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大陸 文革五十週年

逃港知青舊地重逢:通往彼岸的夜路有懸崖、鯊魚和軍警

「每個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壯的英雄」


居港知青祭拜當年歿在投奔自由路上的亡友。
居港知青祭拜當年歿在投奔自由路上的亡友。攝:葉家豪/端傳媒

假日的馬料水碼頭,人頭湧湧,許多遊人在此等候前往東平洲和吉澳島的渡輪。這些香港東北水域的荒蕪小島,向來都是港人遊山玩水、露營遠足的熱點,近年因列入世界地質公園而更受歡迎。他們也許不知道,這一片海域,四十多年前卻是一眾中國年輕人的逃亡地,儼如朝鮮半島的三八線、德國的柏林圍墻。

當時正值文革,年輕人被迫離開學校、離開家庭、以「上山下鄉」的口號,被投放到中國各地的農村。將近十年的時間,一代人的青春以「知青」為名,在沒有知識與希望的荒涼土地上靜靜地消磨殆盡。

逃亡,成了很多人唯一的希望。陸地相連的另一個世界香港,則成了難民們幾乎唯一的選擇。但有很多人,背負著這希望,永遠消失在茫茫海面上。

離島立碑,仍記當年「一繩兩命」

這是2016年5月1日早上,過百位五六十歲的老人家從馬料水碼頭出發,乘渡輪沿赤門海峽行駛,沿途觀賞兩岸的八仙嶺、馬鞍山、馬屎洲及船灣淡水湖等。這片新界東北內海波平謐靜,山巒起伏。偶爾經過一個孤島,上面有年輕人在攀岩,船上的老人家親切地跟他們揮手。

這批老人家頭髮半白,是居港逾四十年的知青。他們三三兩兩聚在一齊,熱烈地談論著當年的下鄉生活和逃港征程。「你是哪間中學?」「你在哪裡下鄉?」「你偷渡了幾次?」,是他們記憶與相認的憑證。此時,渡輪把孤島拋在海中心,抵達香港及深圳邊界的「之」字型海島。他們要去祭掃島上的「逃港紀念碑」。

2014年5月1日,一批已從精壯青年變成花甲老人的居港知青,在香港東北水域的吉澳島上建立逃港紀念碑,紀念當年歿在投奔自由路上的亡友。此後每年的同一天,他們都登島祭拜,悼念故人。

「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

「原來這個島是這樣的,我當年都沒機會看到全貌呢,」陳少芳1974年逃港,是廣州下放到博羅縣的知青,如今重臨舊地,她卻覺得陌生。「我當年上岸的時候天還沒光,一上岸就有島上的居民接待我們。第二天馬上就屈蛇(偷渡者像蛇一般捲曲,藏在船的暗格內)送到了沙頭角,還沒看清這個島是什麼樣就離開了。」

陳少芳當年跟很多偷渡知青一樣,為免父母擔心,沒跟父母道別就踏上偷渡的征程。

當年這樣的離別,可能是永遠的天各一方。因為逃港是「投敵叛國」,他們不被允許再踏進國門半步。到了1980年,當局才以「非法探親」的名義從輕發落這些逃港者,鼓勵他們回國探親投資。

這麼艱巨的逃港征程,需要做些什麼準備呢?陳少芳笑說:「我什麼都不會,一切都靠我先生的打點。他為我準備好指南針、乾糧、膠鞋、籃球膽。我唯一的準備就是跟先生一齊游泳。我們一有時間就到處練習游泳,當時珠江滿滿的都是練習游泳、準備偷渡的知青。」

到了下水那天,陳少芳的先生怕她水性不好,還用麻繩把兩人系在一起,共同進退,生死與共。如此患難情侶,船上還有幾對。在那波濤洶湧的海上,一條麻繩,就是月老手中的紅線。

有知青向記者展示當年知青於香港聚會的圖片,第三排右六為前人大代表劉夢熊先生。
有知青向記者展示當年知青於香港聚會的圖片,第三排右六為前人大代表劉夢熊先生。攝:葉家豪/端傳媒

「每個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壯的英雄」

「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眾越港者立」是這個小小紀念碑的碑文,隱晦地銘刻著一代逃港知青的血與淚。這個碑不像「回歸紀念碑」那般張揚,它只靜靜隱身在岸邊,面對不斷拍岸的海浪,默默守護著那段沉重的往事。

