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風物 文革與香港教育

文革在香港中學怎麼教?為甚麼這樣教?中史教師告訴你

何以香港學生給人印象就是不諳歷史?63年前的報告仍是今日文史教學的基礎?本土思潮興起與中史課程編排有哪些關係?


作者引言:早在將軍澳被張德江「視察」前的兩星期,我來到了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將軍澳中心,交通相當暢順。推門進去,就見一個坐滿的話可容六七十人的空間,左右兩側都有一個個房間。「我約了陳仁啟老師……」向辦公室職員查詢着。職員答曰:「他在四號室。」四號室,穿紅色polo、一身悠閒服的中年男子,應該是陳sir了。完成了顏純鈎、關夢南專訪後,我設想未來香港文學,會不會出現寫文革的歷史小說。得知陳sir任教的學校,學生屢獲各類文學獎,在港島屬名校,寫作風氣極盛,加上陳sir兼教中文與中國歷史,並有在報章發文批評教育局的中史教學政策,要問香港文學創作的未來式,要問文革有沒有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的寫作題材,繼而追問文革在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教學所佔的位置如何。

香港中文、中史教師陳仁啟。
香港中文、中史教師陳仁啟。攝:吳煒豪/端傳媒

買《毛語錄》教授殘酷政治事實

在高中中國歷史課程裏,大致有兩個時間甚短、篇幅甚長、文憑試經常問到的歷史,古代史有秦朝,近代史有文革:「文革是很特別的。」陳sir說,文革歷史在課程裏,施教大約十個課節共兩三星期:「現行的高中中史必修課程分兩部:甲部是上古至鴉片戰爭前,乙部是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後。」乙部課程通常都排在中四下學期至中五上學期施教,每間學校都可自行編配。

面對的是十八歲不到的青少年,教的是殘酷的政治現實:當權者權鬥頻仍,民間武鬥成風,國家一片混亂:「在政治上,領導人的話,你真的一定會聽(會相信)?幾年後、幾十年後,一覺醒來,原來你是錯的。文革就是這樣的歷史。」

陳sir在摩羅街買《毛語錄》珍本,教到文革,就會亮出來給學生傳閱,跟學生形容當年紅衛兵拿着這本《毛語錄》在天安門前集會的「盛況」,播放歷史片段與紅歌,給學生聽聽,感受一下當時氣氛:「教到文革時,學生是有反應的。就是平日懶散的學生,一學到某些部分,都會目瞪口呆,其後就份外投入。」課程裏的文革是字面上的資料,陳sir為了讓歷史事件立體地呈現,經常播放文革視像紀錄,引起學生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心:「認識歷史,是要知道真相。看得通,才不會被人誤導,特別在政治上。文革是很清楚的(抽了一口涼氣):我們會談林彪如何搞個人主義、個人崇拜,怎樣通過出版毛語錄捧毛澤東……」

陳仁啟,1986年小學時由福建移居香港。大學畢業後任教中學至今17年。主要任教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及普通話科。為第11屆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資助中學代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理事兼教育研究部副主任。

中文教學「碎片化」的後果

談到中文教學,談到香港民間缺乏文革書寫,尤其文學創作方面,陳sir提及文藝在文革時期有它「傳遞政治思想」的功能,在香港讀到的文革文學確實不多;如何用文學來寫歷史,在學校連一個起步點也沒有。不過,有關中港話題與文化身份思考的文章,有時會在公開考試出現。香港中學課程以往有兩場公開試,2012年起,中學由七年級制改為六年級制,公開考試也只有「文憑試」一種。正好在首年文憑試中,中文科閱讀考卷有香港作家曾敏之的文章:〈橋〉,寫一位有高學歷的知識份子從南洋來了香港,學位在香港不被承認,最終要在地盤工作。後來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就回到大陸發展。

我記得訪問關夢南時,他提到中文教學「碎片化」現象,收錄五四時期的作家作品居多,香港作家文章的也不多;在學生修讀「碎片化」的課程後,忽然有個香港作家在考卷裏冒出來,自然殺個措手不及──曾敏之生活在一個複雜的文化環境裏,就算學生在中史科讀通中國近代史,對這篇中文試卷裏的文章,根本沒可能掌握背景。

