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引言：早在將軍澳被張德江「視察」前的兩星期，我來到了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將軍澳中心，交通相當暢順。推門進去，就見一個坐滿的話可容六七十人的空間，左右兩側都有一個個房間。「我約了陳仁啟老師……」向辦公室職員查詢着。職員答曰：「他在四號室。」四號室，穿紅色polo、一身悠閒服的中年男子，應該是陳sir了。完成了顏純鈎、關夢南專訪後，我設想未來香港文學，會不會出現寫文革的歷史小說。得知陳sir任教的學校，學生屢獲各類文學獎，在港島屬名校，寫作風氣極盛，加上陳sir兼教中文與中國歷史，並有在報章發文批評教育局的中史教學政策，要問香港文學創作的未來式，要問文革有沒有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的寫作題材，繼而追問文革在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教學所佔的位置如何。
買《毛語錄》教授殘酷政治事實
在高中中國歷史課程裏，大致有兩個時間甚短、篇幅甚長、文憑試經常問到的歷史，古代史有秦朝，近代史有文革：「文革是很特別的。」陳sir說，文革歷史在課程裏，施教大約十個課節共兩三星期：「現行的高中中史必修課程分兩部：甲部是上古至鴉片戰爭前，乙部是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後。」乙部課程通常都排在中四下學期至中五上學期施教，每間學校都可自行編配。
面對的是十八歲不到的青少年，教的是殘酷的政治現實：當權者權鬥頻仍，民間武鬥成風，國家一片混亂：「在政治上，領導人的話，你真的一定會聽（會相信）？幾年後、幾十年後，一覺醒來，原來你是錯的。文革就是這樣的歷史。」
陳sir在摩羅街買《毛語錄》珍本，教到文革，就會亮出來給學生傳閱，跟學生形容當年紅衛兵拿着這本《毛語錄》在天安門前集會的「盛況」，播放歷史片段與紅歌，給學生聽聽，感受一下當時氣氛：「教到文革時，學生是有反應的。就是平日懶散的學生，一學到某些部分，都會目瞪口呆，其後就份外投入。」課程裏的文革是字面上的資料，陳sir為了讓歷史事件立體地呈現，經常播放文革視像紀錄，引起學生對這段歷史的好奇心：「認識歷史，是要知道真相。看得通，才不會被人誤導，特別在政治上。文革是很清楚的（抽了一口涼氣）：我們會談林彪如何搞個人主義、個人崇拜，怎樣通過出版毛語錄捧毛澤東……」
陳仁啟，1986年小學時由福建移居香港。大學畢業後任教中學至今17年。主要任教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及普通話科。為第11屆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資助中學代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理事兼教育研究部副主任。
中文教學「碎片化」的後果
談到中文教學，談到香港民間缺乏文革書寫，尤其文學創作方面，陳sir提及文藝在文革時期有它「傳遞政治思想」的功能，在香港讀到的文革文學確實不多；如何用文學來寫歷史，在學校連一個起步點也沒有。不過，有關中港話題與文化身份思考的文章，有時會在公開考試出現。香港中學課程以往有兩場公開試，2012年起，中學由七年級制改為六年級制，公開考試也只有「文憑試」一種。正好在首年文憑試中，中文科閱讀考卷有香港作家曾敏之的文章：〈橋〉，寫一位有高學歷的知識份子從南洋來了香港，學位在香港不被承認，最終要在地盤工作。後來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就回到大陸發展。
我記得訪問關夢南時，他提到中文教學「碎片化」現象，收錄五四時期的作家作品居多，香港作家文章的也不多；在學生修讀「碎片化」的課程後，忽然有個香港作家在考卷裏冒出來，自然殺個措手不及──曾敏之生活在一個複雜的文化環境裏，就算學生在中史科讀通中國近代史，對這篇中文試卷裏的文章，根本沒可能掌握背景。
