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的去世，引發了懷念，也引發了爭議。然而對於楊先生來說，所有這一切，其實並不重要，她想要的，只是安靜的「回家」，與丈夫錢鍾書和女兒錢媛「團聚」。
105歲的高壽，本身就是一個傳奇，何況，她還翻譯了《唐吉軻德》，堪稱譯作的經典；何況，她還寫下了《幹校六記》和《洗澡》，以哀而不傷的筆觸記錄一個時代的波瀾；何況，在其生命的最後，還寫下了《走在人生邊上》，翻譯了《斐多篇》，把對人生的思考提升到死亡的高度；更何況，她還是錢鍾書的妻子，那是現代史上的另一個傳奇。評價楊先生的成就，難免掛一漏萬，也非我能力所及，在此，我只能根據自己和楊先生的一些接觸，談談我眼中的楊先生。
——作者
（陳遠，歷史學者，著有《燕京大學1919-1952》以及陳遠口述史作品系列。）
其實，對於自己，楊先生有過定位：「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
仔細揣摩，「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比「錢鍾書的妻子」更為精當，後者是從屬關係，前者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面對錢鍾書，楊絳先生也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最初知道楊絳的名字是源於《圍城》，但對錢楊二位的印象，卻來自於山西的高增德先生。那是八十年代高先生主持晉陽學刊時，到北京拜訪錢鍾書，但結果未能「得其門而入」。「敲門之後，門從裏面打開了一道縫，錢先生探出頭來問我找誰，我說找錢先生，但是，錢先生很快拒絕了，並且把門關上了。什麼叫門縫里看人，以前我不知道，但是拜訪了錢先生之後，我知道了，原來真有門縫里看人這回事。」高先生的講述，帶着一些詼諧和自嘲。
沒想到，同樣的事，在我身上也發生了一回。但也因此，和楊先生有了之後「從未謀過面」的交往。
「我們那個時代」真是理解楊先生的一把鑰匙，那個是怎麼樣的時代呢？是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並得到尊重的時代。
和楊先生的聯繫，要從我做訪談記者時談起。2004年，我在新京報文化部，策劃了一個採訪民國時期文化名人後人談他們眼中的父母的欄目，做了幾期之後，我想到了楊絳先生，在此之前，我對魯迅筆下的那個「惡女人」、楊先生的姑母楊蔭榆一直很有興趣，而楊先生的父親楊蔭杭，也是那個時代的名流。
按照打聽到的楊先生的地址，給楊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想採訪楊先生的想法，就寄了出去。之所以沒有選擇打電話，一是知道楊先生的聽力不好，寫信，或許能更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二是如果打電話，楊先生回絕了，也就再也沒有回旋的餘地。
幾天之後，接到楊先生家裏保姆打的電話，說：我的信，楊先生已經收到，但是她認為，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楊先生現在只想過一種安靜的生活。大概是我的信還有幾分觸動楊先生，她還讓保姆告訴我，關於楊蔭榆，楊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我感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
我表示「尊重楊先生的生活方式」，但和楊先生的聯繫卻保持了下來。只是，我從來沒有主動打擾過先生。
如果記得沒錯，應該是在2005年，有一天突然接到吳宓女兒吳學昭老師打的電話，說是錢先生的一件手跡正在拍賣，是贋品，楊先生讓她聯繫我，可否幫忙報道。
這並不是我熟悉的領域，我告訴吳老師，我願意幫忙，但是必須把楊先生作為第一採信人，最後還要看編輯是否通過。吳老師說沒有問題，你現在就可以給楊先生電話。和楊先生通完電話，就和映光（我當時的編輯）說了此事。映光是個極有專業精神的新聞編輯，他認為這是個「大新聞」，如果能當面採訪到楊先生，和電話採訪的效果大為不同，因此極力「攛掇」我去和楊先生面談採訪，並且安排我們另外一個同事去拍賣現場調查。
在映光的「攛掇」之下，雖然明知被拒絕，但還是硬着頭皮到了楊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去之前，我特意給楊先生買了一束鮮花表達敬意。
他們生活，他們治學，他們表達自己對時代的看法，如是而已。我們這個浮躁的時代，既不能理解他們的學問，也無法理解他們的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開門的是保姆，我說明來意，保姆徵詢楊先生的意見之後回絕了我，這也是我意料之中，我留下那束鮮花，表明「這與採訪無關，只是一個後輩的敬意」，然後離開。
回到報社，正在寫稿之際，吳學昭老師的電話就跟了過來，非常生氣的問我有何意圖。當時吳老師還說了一句：你不願報道就算了，我們沒有勉強的意思。在後來的接觸中，我瞭解到，吳老師的性格就是如此：倔強，直接。
但在當時，我覺得委屈極了。一個小記者，我能有什麼意圖呢？甚至對當時只對歷史感興趣的我來說，這件事是否值得當做一個大新聞來做都持懷疑態度。我馬上去和映光說這個題不做了。映光的反應，比我職業的多，他勸誡我不能因為這樣一點委屈就放棄選題。實際情況確實也不容我放棄——選題已經作為編輯部的「重大選題」來操作了。
第二天報道見報，錢先生的那件贋品流拍。我以為，我和楊先生的緣分，也就到此為止了。不成想吳學昭老師又打來電話，為她昨天在電話中的語氣道歉，並說楊先生很感謝我，如果我願意的話，楊先生願意請我到家裏坐坐。
