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毫無疑問是現代中國的一件大事。但香港位居中國邊緣，自始至終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九七前又受英國統治，與中國大陸之間建立了一道「防火牆」。然而，因為香港存在着規模不小的一個「愛國左派」陣營，在商貿、文化、教育和社會組織各方面都舉足輕重。這些「左派」組織受中共指揮，在左搖右擺的路線鬥爭底下，不時有人會因跟不上形勢而犯錯。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就指中共在香港工作總結出三次「左傾」錯誤。其中最重要的錯誤就是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件，很明顯它的「錯誤」在於破壞了戰後中共與英國在香港合謀協力維持殖民現狀的政策。這政策名之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這項政策底下，香港左派雖以言文批判資本主義，但從不動員它屬下的工會組織和宣傳系統，進行大規模的反資或反殖行動。左派組織內部雖然要成員嚴格服從階級鬥爭之教導，厲行紀律，但對社會大眾進行的卻是「群眾工作」，也即是以靈活手段為工人供應平價的糧油食品，提供當時欠缺的社區照顧，輔之以「愛國主義」為主的宣傳。對香港上流社會和西方勢力也出於「統戰」的需要，左派廣泛交朋結友、做生意，除了與「美蔣」勢力服務的右派力量針鋒相對之外，罕有以階級鬥爭為綱。所以，雖然香港左右之間有冷戰式的對峙，但左派的聲譽和影響力都不低。
就如左派報業系統都是按不同階層需要而各有分工，不會困囿於同一意識形態。《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是政治性的黨報，傳遞中共官方政策方針，但《商報》、《晶報》和《正午報》都是中間偏左，以軟性新聞和趣味內容吸引廣大讀者。除此之外，還有以滿足草根階層的閒睱娛樂需要為主、滲透少許愛國政治內容的《新午報》、《田豐日報》和《香港夜報》。後面這幾份以低下階層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報章，甚至包含「馬經」和色情內容，意識形態上與中共官方的社會主義甚有距離。但為着統戰需要，這些門類不同的「左派」刊物，都能相互分工協作，擴大中共對香港各階層的影響。而整體而言，文化大革命發生前左派各種刊物在香港報刊市場的銷售數字十分可觀，單以非民營的六家左派報章為例，就已佔全港報刊發行數字一半以上。
六七暴動使香港左派由盛轉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然來臨，打破了這個局面。大陸的激烈政治鬥爭，令一大批原來位高權重的中共高官下馬，弄至人人自危。澳門與香港這兩個本來並非處在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地方，也受到波及。
1966年11月，因為一件微不足道的修校舍糾紛，澳門發生了一場引致死傷的騷動，史稱「一二．三」事件。事件中，廣東省政府出面交涉，逼澳葡當局投降，並且清除一切境內親台灣國民黨的力量，左派從此全面支配澳門政治。香港左派見澳門的鬥爭輕易取勝，大受鼓舞，並立即派人到澳門取經，磨拳擦掌也準備一試。
1967年初，大陸文革的形勢邁上高峰。一月份，姚文元更發表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借毛澤東批評香港永華影業出品、朱石麟執導的電影《清宮秘史》（1948），以間接批判劉少奇。三月份的《紅旗》雜誌更發表了文革悍將戚本禹一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電影《清宮秘史》》的文章，批判的筆鋒直指永華為反動的電影公司，電影的作者姚克是反動文人，以及在他們背後、為這套電影吹捧和讚譽有加的黨中央宣傳部，及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意指劉少奇）。文章掀起了繼後直指劉少奇的連串批鬥。