陳sir形容，香港本來就是個移民城市：「這類移民在香港實在有太多了。」就在他從福建來港念中學的那個時代，念到中七，考完高考，他就在打暑期工時，認識了一個大學生：「我在地盤（工地）工作了一個多月，其中一個地盤是東港城。當時我做試水，用大水喉向玻璃窗門噴發，玻璃窗是用玻璃膠黏住的，看看它們是否黏得住。當時認識了一個阿叔，他是地盤判頭，承包幾個地盤玻璃窗的玻璃膠，有時LUNCH時間就吹吹水。原來他是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好勁的！我問：為什麼你不做醫生？他答：如果他當年是讀中醫的話，來到香港都可以做中醫；在大陸念醫學，是念西醫，而且是用中文念的。香港並不承認這個學歷，他又不可以行醫──無牌行醫當然是非法的。沒什麼，就做地盤吧。香港其實有大批早期移民，他們不是香港主流，但有許多文人就像他一樣……」意思是說，這批移民懷着學歷不被承認的鬱結，在香港生活着。與此同時，新一批移民與土生土長的本地學生，不多久就與他們競爭，與他們一樣可付出勞力工作，一如陳sir。舊的焦慮未解，新的焦慮又來，如果沒有人關心他們的處境，問題就只會累積着。
為什麼街頭有一群年長的人（例如「維園阿伯」）這麼矛盾？一方面他們興許都捱過餓，興許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才來到香港，一方面又抗拒香港有民主。「維園阿伯」的心態，與港英政府治港方針息息相關。
於是，我們談到「維園阿伯」（經常在周日公開論壇節目《城市論壇》出現在維園的意見份子）──有強烈「愛國心」但其實大部份都因饑荒、文革而移居香港的活躍份子：為什麼街頭有一群年長的人（例如「維園阿伯」）這麼矛盾？一方面他們興許都捱過餓，興許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才來到香港，一方面又抗拒香港有民主：「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命運）或者與地盤阿叔相似。或者他們本來是知識份子，有大好前途，面對大陸的政治運動，結果離開大陸來到香港，發現自己在香港無路可進，此路不通，不會有前途……」「維園阿伯」的心態，與港英政府治港方針息息相關。
一份63年前的報告：今日香港中文和中史教學的基礎
從陳sir提到現在可見可觸的人物，到逾半世紀的教學政策，文革對香港的影響，為什麼這麼少，而香港人反省文革方面，在文革完結後十年（《七十年代》雜誌有多次擬專題）卻又這麼活躍，文章這麼多？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檢討文革，多少與香港半世紀以來的教學取態有關。
我們不妨先從教育方面回顧──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前出版一套「香港文化研究計劃」叢書，由陳清僑與王宏志主編；王宏志在2000年出版《歷史的沉重》（牛津），提到1952年香港教育署（即是今天的「香港教育局」）成立「中文教育委員會」，檢討當年中文和歷史課程：「為什麼這時候會有檢討中小學課程的必要？原來，長久以來，香港中小學的中國語文教科書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由一些全國性的教科書出版社提供，課程內容就跟1941年國民政府在陪都重慶所擬定的一樣。這情形一直維持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可是，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情形便起了變化，中、台的政治鬥爭完全在兩地的教科書中顯現出來。」其時，新中國重編、出版的教科書，被港英政府視為「共產主義的宣傳品」，加之當年政府各種舉措，意在「遏止共產主義思想在香港傳播」（王宏志，2000）。