陳sir形容,香港本來就是個移民城市:「這類移民在香港實在有太多了。」就在他從福建來港念中學的那個時代,念到中七,考完高考,他就在打暑期工時,認識了一個大學生:「我在地盤(工地)工作了一個多月,其中一個地盤是東港城。當時我做試水,用大水喉向玻璃窗門噴發,玻璃窗是用玻璃膠黏住的,看看它們是否黏得住。當時認識了一個阿叔,他是地盤判頭,承包幾個地盤玻璃窗的玻璃膠,有時LUNCH時間就吹吹水。原來他是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好勁的!我問:為什麼你不做醫生?他答:如果他當年是讀中醫的話,來到香港都可以做中醫;在大陸念醫學,是念西醫,而且是用中文念的。香港並不承認這個學歷,他又不可以行醫──無牌行醫當然是非法的。沒什麼,就做地盤吧。香港其實有大批早期移民,他們不是香港主流,但有許多文人就像他一樣……」意思是說,這批移民懷着學歷不被承認的鬱結,在香港生活着。與此同時,新一批移民與土生土長的本地學生,不多久就與他們競爭,與他們一樣可付出勞力工作,一如陳sir。舊的焦慮未解,新的焦慮又來,如果沒有人關心他們的處境,問題就只會累積着。

為什麼街頭有一群年長的人(例如「維園阿伯」)這麼矛盾?一方面他們興許都捱過餓,興許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才來到香港,一方面又抗拒香港有民主。「維園阿伯」的心態,與港英政府治港方針息息相關。

1968年國慶,哈爾濱兒童身穿毛衣高舉毛澤東主席像參加遊行。
1968年國慶,哈爾濱兒童身穿毛衣高舉毛澤東主席像參加遊行。攝影:李振盛

於是,我們談到「維園阿伯」(經常在周日公開論壇節目《城市論壇》出現在維園的意見份子)──有強烈「愛國心」但其實大部份都因饑荒、文革而移居香港的活躍份子:為什麼街頭有一群年長的人(例如「維園阿伯」)這麼矛盾?一方面他們興許都捱過餓,興許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才來到香港,一方面又抗拒香港有民主:「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命運)或者與地盤阿叔相似。或者他們本來是知識份子,有大好前途,面對大陸的政治運動,結果離開大陸來到香港,發現自己在香港無路可進,此路不通,不會有前途……」「維園阿伯」的心態,與港英政府治港方針息息相關。

一份63年前的報告:今日香港中文和中史教學的基礎

從陳sir提到現在可見可觸的人物,到逾半世紀的教學政策,文革對香港的影響,為什麼這麼少,而香港人反省文革方面,在文革完結後十年(《七十年代》雜誌有多次擬專題)卻又這麼活躍,文章這麼多?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檢討文革,多少與香港半世紀以來的教學取態有關。

我們不妨先從教育方面回顧──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前出版一套「香港文化研究計劃」叢書,由陳清僑與王宏志主編;王宏志在2000年出版《歷史的沉重》(牛津),提到1952年香港教育署(即是今天的「香港教育局」)成立「中文教育委員會」,檢討當年中文和歷史課程:「為什麼這時候會有檢討中小學課程的必要?原來,長久以來,香港中小學的中國語文教科書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由一些全國性的教科書出版社提供,課程內容就跟1941年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所擬定的一樣。這情形一直維持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可是,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情形便起了變化,中、台的政治鬥爭完全在兩地的教科書中顯現出來。」其時,新中國重編、出版的教科書,被港英政府視為「共產主義的宣傳品」,加之當年政府各種舉措,意在「遏止共產主義思想在香港傳播」(王宏志,2000)。

報告審視當年國民政府治下的歷史教科書,認為那是「為了尋求國家統一,訴諸人民的愛國情緒、狹隘的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思想。