香港左派大抵驚覺這場政治運動史無前例地巨大，必然波及香港。在大浪中為求自保就一定要「寧左勿右」，保證站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一邊。對港英殖民政府採取「勇於鬥爭」的態度，最能立桿見影。五月新蒲崗膠花廠爆發工潮，正好給左派一個展示革命政治忠誠的契機。他們年初前往澳門學習得來的鬥爭經驗，立即大派用場。在左派介入底下，工潮旋即上升為「反英抗暴」鬥爭。時任新華社社長梁威林並且通傳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批准在香港成立「香港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即「鬥委會」），並在北京成立「聯合指揮部」，直接領導在香港的鬥爭，上演香港版的文化大革命。
這場港版文革延綿數月，死傷甚眾，大批示威人士被捕，更引發炸彈浪潮，全城宵禁多日，陷入恐怖主義狀態。不過，這場港版「文革」，並非「革命群眾」對官僚的批鬥或者「革命群眾」不同派系之間的內鬥，而是針對港英政府的鬥爭。但這場鬥爭最終因為過激和脫離真正廣大的香港市民，變成一場「左派」與「香港社會」的全面對抗。
在暴動期間，香港左派報章，無論之前扮演過什麼其他角色，一律變成反英抗暴鬥爭的宣傳工具。鬥爭的初期，左派報章報導暴力事件曾一度刺激銷量，但隨着港英以非法刊物罪名打壓，以及市民對暴力鬥爭的厭棄，對無辜者造成的傷害（包括知名的反共播音員林彬被殺害事件）的不滿和反感，左派聲譽一落千丈，甚至「聞左色變」。而左派報章的銷量也急劇驟降，在暴動過後更是一蹶不振。結果，港英政府成了這場失敗的左派暴動的最大贏家。政府鎮壓暴動的手段雖然也相當過火，但卻獲得了「左派」之外大部分社會團體的支持；相對之下，左派在暴動之後，只能龜縮療傷，直至1980年代，藉「回歸」過程的開展才再冒起頭來。
至今無人敢挖的歷史瘡疤
可是，雖然香港社會對六七暴動的否定是如此一致，但這種判斷並沒有得到中共官方的正式認可。事實上，雖然目前中共對文革已有一套官方說法，但中共對香港在1967年發生的事，仍然沒有一個正式的定案。毛澤東死後，文革被徹底否定，改行鄧小平的「開放改革」路線，但對於港版文革，卻始終沒有一個官方定論。既沒有把對「四人幫」的清算，伸延至對香港「鬥委會」的否定；也不敢把「反英抗暴」樹立為香港人民反殖反帝鬥爭的豐功偉績。毛澤東死後政治由左急劇轉向右，鬥爭中左派的參與者陷入價值觀的巨大迷茫，半個世紀以來各方都掩蓋着這傷口，不少身受其害的人都選擇主動遺忘，拒絕受訪。
近年關於六七暴動的討論當中，才開始有一些為「反英抗暴」辯護的聲音出現。在這些討論當中，有部分人抺去了整件事的複雜背景，固着於當年簡樸的愛國主義，捍衛「反英抗暴」口號，把工潮的擴大視為港英暴力鎮壓的後果。例如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的前《文匯報》記者周奕、工聯會的鄭耀棠，及當年訪問澳門學習鬥爭經驗的葉國謙，都把責任主要放在港英方面。但是，也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見，他們並不諱言，六七暴動是文革極左思潮的產物，例如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左派影人」廖一原、《文匯報》前記者程翔，以及一些中央大員，如曾任港澳辦副主任的李後等。
不過，縱然有這些相反意見存在，但誰也不敢去深挖這左派歷史的瘡疤。因為，給予香港六七暴動一個歷史定案的話，勢必要掀動各方今天仍然在位的政治勢力，抖出誰要為這場悲劇負上賠償和政治責任的問題。
讓文革在香港的歷史含糊下去，各自表述，以致甚至連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雖然被第一屆特區政府授予大紫荊勲章，但頌辭中竟然抺去了他在文革時期的政治角色。香港坊間輿論持續為此聲討當權左派，指摘他們要為當年暴動造成的死傷和損失負責，但特區政府都充耳不聞，可見香港根本沒有任何一種負責的力量去正視這段歷史創傷，更談不上有和解的可能。