報告審視當年國民政府治下的歷史教科書，認為那是「為了尋求國家統一，訴諸人民的愛國情緒、狹隘的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思想。
1953年11月，審查報告出台，王宏志把它翻譯出來：「香港的中國學生不單要保留和珍惜自己文化的精髓，且應該學習英國和西方思想的菁華。（…）過去，中國的中文教育只會培育出一些無知而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從教育的角度來看，這是不正確的，更不應在香港推行。在這裏，中國學生在熟習自己的語文、文學和歷史後，應該更進一步，以這些知識作基礎，對東西方思想和語文進行比較研究。透過這種研究，香港的學生才能夠成為現代的中國人，既能自覺於自己的文化，同時又能夠有一種開明、平衡而國際化的世界觀。」
這份報告奠定了香港中文和中史教學今天的基礎。報告審視當年國民政府治下的歷史教科書，認為那是「為了尋求國家統一，訴諸人民的愛國情緒、狹隘的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思想。最簡捷的辦法就是挑起對外國的仇視，而歷史教科書往往被視為最有效的工具」，並「嚴格保持客觀的態度」。事實上，這份發表於1953年的《中文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在63年後的今天，仍給我們不少啟示。
史實和真相更重要
儘管中史課程改革了不少，基本框架及治學態度還是不變。以往課程念得好的學生，能升讀大學；今日，中史文憑試的評估準則大同小異。香港青少年在完成中學課程前，須應付公開考試（即文憑試），一試定生死，決定學生能否繼而升學。這種考試要評估的，是學生如何掌握各科學術知識，加以應用、分析，一如每次課程改革時，教育局頒布的文件，總是寫着要訓練學生有「綜合、分析、歸納、比較、評價」的基本能力。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擬題必定是基於客觀事實。
陳sir教學生涯踏入第17年，「嚴格保持客觀的態度」是當然的，因為考試往往要求學生根據史實提供正反觀點，要在考試獲得更高分數，關鍵在於所掌握的材料與觀點，是否源於理性分析，例如2012年中史考卷，考的是文革，要學生根據照片及史料作答，照片是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標語，更有人要戴高帽子捱着被批鬥、群眾燒孔廟、知識份子上山下鄉，分析1959年劉少奇任國家主席在文革時期的遭遇，「試據史實加以分析」。試題，就是學生的學習指標：研習題型、估算應屆考試如何出題、掌握歷史行進過程，對學生來說，都不是易事。
有了這個歷史事件，「真相」、「史實」便顯得重要，而長年受文革思想影響的一批移民，未能在香港獲得「中國歷史」的學習機會，培養理性思維，是很可惜的事，也是文革的遺害所致。
陳sir指，中史文憑試出題考文革，是頻密的。學生在課程內，不管是為興趣還是為考試念書，難以繞過文革。正因這樣頻密，思考歷史問題時，學生習慣以「理性分析」應對，是不難推想的。否則，他們都難以升讀大學。「學生起初就當（中史只是）讀書，反正不同老師有不同教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有慨嘆；看到紅衛兵的行為，他們會說：『咁都得』（即「這還行嗎」）？讀後，學生是有感受的。」他特別留意有一些平日不專心上課，但竟熱愛寫作的學生，反應很大。於是，陳sir會與他們詳談「四人幫」：「在文革過程中，四人幫所控制的，比如說我們就只看文革片段，看文革簡單的介紹，你會看到四人幫好像在呼風喚雨，其實如果要了解當時的政治架構，你會發現，四人幫是『冇料到』的。『冇料到』的意思是，在整個架構裏，實際上，國務院是由元老派掌權，比如周恩來與陳雲，他們才是實實際際的掌權人；至於軍隊，由葉劍英等控制。