1953年11月,審查報告出台,王宏志把它翻譯出來:「香港的中國學生不單要保留和珍惜自己文化的精髓,且應該學習英國和西方思想的菁華。(…)過去,中國的中文教育只會培育出一些無知而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是不正確的,更不應在香港推行。在這裏,中國學生在熟習自己的語文、文學和歷史後,應該更進一步,以這些知識作基礎,對東西方思想和語文進行比較研究。透過這種研究,香港的學生才能夠成為現代的中國人,既能自覺於自己的文化,同時又能夠有一種開明、平衡而國際化的世界觀。

這份報告奠定了香港中文和中史教學今天的基礎。報告審視當年國民政府治下的歷史教科書,認為那是「為了尋求國家統一,訴諸人民的愛國情緒、狹隘的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思想。最簡捷的辦法就是挑起對外國的仇視,而歷史教科書往往被視為最有效的工具」,並「嚴格保持客觀的態度」。事實上,這份發表於1953年的《中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在63年後的今天,仍給我們不少啟示。

史實和真相更重要

儘管中史課程改革了不少,基本框架及治學態度還是不變。以往課程念得好的學生,能升讀大學;今日,中史文憑試的評估準則大同小異。香港青少年在完成中學課程前,須應付公開考試(即文憑試),一試定生死,決定學生能否繼而升學。這種考試要評估的,是學生如何掌握各科學術知識,加以應用、分析,一如每次課程改革時,教育局頒布的文件,總是寫着要訓練學生有「綜合、分析、歸納、比較、評價」的基本能力。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擬題必定是基於客觀事實。

陳sir教學生涯踏入第17年,「嚴格保持客觀的態度」是當然的,因為考試往往要求學生根據史實提供正反觀點,要在考試獲得更高分數,關鍵在於所掌握的材料與觀點,是否源於理性分析,例如2012年中史考卷,考的是文革,要學生根據照片及史料作答,照片是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標語,更有人要戴高帽子捱着被批鬥、群眾燒孔廟、知識份子上山下鄉,分析1959年劉少奇任國家主席在文革時期的遭遇,「試據史實加以分析」。試題,就是學生的學習指標:研習題型、估算應屆考試如何出題、掌握歷史行進過程,對學生來說,都不是易事。

有了這個歷史事件,「真相」、「史實」便顯得重要,而長年受文革思想影響的一批移民,未能在香港獲得「中國歷史」的學習機會,培養理性思維,是很可惜的事,也是文革的遺害所致。

陳sir指,中史文憑試出題考文革,是頻密的。學生在課程內,不管是為興趣還是為考試念書,難以繞過文革。正因這樣頻密,思考歷史問題時,學生習慣以「理性分析」應對,是不難推想的。否則,他們都難以升讀大學。「學生起初就當(中史只是)讀書,反正不同老師有不同教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有慨嘆;看到紅衛兵的行為,他們會說:『咁都得』(即「這還行嗎」)?讀後,學生是有感受的。」他特別留意有一些平日不專心上課,但竟熱愛寫作的學生,反應很大。於是,陳sir會與他們詳談「四人幫」:「在文革過程中,四人幫所控制的,比如說我們就只看文革片段,看文革簡單的介紹,你會看到四人幫好像在呼風喚雨,其實如果要了解當時的政治架構,你會發現,四人幫是『冇料到』的。『冇料到』的意思是,在整個架構裏,實際上,國務院是由元老派掌權,比如周恩來與陳雲,他們才是實實際際的掌權人;至於軍隊,由葉劍英等控制。江青想奪權就要擦毛鞋。另一方面江青是做到(效果),是令國家所有人都覺得,四人幫權力很大。其實他們是沒權力的,他們是控制什麼呢?中宣部,即是黨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用傳媒來論述他們的看法。」說明媒體力量之大:可以造神,可以令人人都相信一些未必真實的事。有了這個歷史事件,「真相」、「史實」便顯得重要,而長年受文革思想影響的一批移民,未能在香港獲得「中國歷史」的學習機會,培養理性思維,是很可惜的事,也是文革的遺害所致。學生要從歷史事件認清真相,認識何謂政治現實,每個政治人物都得付出代價,承擔後果,這就是在香港讀中國歷史的意義:「學生反應好OK!在政治上,曾經看來好像好勁、好巴閉的,轉個頭就成為階下囚。這就是政治現實。」