暴動之後，左派人士被香港主流社會排斥，但他們日益孤立，也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不少人為文革那些極左派的理想主義所影響，而自困於一個愈來愈封閉的圈子。例如，當年左派嚴厲批評港英實行「奴化教育」，以會考制度來灌輸奴化意識。左派陣營不少人鼓吹青年學生不要參加會考，拒絕去英文中學讀書，這些青年長大後的出路也因此而收窄，只能在左派機構的小圈子中找出路。一直到開放改革在大陸雷厲風行地展開時，香港這些受左派和中央資源暗中補貼的左派機構，也拒絕改革，左派小圈子化的情況也日益嚴重。
滯後的文革式叛逆
從發起暴動的愛國左派角度來說，暴動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暴動（以及背後的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為香港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卻不能單從愛國左派的命運來評斷。因為，這場在香港發生的暴動，畢竟是在殖民地香港發生。而1960年代的香港，本身已是百孔千瘡，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一觸即發。
而事實上，在文革還未在大陸正式爆發的1966年4月，香港就發生了因為天星碼頭加價而引起的「九龍騷動」，做成死傷。這件事明顯是香港內部經濟和社會矛盾引起，和文化大革命沒有關係。雖然港英政府在事後立即進行檢討，但改革建議未及實行，六七年這場暴動就爆發了。暴動以左派組織和號召而來的群眾為主，但也引來不少圍觀的青少年，「造反有理」的意識也廣泛散播。只是因為左派過激的鬥爭策略最終脫離群眾，港英政府往後才能反被動為主動。麥理浩時代大刀闊斧的改革和社會建設，修正戰後以來一直的自由放任，為晚殖民時代的港英政府建立了一種合法性。
另外，暴動的失敗也意外地為新一代本土意識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因為，雖然反殖暴動不能動搖香港的殖民體制，但土生土長的一代，也受到文革期間那種挑戰統治者的鬥爭氣氛所感染。
而文革出現的60年代，也是世界上不斷發生反抗運動的年代，在西方有巴黎五月風暴、美國的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和抗衡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東歐亦有民主運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其紅衛兵運動，正是以一種青年叛逆精神的象徵形象，為西方提供一種青年運動想像的資源。西方學運和青年運動的浪潮，在60年代沒有在香港引來即時的響應，但卻在70年代迅速發酵。當年這些激進青年，也從西方世界吸取了各種激進主義的思想資源，並通過例如搖滾音樂等抗衡文化形式，重新理解激進政治的含意。在這些經西方過濾後的文革式叛逆精神，迂迴地以一種滯後的方式，在70年代青年反殖思潮中重新浮現。
正因為這個原因，70年代以大專生和一些在職青年為主的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構成了所謂的「火紅年代」，當中就有着非常錯綜複雜的思想因素：無政府主義、西式自由民主主義等思想，林林種種。當中有部分則特別傾向紅色中國，歌頌毛澤東，讚美文化大革命，並直接學習和發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成為新一代土生土長的毛派（亦即「國粹派」）學生。環繞着是否支持中共和文革，不同派別的左翼青年互相對壘。和大部分冷戰世代主要受反共思想影響的知識青年不一樣，這部分受文革感召的大學生不會接受文革乃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說法，也並不認為文革所造成的破壞和死傷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因為他們服膺於一套文革的世界觀，認為一切對文革的負面報導都是帝國主義者為了圍堵「新中國」的抺黑，而就算有部分是真實，也只是建設新的理想社會的革命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