「我們這一輩子發生的事,應該由我們自己記錄下來,不要留給後世子孫做,這樣留給後世子孫的東西會更真實,我們要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歷史負責,」快70歲的黃東漢是紀念碑的其中一個發起者,他在《立碑記》中如是說。

黃東漢是1970年偷渡來到香港的。他退休後開始寫逃港知青的故事。他花了六年的時間,寫了20餘萬字的《起錨》──「起錨」是當年逃港的暗語,幾年前卻陰差陽錯地被時任香港特首曾蔭權用作宣傳2012年政改方案。

《起錨》中的逃港知青,今天又聚首在郵輪上,曾經的傷痕與噩夢,時過境遷,都付笑談中。

逃港路線 無不兇險

「逃港是當時的地下的集體行動」,陳秉安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他是一名記者,專注研究大逃港的歷史。

「起初,知青還有革命的熱情,積極參與農活。但這些城市青年很快就發現他們難以適應農村貧困的生活,又跟農民好不起來,因為他們為農民增添了很多負擔。」而更令知青失落的是,他們對前途悲觀失望,「他們背井離鄉,離開了自己的家庭,失去讀書的機會,荒廢了學業。既在農村找不到前途,又回城無望,於是很多人萌生外逃的念頭。」

陳秉安用了22年時間收集資料,在2010年出版《大逃港》一書。在這本書裏,他認為文革時期的1972年至1974年是第三波大陸難民的逃港潮。(其餘三波為1957年、1962年和1979年),當中的主體不是農民,而是受過初、高中教育的青年人。

陳秉安說,當年全國十幾個省都有人逃港,主要是廣東省及周邊省份,當中又以廣州知青最多。

知青作家蔡可風的粗疏估計,百分之二三十可以成功到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被逮捕送回來,還有百分之五至十是一出發後,就渺無音訊,生死未卜。

廣東以外地區的青年主要混入供港鮮活食物的火車逃港,廣東地區則有四條路線:

廣東文革知青逃港路線。
廣東文革知青逃港路線。研究/彭嘉林。製圖/端傳媒設計部。

東路經惠陽到大鵬灣下水,然後泅渡到最近的香港島嶼(東平洲、鴨洲、吉澳島)。這條路線守衛最鬆懈,但亦最危險,因為大鵬灣緊鄰太平洋,風浪和鯊魚隨時令逃港者葬身大海。

中路守衛最嚴,不需游泳,但要攀越陡峭險峻的梧桐山,避過無處不在的邊防軍和狼狗,再「撲網」(翻越邊界的鐵絲網)翻過香港新界。

西路從深圳灣(後海灣)下水,泅渡過對岸的元朗,路長但成功率較高。這片海域雖然沒有鯊魚,但上岸時需穿過大片沼泥地,當中的海蠔會把身體割得遍體鱗傷。

當時還有一條路線是經中山、珠海游泳先偷渡到澳門。由於澳葡政府不像「抵壘政策」(指由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市區才具備香港居民的身份,此前踏足香港新界地區即可)前的香港,會發身份證給偷渡者,因此偷渡者要設法避過警察,再「二次偷渡」去香港。

翻山渡海 冒死逃亡

「每個逃港的知青都是悲壯的英雄,」陳秉安說

逃港知青們首先要拿到證明,才可以到深圳一帶。但當時深圳是敏感的地帶,公社或大隊不會隨便開出證明。怎樣才可以拿到證明呢?這就要靠知青用土法把普通證明的字跡褪去,留下公章,然後再在上面寫上特定的內容。然而這種行為一旦發現,就會受到極嚴重的懲罰。

及後,知青需要走五六天山路才到海邊。他們會帶備麵餅、炒麵粉等乾糧。麵粉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要靠後門才可買到,通常混入油和糖一起炒熟,餓的時候就吃一把。為了躲避農民和民兵的巡查,知青會晝伏夜出,白天躲在山上的草叢、棺材穴,忍受蚊叮蟲咬、上晒下蒸的苦況,晚上則靠微弱的星光和簡陋的指南針行走。由於山路陡峭,光線暗淡,一失足就成千古恨,當年活生生摔死的人就不計其數。