你還信不信政治上的宣傳?那些統治者說的話,是否可信?讀歷史,就可明白這種情況。這就是新中國的經歷,這就是學生要記住的歷史教訓。

於是,我們不妨用「肥皂劇」來想像一下:何以香港學生給人普遍印象就是不諳歷史?你有足足兩三星期的中史課,要接觸、學習「文革」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見識政治人物各種手段,無可避免地提到近因如大躍進對新中國的影響,到毛澤東要藉文化大革命向劉少奇奪回權力,而「毛太」江青吹捧自己丈夫,都是為了奪丈夫的權力……像在觀看宮廷奪權肥皂劇一樣的情節,卻沒有劇集那麼好看。《甄嬛傳》尚且有俊男美女在畫面裏走來走去,在後宮喝碗毒湯,孩子就沒了,人就倒下來了,他們倒下來有慢鏡頭,很華麗地伏在案上,臥在地上。

至於劉少奇呢?毛澤東呢?江青呢?十八歲不到的中學生,在視像片段看到的,是一場又一場武鬥打人、燒書毁廟、齊舉《毛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在黨章寫明林彪是毛的繼任人。我跟學生說,以前人民早上醒來,就要向毛主席鞠躬,晚上回家就要向毛主席報到,就是『晨祝晚禱』。」他留意到學生學習文革歷史時,很喜歡聽到這些細節:「人們在文革時寫信,就是寫給家人的,都先要祝毛主席萬歲、林副統帥身體健康。可是,到了五一七工程時,原來林彪是想殺死毛澤東──嘩!大佬!你之前向全世界講,這個是林副統帥,是你的親密戰友,寫信都要納為格式,祝他身體健康……原來他是個陰謀家。這(對人民來說)是多麼震撼的事!你還信不信政治上的宣傳?那些統治者說的話,是否可信?讀歷史,就可明白這種情況。」這就是新中國的經歷,這就是學生要記住的歷史教訓。

香港的課室,師生都有言論自由

在香港,每個教師都可以暢所欲言,只要不離事實,任何歷史人物與事件,都可以說,包括六四:「六四都在課程內,屬「改革開放」部份。教這部份,要教開始、發展、挫折……六四就被納入「挫折」部份,但從來未(在公開試)出過(題目)。文革在革新後的公開試,則經常出題。」他研習過的教學文件與指引,強調的是社會科學,講求理性客觀:「昨日才跟中三學生談過反右運動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時新中國似乎有了希望:「於是毛澤東叫人批評共產黨,之後又說陽謀、引蛇出洞,學生嘩然……」

陳sir根據課本所述,把事實鋪出來,「學生是知道的」。老師既要迎接教育局在政策上的變化,又要想盡辦法向學生呈現歷史現場,蒐羅扎實、可靠的史學觀點及材料供學生詳讀,希望學生投入學習,更要時刻保持客觀。基於課程初衷,亦因公開考試(文憑試)的評估要求。這個初衷與評估要求,確實防止了民族情緒的發展──懷着民族主義去考試,而非史實與客觀分析,若在試卷上抒發愛國情懷,盲目歌頌政治人物,評卷員是不會跟你客氣的。

教師與學生,是有能力記住每段史實的人,會用史實來反省歷史的人,是最不受政治環境制約的人。

陳sir在中學任教的這麼多年,教餘有在報章撰文,公開批評教育局近年就中史科教學的各種措施。他也是教協理事兼教育研究部副主任,最近為「文革五十年」在教協與同仁策劃了一些專題講座。香港資訊有流通自由,對教學有莫大好處。資訊分享的自由,學人述着發表的自由,教師暢所欲言,對課程有不滿;香港「中國歷史」沒有「政治正確」,只有「推論正確」,學生自由作答,無所牽絆、顧慮。

「文革」對許多學生來說,是自己能否升學的關鍵。教師與學生,是有能力記住每段史實的人,會用史實來反省歷史的人,是最不受政治環境制約的人。在課室裏,師生都有言論自由,據事實表達自己對歷史的理解。不過,近年修讀中史的人數漸減。陳sir提到這批學生的數量:「讀中史科的學生,尤其高中中史科學生,以前過萬人,現在只有幾千人──大約五六千人。這批學生一定是要讀文革的,相信是會有反思的。」如果有學生讀完、考完文革後,對這個國家另眼相看,絕對可以理解。「初中比較多學生讀中史,這視乎學校安排,(初中課程)與公開試關係不大。如果課程緊密的話,(有的老師)未必會教文革。」

本土思潮與文革教育?