當然，「國粹派」學生對文革宣傳深信不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也被70年代初紅色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冒升（加入聯合國、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人造衛星上天以及西方「中國熱」等）所吸引，因而成為中共在香港青年統戰的對象。這些具有熱情的新愛國學生，被安排往大陸革命聖地朝聖，回港後通過緊密的學習和組織連繫，在他們所領導的學運中執行中共的政策。而由於要緊貼國內變幻快速的形勢，他們在文革後期參加了一些運動，例如為反對鄧小平復出而發起的「打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導致他們在毛澤東死後文革被徹底被否定時頓失方所。
受此打擊，「國粹派」主導的學運局面亦於焉瓦解。文革後期，一些前度屬極左派的紅衛兵，親身見證文革只是上層利用了他們的革命熱情來作權力鬥爭，感到幻滅和被逼害，設法逃來香港。這些逃港紅衛兵，例如後來成為經濟學家（改名楊小凱）的楊曦光，與當時香港的大專生聯絡上，並公開分享他們批判文革的見解，也加快了香港知識青年從對文革的烏托邦主義中清醒過來。
廣義的文化大革命（即所謂「十年文革」）是由1966年算到1976年。香港初期受到的文革影響是六七暴動，在1968年就大致平息，社會回復秩序。但繼後的文革影響則是透過紅衛兵形象、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宣傳和中共國際地位提升、西方中國熱等因素，在大專界發生持續影響。雖然這些後續影響隨文革被否定，文革的陰暗面被大量揭露而潰散，但它所做成的改變卻是持久的。
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精英雖然大部分都不贊同暴動的方法和目標，但暴動也激發了他們的社會意識，令他們決意要從父母一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難民心態中逃脫出來。而在冷戰年代覺醒較早而又有思考的青年，多半受右派的新儒家知識分子那套文化民族主義的教養，寄望文化復興，但70年代左傾思潮（包括文革中的毛主義）的衝擊下，右翼的文化保守主義失去了對青年人的感召力，因為這些思想未能對應香港當其時的社會矛盾。文革在香港的副產物「火紅年代」經驗，卻為新一代的政治及文化先鋒塗抺上一種不同的感性底色，裏面有烏托邦主義，也有社會責任感，以及對中國作為認同對象一份相當矛盾和糾結的感覺。這對形塑日後推動香港民主運動的「泛民」領導人物的世界觀，有特別深遠的影響。
文革陌生化中國
文化大革命思潮所象徵的現世烏托邦雖然經不起歷史考驗，但對於香港土生土長、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代精英來說，卻正好燃點了他們青春的熱情。烏托邦雖然最終幻滅，但受青春熱情所改變過來的事物卻是不可逆轉的。而如果我們把焦點從精英身上移開，我們也會發覺，文革由興起到失敗所產生的效應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被重新定位。因為文革的出現和發生，根本地改變了過去兩地居民之間基於血緣宗族等因素而建立的親密關係。文革雖然沒有中斷港人往北探親的機會，但大陸人南來交往則實質上中斷了。文革的敵我鬥爭意識也遍及每一個家庭，內地人的「香港聯繫」是一種政治上有危險的關係，港人亦被廣泛視為潛在的境外敵對力量，動轍得咎。年輕人也因為政治恐懼，甚至絕少返回內地，有的話也多視回大陸探親為負面經驗。這種文化心理上的阻隔，導致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普遍對中國產生巨大的疏離感，或說一種「陌生化」的效果，無法再像上一代般與國內的親友分享「同屬一家人」的感覺。