江青想奪權就要擦毛鞋。另一方面江青是做到（效果），是令國家所有人都覺得，四人幫權力很大。其實他們是沒權力的，他們是控制什麼呢？中宣部，即是黨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用傳媒來論述他們的看法。」說明媒體力量之大：可以造神，可以令人人都相信一些未必真實的事。有了這個歷史事件，「真相」、「史實」便顯得重要，而長年受文革思想影響的一批移民，未能在香港獲得「中國歷史」的學習機會，培養理性思維，是很可惜的事，也是文革的遺害所致。學生要從歷史事件認清真相，認識何謂政治現實，每個政治人物都得付出代價，承擔後果，這就是在香港讀中國歷史的意義：「學生反應好OK！在政治上，曾經看來好像好勁、好巴閉的，轉個頭就成為階下囚。這就是政治現實。」
你還信不信政治上的宣傳？那些統治者說的話，是否可信？讀歷史，就可明白這種情況。這就是新中國的經歷，這就是學生要記住的歷史教訓。
於是，我們不妨用「肥皂劇」來想像一下：何以香港學生給人普遍印象就是不諳歷史？你有足足兩三星期的中史課，要接觸、學習「文革」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見識政治人物各種手段，無可避免地提到近因如大躍進對新中國的影響，到毛澤東要藉文化大革命向劉少奇奪回權力，而「毛太」江青吹捧自己丈夫，都是為了奪丈夫的權力……像在觀看宮廷奪權肥皂劇一樣的情節，卻沒有劇集那麼好看。《甄嬛傳》尚且有俊男美女在畫面裏走來走去，在後宮喝碗毒湯，孩子就沒了，人就倒下來了，他們倒下來有慢鏡頭，很華麗地伏在案上，臥在地上。
至於劉少奇呢？毛澤東呢？江青呢？十八歲不到的中學生，在視像片段看到的，是一場又一場武鬥打人、燒書毁廟、齊舉《毛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在黨章寫明林彪是毛的繼任人。我跟學生說，以前人民早上醒來，就要向毛主席鞠躬，晚上回家就要向毛主席報到，就是『晨祝晚禱』。」他留意到學生學習文革歷史時，很喜歡聽到這些細節：「人們在文革時寫信，就是寫給家人的，都先要祝毛主席萬歲、林副統帥身體健康。可是，到了五一七工程時，原來林彪是想殺死毛澤東──嘩！大佬！你之前向全世界講，這個是林副統帥，是你的親密戰友，寫信都要納為格式，祝他身體健康……原來他是個陰謀家。這（對人民來說）是多麼震撼的事！你還信不信政治上的宣傳？那些統治者說的話，是否可信？讀歷史，就可明白這種情況。」這就是新中國的經歷，這就是學生要記住的歷史教訓。
香港的課室，師生都有言論自由
在香港，每個教師都可以暢所欲言，只要不離事實，任何歷史人物與事件，都可以說，包括六四：「六四都在課程內，屬「改革開放」部份。教這部份，要教開始、發展、挫折……六四就被納入「挫折」部份，但從來未（在公開試）出過（題目）。文革在革新後的公開試，則經常出題。」他研習過的教學文件與指引，強調的是社會科學，講求理性客觀：「昨日才跟中三學生談過反右運動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時新中國似乎有了希望：「於是毛澤東叫人批評共產黨，之後又說陽謀、引蛇出洞，學生嘩然……」
陳sir根據課本所述，把事實鋪出來，「學生是知道的」。老師既要迎接教育局在政策上的變化，又要想盡辦法向學生呈現歷史現場，蒐羅扎實、可靠的史學觀點及材料供學生詳讀，希望學生投入學習，更要時刻保持客觀。基於課程初衷，亦因公開考試（文憑試）的評估要求。這個初衷與評估要求，確實防止了民族情緒的發展──懷着民族主義去考試，而非史實與客觀分析，若在試卷上抒發愛國情懷，盲目歌頌政治人物，評卷員是不會跟你客氣的。
教師與學生，是有能力記住每段史實的人，會用史實來反省歷史的人，是最不受政治環境制約的人。
陳sir在中學任教的這麼多年，教餘有在報章撰文，公開批評教育局近年就中史科教學的各種措施。他也是教協理事兼教育研究部副主任，最近為「文革五十年」在教協與同仁策劃了一些專題講座。香港資訊有流通自由，對教學有莫大好處。資訊分享的自由，學人述着發表的自由，教師暢所欲言，對課程有不滿；香港「中國歷史」沒有「政治正確」，只有「推論正確」，學生自由作答，無所牽絆、顧慮。