談到本土思潮,以前港英政府「遏止共產主義思想在香港傳播」,時至今日,他認為現時中央通過特區施政來遏制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理想,這是很明顯的:「許多中港政策直接影響年輕人生活,他們對大陸反感,而反感純粹為這些事……另一些人,一知半解,可能在初中讀過建政一開始的政治運動。」初中沒有公開試,學生未經考試的背誦、思考、分析和作答過程,要十來歲少年認知這段血腥敗德的歷史,對中國存留壞印象,合乎常情。

文革,令學生厭惡新中國;厭惡新中國的學生,以社會行動來厭惡,理性分析能力興許就此失去,變成自己討厭的「怪物」。

矛盾的是,某一種以情緒帶動的本土思潮,「非黑即白」的排他,竟與文革思維有相似之處。文革,令學生厭惡新中國;厭惡新中國的學生,以社會行動來厭惡,理性分析能力興許就此失去,變成自己討厭的「怪物」。

據陳sir提供的學生就讀數據,讀完中史科的初中學生,有許多都選其他科,不會在高中繼續研習──在現行的中學課程裏,中國歷史是選修科。我們大可想像:學生在選科前,讀到文革,還會不會選讀中國歷史?宮廷劇一般的情節,血腥電影一般的畫面,該負責的人竟躺在玻璃箱裏永垂不朽,天安門前仍高掛這個人的畫像成為新的圖騰。文革至今仍未有人出來道歉,仍未有人願意發動全民反省,不時還會流傳大媽唱紅歌的新聞。學生會選讀嗎?完成課程後,看到似無救藥的現實──八三一落閘,香港沒有真普選,充滿無力感的香港,在它治下,誰可改變歷史軌跡?。

這幾乎可以推斷,本土思潮的興起與初中課程編排有密切關係。至於今天學生、未來作家會不會以「文革」為題材創作文學作品,香港各個文學獎正在考驗的,是未來作家的文筆與視野,取材這回事,未來作家有的是創作自由,陳sir仍在觀察着。

陳sir在訪問過程中,提到顏純鈎作品,覺得他在許多香港文學作品中探討移民心態,是最深刻的一批作家。他認為香港可以產生一批歷史小說作家,現階段更需要一批確切地認識歷史、看待歷史以正確態度的人,這才是教育意義所在,也是他任教中國歷史的意義所在。

小結:在三個專訪中,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作為概念的「夢」。且在本系列專訪文章結束前歸納各人看法,加上筆者親人的經歷,分享一下:四九後的新中國,是中國人的第一個夢,不久因文革而夢醒;改革開放,是第二個夢,不久因六四而夢醒。倖存的人,今天彷彿有了第三個夢可追。可是,這個全民的夢,還須有人出來說說夢與現實存在多大距離。筆者外婆曾有一個親人,她相信了自己在大陸的愛人,說文革可以建設更好的中國,從香港偷渡回到中國大陸追隨他。後來,她找人代書寫信給外婆,說自己被騙了,荒田種不出一株可以吃的,連一塊樹皮也沒有,只能吃泥土。外婆想要接濟她,結果還是太遲。她寧願上吊自殺死,也不要活活餓死。筆者不知道住在老人院的外婆記憶有誤否,可是許多老人記憶,都可以由我們做起,逐一記錄,自行印證。

因為文革,六七暴動傷害了多少人;因為文革,中國再餓死了多少人。不管當權者要人民做的「夢」有多真實,文革「夢」隔了五十年,還是要醒來的,香港在這裏是有着重要的角色。香港文學可以沒有文革,香港人卻不可以忘記文革。文革不僅是學生要考的試,也是我們考不完的試。

文革50年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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