當時台北市社會局許立民局長詢問資訊局，能否迅速打造傷患查詢系統，舒緩電話湧入的壓力。然而在暨有行政框架下，市府公務員無力為之，一來資訊單位並無「災害開口合約」（可於急難時臨時增加聘僱人力或機具），且在那個時間點，更不可能辦理採購發包。
幸而有資訊局同仁靈機一動，想到民間開源社群的能量。我們向其他局處要到傷患名單做成「開放資料」，並在民間開發者社群內尋求支援，果然大量的程式開發能量湧入，一小時內便完成首個傷患查詢系統，更兩小時內陸續更有十個查詢系統上線，自動達到分散人流 。
北市府經此一役，奠定了日後災害時刻，跟民間社群的分工機制；這個機制並在蘇迪勒、杜鵑颱風都派上用場。台南大地震時，台南市政府的資訊中心也即時開放災情相關資料，對民間了解災情及開發支援系統，帶來很大幫助。
「預算視覺化」的緣起與擴散
另一公私合作的例子，是2015年9月推出的「預算視覺化」。此計畫可回溯到g0v社群 2012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當時因為一個「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廣告講得不清不楚，搞到社群憤而組織g0v，耙出許多政府資料，作成視覺作品。過了三年，在地方政府跟社群的共同努力下，北市府主動開放預算資料，並推出公私協力的北市府視覺化版本，引起市民不錯的迴響，共有107則媒體報導，單篇新聞點閱率到53萬（通常一則市政新聞約1萬出頭）。
北市府的創舉備受肯定，因而後續帶出擴散效應。台中、宜蘭、嘉義及高雄也都開放預算資料，並進行視覺化；而台中、台南、高雄三個地方政府，則陸續邀請在地社群，一同研究甚或進入政府編制，公私協力執行專案。
在災害系統跟預算視覺化兩塊，民間社群剛好補足了政府單位創意、開發能量、速度及彈性不足的狀況；而政府則可透過權責協調資料，同時也有造成社會衝擊的能力。兩者能力資源充分互補。
中央政策流程的開放
公私協力模式，意味民間社群能以「開放資料」為切入點，模糊政府權限，注入社群能量。像是前例中「八仙塵暴」的合作，改變災害時公部門的處理模式；「預算視覺化」擴散到各地，則使地方政府願意面對社群。兩個政策軌跡，都是用「開放資料」作為起點。
除了行政體系，這種模式也逐漸被運用於政策形塑的過程。例如中央政府與民間合作的「vTaiwan」及「JOIN」平台，均是採「開放決策」的方式，讓政府在推動政策前，有更開放的管道能聽取公民聲音。
「vTaiwan」由前行政院政委蔡玉玲發起。其有鑒於政府推動的政策，越晚讓公民參與，反彈聲浪越大，因此提出「vTaiwan」構想，為網友創造線上討論空間，能在法規訂定前期便就能與政府商量。目前該平台已處理像是「Uber」、「Airbnb」、「閉鎖型公司法」及「網路賣酒」等議題。
「JOIN」則完全讓民間能主動發起議題，邀請支持或討論。只要附議人數過門檻，相關的部門便會回應民眾問題。例如網友Caspar Wang提出的「癌症免疫細胞療法的修法法案」，要求放寬人體試驗規定；本案在癌友家屬的動員下，獲得5,548位網友支持，也讓衛福部必須積極回應。
公務員的污名與禁錮