「文革」對許多學生來說，是自己能否升學的關鍵。教師與學生，是有能力記住每段史實的人，會用史實來反省歷史的人，是最不受政治環境制約的人。在課室裏，師生都有言論自由，據事實表達自己對歷史的理解。不過，近年修讀中史的人數漸減。陳sir提到這批學生的數量：「讀中史科的學生，尤其高中中史科學生，以前過萬人，現在只有幾千人──大約五六千人。這批學生一定是要讀文革的，相信是會有反思的。」如果有學生讀完、考完文革後，對這個國家另眼相看，絕對可以理解。「初中比較多學生讀中史，這視乎學校安排，（初中課程）與公開試關係不大。如果課程緊密的話，（有的老師）未必會教文革。」
本土思潮與文革教育？
談到本土思潮，以前港英政府「遏止共產主義思想在香港傳播」，時至今日，他認為現時中央通過特區施政來遏制香港人追求民主的理想，這是很明顯的：「許多中港政策直接影響年輕人生活，他們對大陸反感，而反感純粹為這些事……另一些人，一知半解，可能在初中讀過建政一開始的政治運動。」初中沒有公開試，學生未經考試的背誦、思考、分析和作答過程，要十來歲少年認知這段血腥敗德的歷史，對中國存留壞印象，合乎常情。
文革，令學生厭惡新中國；厭惡新中國的學生，以社會行動來厭惡，理性分析能力興許就此失去，變成自己討厭的「怪物」。
矛盾的是，某一種以情緒帶動的本土思潮，「非黑即白」的排他，竟與文革思維有相似之處。文革，令學生厭惡新中國；厭惡新中國的學生，以社會行動來厭惡，理性分析能力興許就此失去，變成自己討厭的「怪物」。
據陳sir提供的學生就讀數據，讀完中史科的初中學生，有許多都選其他科，不會在高中繼續研習──在現行的中學課程裏，中國歷史是選修科。我們大可想像：學生在選科前，讀到文革，還會不會選讀中國歷史？宮廷劇一般的情節，血腥電影一般的畫面，該負責的人竟躺在玻璃箱裏永垂不朽，天安門前仍高掛這個人的畫像成為新的圖騰。文革至今仍未有人出來道歉，仍未有人願意發動全民反省，不時還會流傳大媽唱紅歌的新聞。學生會選讀嗎？完成課程後，看到似無救藥的現實──八三一落閘，香港沒有真普選，充滿無力感的香港，在它治下，誰可改變歷史軌跡？。
這幾乎可以推斷，本土思潮的興起與初中課程編排有密切關係。至於今天學生、未來作家會不會以「文革」為題材創作文學作品，香港各個文學獎正在考驗的，是未來作家的文筆與視野，取材這回事，未來作家有的是創作自由，陳sir仍在觀察着。
陳sir在訪問過程中，提到顏純鈎作品，覺得他在許多香港文學作品中探討移民心態，是最深刻的一批作家。他認為香港可以產生一批歷史小說作家，現階段更需要一批確切地認識歷史、看待歷史以正確態度的人，這才是教育意義所在，也是他任教中國歷史的意義所在。
小結：在三個專訪中，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作為概念的「夢」。且在本系列專訪文章結束前歸納各人看法，加上筆者親人的經歷，分享一下：四九後的新中國，是中國人的第一個夢，不久因文革而夢醒；改革開放，是第二個夢，不久因六四而夢醒。倖存的人，今天彷彿有了第三個夢可追。可是，這個全民的夢，還須有人出來說說夢與現實存在多大距離。筆者外婆曾有一個親人，她相信了自己在大陸的愛人，說文革可以建設更好的中國，從香港偷渡回到中國大陸追隨他。後來，她找人代書寫信給外婆，說自己被騙了，荒田種不出一株可以吃的，連一塊樹皮也沒有，只能吃泥土。外婆想要接濟她，結果還是太遲。她寧願上吊自殺死，也不要活活餓死。筆者不知道住在老人院的外婆記憶有誤否，可是許多老人記憶，都可以由我們做起，逐一記錄，自行印證。
因為文革，六七暴動傷害了多少人；因為文革，中國再餓死了多少人。不管當權者要人民做的「夢」有多真實，文革「夢」隔了五十年，還是要醒來的，香港在這裏是有着重要的角色。香港文學可以沒有文革，香港人卻不可以忘記文革。文革不僅是學生要考的試，也是我們考不完的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