我告訴吳學昭老師，昨天貿然登門，確實有唐突之處，不過，之前上門拜訪是職責所在，現在報道本是分內之事，對於楊先生的邀請，我更願意尊重她的習慣，我對先生的尊重，也不會因為是否見面而改變。
大概是這樣的態度，讓楊先生對我有幾分「刮目相看」。後來我編的那本《逝去的大學》出版之後，給楊先生寄了一本。沒有期望楊先生有什麼回復，但幾天之後竟然接到楊先生的電話，在電話中，楊先生稱我為「陳遠同志」，並說因為是把書讀完後，才給我打電話，所以間隔了幾天。楊先生說：書認真讀了，很好，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時代」真是理解楊先生的一把鑰匙，那個是怎麼樣的時代呢？是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並得到尊重的時代。
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在和鍾叔河先生通電話時，聽鍾先生說楊先生在給他寫信時提到我以及《逝去的大學》，鍾先生說：「楊先生挺欣賞你的。」可惜的是，當時竟然沒有想鍾先生討要一份楊先生書信的復印件。
通達是遵從自己的內心，而不是為了外界而委屈自己。
那之後的很久一段時間，一直沒有和楊先生再有聯繫。大概是2006年，我編《斯人不在》的時候，想到楊先生那篇懷念楊蔭榆的文章，就拜託吳學昭老師向楊先生轉達我的意見。吳老師問我：準備在哪個出版社出版？作者都有哪些？因為剛有一個想法，一切還都不確定，我也只能如實的告訴吳老師。吳老師答應幫忙轉達，但是同時也告訴我不確保楊先生會答應。
第二天，吳老師在電話中高興的告訴我：我和楊先生說你編書要收錄她的文章，她很爽快就答應了，而且什麼都沒問。她對你還是很欣賞的。
其實，我理解吳學昭老師之前問我的意思，那是替楊先生問的，因為她更瞭解楊先生的性格；我也理解楊先生不問的意思，對後輩的欣賞，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老人家心裏，覺得欠我一份情，不補過來，她會覺得是對別人的虧欠。在我接觸的老輩人當中，大多數都是如此。
後來還有一次，是關於謝泳先生寫了一篇關於錢鍾書的文章。限於篇幅，謝文不在此贅述，大致是關於錢先生在非常時期對於時事的針砭。楊先生看到後，讓我轉達謝先生，她認為文中事實是有出入的，並且表示，她願意提供一些材料給我，希望我就謝先生的文章寫一篇澄清文章。
我表示願意向謝先生轉達楊先生的意見，但我對錢先生素無研究，又非門生故舊，由我來寫，沒有權威性。楊先生沒有勉強，還幽默的說：「我知道你們關係好。」
楊先生還說：我知道謝先生是對錢先生的愛護，但是沒有的事情，不該說有，我們也不承認。
後來把楊先生的話轉達給謝泳先生，謝泳說：如果楊先生願意，我可以把我所本的材料送給她。
我又把謝先生的話轉達給楊先生，楊先生說，那材料她有，但是是那個時代別人誣陷錢先生的「黑材料」。
但是國人的心理，到底是有「逼人做聖」的念頭作祟，總是期望公眾人物活在自己的期待中，總是想窺視公眾人物的一切行為。
楊先生如此較真，是源於她對錢先生愛的深沈。她是「錢鍾書的楊絳」，在她的晚年，在經歷喪女喪夫之後，她其實並不是代表自己一個人活在世上，「錢鍾書」是她生命的另一部分，她執拗的「保護」着錢先生，也由此招致一些非議。
比如一直不肯出版錢鍾書先生的書信，甚至多年來，與大多數的錢鍾書研究者存在一種緊張的關係，最著名的，莫過於在她102歲那年，打了一場維權官司，叫停了一次對錢先生書信的拍賣。
這些，都成為楊先生不夠通達的鐵證。坦率說，有時，我心裏也這樣想過。
可是這有什麼值得被指責呢？
通達是遵從自己的內心，而不是為了外界而委屈自己。
錢楊兩位先生，都是幾百年不遇的聰明人物，聰明到不肯活在別人的期待里，而是只肯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過不被打擾的生活。我覺得，如果有可能，兩個人甚至都不願意過享有盛名的生活。
但是國人的心理，到底是有「逼人做聖」的念頭作祟，總是期望公眾人物活在自己的期待中，總是想窺視公眾人物的一切行為。在歷史領域，從來就有「五十年來不治史」這樣不成文的規矩，無他，與現實的聯繫太近，容易失去客觀，另外一點，我自己的體會，也是考慮還有諸多與當事人有關聯的人在世，研究者同樣該體諒他們的感受。這是前人的智慧，也是前人對人性的體諒。錢鍾書去世之後，楊先生之所以不辭勞苦整理其手稿，就是不想「她的錢鍾書」被歪曲，因為，那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更何況，錢楊二人得享大名，一不是靠迎合公眾，二沒有主動借助社會公器。二位先生的大名，本來就有幾分社會強加於身的味道。世人汲汲渴望的名聲，對錢楊二位，不過是避之不及的枷鎖。
透徹如錢楊二位，怎麼會帶上世俗強加的枷鎖呢？在我理解，無法逃避強加於身的名聲，已是拖累，再去活在公眾的期待中，那該多不快活？！他們生活，他們治學，他們表達自己對時代的看法，如是而已。我們這個浮躁的時代，既不能理解他們的學問，也無法理解他們的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道理如此簡單，但矛盾依然存在。關於楊先生身後的爭議，大概問題就在此了。
關於楊先生的學識和成就，我不敢也沒有能力評價，但是，從人的角度來說，像楊先生這樣的女性，之前沒有，之後，也不會有了。
今天，是楊先生遺體火化的日子，我心裏沒有悲傷，也不願繆托知己，只是記下一些與楊先生交往的片爪和點滴認識。不識其大，僅識其小，惟願「我們仨」在天堂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