來到海岸,儘管知青平日訓練有素,但面對洶湧的大海,他們不會貿然徒手下水。知青會事前準備橡皮艇、球膽及輪胎等工具,但由於偷渡者太多,這些工具往往一貨難求,亦被炒賣得很貴,有些知青只好用避孕套代替。當年各地推行計劃生育政策,避孕套很容易就免費取到。他們將多個避孕套吹脹,串掛在頸上加強浮力。

為了躲避巡查,知青會在晚上下水。視乎身體質素和下水地點,他們一般要游三至九小時才到對岸。經過幾天的長途跋涉,這些知青大都疲憊不堪。夜間風高浪急,往往一個大浪打來,就暈頭轉向,找不到方向。他們只能依稀朝著有光的地方緩緩游去。可怕的是,東線大鵬灣時有鯊魚出沒,有一處地方更有「鯊魚溝」之名,鯊魚隨時可能襲擊偷渡者。

「香港的山水真是很漂亮,但你想到,這些地方曾是很多人黑夜游泳,冒死與鯊魚奮鬥的地方,我就覺得很受觸動。」

千辛萬苦渡過跨海一關,來到香港亦不可鬆懈。在新界地區,一批自以為思想進步的香港「土共」會私自把偷渡客抓起來,反解回大陸邀功,令知青的冒死付出功虧一簣。

如果能避過這些土共的滋擾,在1974年「抵壘政策」頒布前,知青上岸後可直接找警察求助。然而,他們人生路不熟,除非被警察發現,一般都會受原居民的「接待」,要其報上親友地址,然後送出市區討大「利市」,價錢視乎地段房價而定。到此,知青逃港才算成功。

這趟艱辛的逃港征程究竟有多大機會成功呢?根據知青作家蔡可風的粗疏估計,百分之二三十可以成功到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被逮捕送回來,還有百分之五至十是一出發後,就渺無音訊,生死未卜。

至今這段逃港的歷史還是一筆糊塗賬,官方雖不視為禁區,但一貫避而不談,究竟當年有多少人偷渡,多少人傷亡,自然都是禁忌。

拜祭人士帶同輓聯向眾失蹤或偷渡期間意外去世的知青致意。
拜祭人士帶同輓聯向眾失蹤或偷渡期間意外去世的知青致意。攝:葉家豪/端傳媒

法國學者:他們讓我了解到《人民日報》以外的中國

這場大逃亡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也包括法國人潘鳴嘯(Michel Bonnin)。

漢語流利的潘鳴嘯被中國朋友們親切地稱為「老潘」。他曾參與法國六八年學生運動,對中國革命、中國哲學充滿興趣。為了學習中文,他七十年代曾希望到北京交流,但文革中斷了中法間的文化交流,他只好到香港學習。他笑說:「當林彪的飛機摔落到蒙古的時候,我的飛機也在香港降落。」

來港後他半工讀,一遍教法語,一邊在新亞書院學習中文和中國哲學。香港人多喧雜,老潘跟法國的朋友一到週末就去東平洲度假。一天晚上,他正要關門的時候,有人敲門進來,問他可不可以住一個晚上,他是從「那邊」偷渡過來的。老潘接待他,當夜就跟他徹夜長談。

「他們的經歷很有意思,因為當時的消息仍然封鎖,他讓我了解到了《人民日報》以外的中國。」自此,潘鳴嘯慢慢萌生了研究當代中國歷史的念頭。1978年,他較早就出版了關注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20歲在中國農村》。其後,他的博士論文亦由新儒家轉向中國當代史。如今,他已經成為「知青學」的權威。

如今回想,他慶幸自己當時去不了北京,而來了香港。「來港兩年後,北京恢復了與巴黎的文化交流。我有巴黎的朋友去了北京交流,但他們懂得很少,因為那個時候中國仍然很封閉,外國人在中國像是動物一樣,走在街上會有很多人圍觀,追著你。中國人都不跟你說真話,就算是同宿舍的朋友,也會說謊。後來我帶他們接觸香港的知青。他們說,這裡一個晚上學到的,比在北京的一年還要多。」

文革五十年,再看這段歷史對香港還有什麼意義呢?

「香港很好的地方在於有這麼一群人保存了那段歷史。但我覺得香港好像有點不夠重視這批人。」潘鳴嘯語帶唏噓,「香港的山水真是很漂亮,但你想到,這些地方曾是很多人黑夜游泳,冒死與鯊魚奮鬥的地方,我就覺得很受觸動。」

「這樣的故事,我們不能忘記。」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少芳為化名)

中國大陸 文革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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