這些公私協力的對接點，會落在公務員身上，一個合作是否能成功，端看主事者對公務體系的理解，包括公務員的政治權力架構、績效指標、個人顧慮，如何在體制上說服公務員的長官支持，或是怎麼教公私協力的成果轉為公務上的績效，都是必須思考操作的。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公務員有不少刻板印象，常會覺得公務員難溝通、坐領乾薪、不事生產等。確實，公部門體制及KPI設計，不免讓公務員傾向注重短期績效、死守SOP、強調組織紀律、非明確的目標不做，且重視「業務」甚於「服務」，而這些皆與網路時代強調「新創、適應性、服務」導向，大相逕庭。但在筆者待過多個單位的觀察下，具備網路時代思維，願意奉獻的公務員仍不在少數。他們往往困於扭曲的體制，造成思考上的禁錮。
公私協力，可能是解放思考的處方籤。而四年來我深深體會：你願意多相信公務員，他們就能回應多大的能量。
開放資料，更開放角色關係
從上述公私協力案例，可看到公民科技社群跟政府並非敵人，也不應該是敵人，而更可能是互相影響的夥伴關係。著名的公民科技社群 g0v 便提倡「待用政府」的概念，鼓勵政府運用 g0v 研發的系統。除此之外，g0v成員也常在技術上給予指導、或擔任顧問，其中更有成員進入政府，將公民參與、資訊工具應用的觀念帶進政府。
2016年g0v的大會，約有上百名年輕公務員參與，即代表資訊世代在觀念上，已能融合政府及公民科技社群兩種不同思維。剛好今年g0v大會的主題「拆除 / 重建」中的「重建」，即是談論如何用公民科技重新打造政府，也呼應了整個台灣的發展現狀。
回到社群跟政府合作的出發點，一項重要原則是「開放」。開放的不只是「資料」，還包括開放政府與各利害關係人、群體間的「關係」。而公民科技便可進而介入，媒合更多關係人，參與政府的決策、規劃或是公共服務的提供，同時進一步限縮政府的權力邊界。因此，「公私協力」不僅模糊了政府的勢力範圍，更能引導整個政府體制往社群期待的未來發展。
社運界結合公民科技的願景
回到文初提到的，社運界如何面對新政局？我想，「引入公民科技、與科技社群結合」，或可作為下一步方向。
「 掌握資料者即掌握話語權」，過往政府與民間團體權力不對等，自然掌握的資料也不對等。如此「武器不對等」的狀況，讓議題團體監督政府顯得吃力。更別說新政府上任後，吸收了一部分社會力。議題團體在資料掌握度較弱勢的前提下，資料的爬梳技巧、公民科技的運用，則更顯得重要。利用大量資料的搜集及整理作為論述的彈藥及資源，或利用公民科技搭造系統雛型，讓政府能模仿學習，將是可執行的方向。
較大的問題，依然在議題團體的資金。資訊人才的薪資高，且觸碰資訊技術又需要門檻，導致目前民間團體中，僅有司改會有配置資訊技術專才。有鑑於此，北市府正著手規劃公民科技課程講座，給全台北市的NGO及NPO，或許能作為一個開端。而民間團體「D4SG」也正進行資料英雄計畫，廣邀NGO及NPO提案進行媒合，媒合成功者能得到一群熱血的民間資料科學家的奧援，對議題作出資料分析，提供寶貴的洞察。
有些議題團體也正嘗試使用「黑客松」（hackathon）這種凝聚科技能量，號召設計者、程式開發者共同齊聚發想服務，創造系統。例如「女人迷」本身是個關注各種性別議題的社群平台，她們近期舉辦了華人世界首個「性別黑客松」，吸引到與別的黑客松完全不同的族群，並讓資訊科技的應用，鎖定在議題團體本身所關注的主題。衍生的成果像是用機器學習及自然語言，判斷交友網站上的用字跟性侵犯的關聯性，或是定期提醒乳癌防治的程式等。
資訊正影響全球社會，美國、日本都已將程式列為基本教育中的一環。在台灣教育雖然腳步還緩慢，但在社會其他層面像是政治、公共服務、國會監督上，公民科技已陸續發揮影響力。社運圈及議題團體不妨先放下焦慮，思考如何與公民科技結合，作為下一階段監督的能量。
（彭盛韶，台灣大學資工碩士，台北市政府資訊局機要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