這種差別不只表現在經濟生活水平方面，也表現在文化感性和思維方式上。在文革完結後的幾十年，雖然兩地經濟水平差距拉近，普及文化亦令兩地之間共通的趣味話題或溝通內容增多，但並無法重建被文革所改變了感覺差異。一個鄉情連繫被文革徹底毀掉的中國，縱然在傳統復興下有舊貌返回的表象，但一代人生活經驗的差距也形成文化心理和感情上難以拉近的差異。
要說清楚的是，文革令香港新一代對中國產生的陌生化效果，並不立即意味「中國與我無關」，相反地，這嬰兒潮的一代以血緣論出發自我認同為中國人的仍佔大多數。但文革極端化了兩地制度和文化的差異，相互的交往無可避免會把對方作為「對象」，把對方視為非我的「他者」。上一代逃難的創傷經驗在文革的陰影底下跨代強化，促成有別於大陸人的「香港人」意識滋長。就算是那些對於「祖國」抱有好奇，以及對文革中國抱有浪漫想像的新一代精英，其實也是以一個抽象的「中國」作為一個理念，一個充滿異色誘惑、可作心理投射的「對象」。
文化大革命要剝掉中國身上的一切舊文化傳統，結果把中國徹底的抽象化，令得文革結束後取代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也變得虚浮。1980年代開放改革初期，香港「回歸」中國的事實已定，香港人大量回大陸旅遊探親，甚至參與投資設廠，互動日益頻繁。但港人、港商在大陸仍被劃歸為一個特別的「港澳同胞」類別，享有各種特殊待遇，按不同的規格去處理，說明了中港差異是以族群身份的方式被廣泛承認。
「同胞」、「愛國」、「民族」的話語被廣泛援用，其實也只是建基於互以對方為對象的事實。這些「同一性」的修辭被大幅濫用，也只是因為要人為地掩飾箇中的隔閡和差異。在這些名詞背後，以刻板形象出現的「文革中國」則成為香港人認知和感受中國現實時的潛意識，不時以夢魘的方式回返。港版文革又一直沒有被嚴肅的反思和清理，創傷愈往深處埋，就愈發把文革引起的神秘恐慌放大，夢魘揮之不去。
自由主義與抗衡文化匯流
文革的出現和失敗在香港所做成第二個結果，是它將不滿現狀的社會抗爭意識點燃之後，舊的英治殖民狀態受到了根本的質疑，港英統治再難單純依賴難民社會的冷漠保守和舊的買辦華人團體的支持，因為來自社會民眾和年輕一代的挑戰持續不斷。
但香港愛國左派既無法將1960年代燃着了的反殖意識導向中國提早收回香港的結果（暴動失敗），也無法透過他們的青年統戰工作把認同共產中國的使命延續（國粹派瓦解），其歷史效應當然就是將新生代要當社會主人翁的意識導向本土認同。所以，當國粹派下台之後，大專青年畢業後投身的香港社會運動，都是以本地社會改革為目標，工運如是、教師運動如是、社區居民運動如是。傳統愛國左派在這些運動中都是被動的。這種獨立於左右傳統政治分野的社運，形塑出新的一種屬於香港的公民意識。它既不是冷漠保守的難民心態，也不是暴力激進的革命破壞。他們當中有一些曾經尋求思考徹底的社會革命、反殖運動的出路，但他們無法也無意重複傳統愛國左派在文革（六七暴動）中採取的那種暴力路線，反而弔詭地成為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公民意識和公民文化的推動者。
可以說，以反殖之名而爆發的這場香港版文革，雖然有着愛國主義的動機，甚至要求中共提早收回香港（這項提早收回香港的計劃只是在最後一刻才取消），但弔詭的是，它反而造成香港本土意識滋長的前期動力。英國人固然主動地利用了這個契機，協助形塑一種不以中國國族主義為主導內涵的香港身份，但追求香港在一種非中也非英的獨特自主環境下發展自身的城市認同，也順理成章地在暴動後的香港新一代中生根發芽。
當然，將文革的影響視為單向和內部一致的話是十分粗疏的。事實上，文革和暴動失敗從總體而言是在短期內加強了維護資殖現狀的右翼保守主義的地位，但是這霸權已開始出現裂縫。而文革所直接激發，以及它的失敗間接助長了的其他社會異議動力，也匯合成香港反資反殖的（非親中）進步主義潮流。
它們是一種去冷戰化的自由主義，以及多元的60年代抗衡文化的文化匯成（cultural syncretism）。前者支撐香港的權力體制，跨越九七主權過渡，後者則塑造出香港的民間社會和反對派文化。對前者來說，文革是一個廉價的負面標籤，它等於一切不服從的言行舉止，也意味反抗既有秩序必然違反理性和會帶來悲慘下場。但對後者來說，文革既是一個專制下暴君操弄人民的悲劇，也是一個「惡托邦」（dystopia），一個與香港的反對派政治訴求互相背離變異的夢魘國度。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