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梁天琦母親的新移民身份、新移民是否香港人、不同版本的香港民族主義，甚至如「雲南米線是否地道香港口味」的爭議，都在媒體上熱了一陣，便很快被其他話題蓋過了。這些爭論往往被視為本土派傾向較強的人提出來的激進說法，但筆者要說的是，並非持強烈本土派立場者，也必須回應這類課題的。
這些事件均指向如何為香港「劃界」的問題，也就是說，怎樣才算得上是「純正」香港？香港的「屬性」應當是怎樣的？但當我們在此時此地討論怎樣才算得上「純正」香港時，要先理解這個提問背後的關懷是什麼。唯有明白了這個關懷，才能理解事情的發展理路。
這裏有兩個層次的課題交纏着，第一層是，近十年來香港人身份掙扎，背後到底在關心什麼、回應着什麼問題。這個課題還是較容易處理的，而較難處理的是第二層問題，即「香港的屬性是什麼」。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討論現階段香港身份掙扎的底蘊，及其所帶出的兩難局面。
這些發生在香港的爭議，就像在地球上其他地區一般，本土身份感受到「他者」威脅而作出的反彈。大抵的運作邏輯是，「我群」感受到「他者」的威脅，於是建構一種「純正」的身份，以此作為基礎來抵擋他者的壓力。
以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情況來看便很清楚了。過往的情況是伊斯蘭受到西方（美國五六十年代對伊朗的干預）及前蘇聯（蘇聯於七八十年代對阿富汗的干預）的挑戰，於是尋找一種最純正的伊斯蘭精神，以此為基礎界定自己。這類「純正」的內容，便是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了。
不過原教旨主義一詞不是源於20世紀70年代的伊斯蘭，而是20世紀初的西方基督教。當時美國的基督教會深感現代化衝擊信仰，例如認為現代化的釋經方法將聖經解釋得支離破碎，勢將基督教信仰「溝淡」（沖淡），變成再無多少獨特性。美國信徒的回應，是倡議回歸最基本、最純正的信仰，遂列出「五大基要信仰（the Five Fundamentals）」之說，例如是聖經無誤、基督身體復活等。神蹟就是神蹟，天堂是真的天堂，絕無其他詮釋的空間，不要將聖經記載的神蹟奇事說成是象徵意義。
宗教教徒透過這種對經典的閱讀，界定何謂「純正」信仰，深怕任由信仰被「溝淡」，「我群」與別人沒有差別，我群便會消失。無論是伊斯蘭或美國基督教，自覺受到衝擊，都是以尋找「純正」的自己來確立身份，面對挑戰。
「我群將要消失」的根本焦慮
但正如不少學者也提過，此處所謂的「最純正」信仰，也是一種現代的建構而已。如果要將「最純正」推到極致，則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教義也被部分神學家質疑是否聖經原本教導，甚至有教派認為，主日崇拜實應在周六（而非周日）才是最忠於聖經教導。因此，「純正」的內容往往是因應現代處境的建構，是在庫存的舊東西裏，選擇性地拿一些來建構出來的「傳統」。這一點對我們討論香港是大有關係的，因為當我們尋找何謂「純正香港」的時候，是否也進行着這類選擇性的建構？
過往是基督教與伊期蘭受現代化挑戰，於是回到「最純正」的信仰，以此來建構自己的身份。在現今的世界，是美國感受到伊斯蘭及中國的挑戰、歐洲感受到非洲難民及移民的衝擊。即使如新加坡這個標榜多民族構成的國家，年前面對政府打算大量引入移民以補充本地勞動力，也發生強力反彈。這些過往較先進的地區，紛紛感受到來自過往較落後地區的挑戰，於是要凝聚本土身份，以此來對抗外力。特朗普（台譯川普）的出位言論得到不少響應、右翼思想在歐洲有市場，都與這股浪潮有關。
香港的處境，是感受到崛起的中國正不斷壓過來，構成巨大威脅。而在2003年以後，這種原本存在於觀念上的威脅，化成相當具體的自由行、雙非、水貨客等問題。過往還是相對抽象的對中國的恐懼，變成「已進到你家裏」的威脅──「我群」消失是早晚的事，於是要起來捍衛。
從這個脈胳來看，現在界定誰是香港人，不是政策層次的問題，例如解決人口不足或過剩、解決境內族群矛盾；也不是學術研究、發掘客觀真相。尋找「純正」的根本關懷，是「我群將要消失」的焦慮，是情感、情緒多於擺事實講政策。
排除「中國元素」的「純正香港」
怎樣捍衛呢？在2005年以降，就是在文化上重建香港身份，於是乎有保護天星、皇后碼頭，以及集體回憶論述等；近來則街頭小食、老舊店舖也納入香港文化之列。在具體行動上，有反對自由行、反水貨客、捍衛粵語及繁體字等，也是往這個方向的行動，這些已不必詳述了。
然而，在這過程中必須處理的，便是界定什麼才是「純正」的香港東西，誰才是「純種」香港人。要先有這「人我之辨」，才能搞清楚要保護什麼。這種「尋找純種」的努力，在伊斯蘭及基督教，就是回到「純正」的教義上去講，那麼怎樣的香港才是最「純正」呢？
如果有一種版本的香港集體回憶，說1970年代的香港人常到國貨公司購物、以中國乒乓球運動員為偶像；80年代全港熱捧中國女排、電台流行榜冠軍歌曲，不乏《我是中國人》、《中華民族》（台灣版是《中華民國頌》）、《勇敢的中國人》、《大號是中華》等歌曲……則雖然這些跟公共屋邨、車仔麵一般，都是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部分生活經歷，但與尋找「純正」香港的進路相違，相信難容下這類「不純正」的元素。
滲進了中國東西便會「溝淡」香港，是以筆者還未遇過一種集體回憶論述，是講上述中國元素的。所以問「為什麼集體回憶不包括中國女排和張明敏的歌曲」是問錯問題，因為論述的背後是建立一種我群的身份，以頂着中國的「溝淡」，不是要客觀地反映60至80年代香港人生活的各個面向。
按上述發展邏輯，在尋找「最純正」的路上，自由行、雙非、單程證人士等自然會受到衝擊；連支持普世價值、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人也受到攻擊，因他們幫助包括新移民在內的弱勢社群，包容了「不純正」元素，助長了「溝淡」香港。
一個有趣的發展是，近來連雲南米線也被視為「不純種」的香港東西而受到挑戰。提出這項不是開玩笑，而是雲南米線所引伸出來的問題，就像梁天琦母親及其他本土派領袖的出身一般，如果將界線劃得很窄的話，則香港很多東西勢必被視為不「純種」，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同倒掉，首當其衝的將是上海湯麵（源自上海）及艇仔粥（源自廣州）了。
香港將要消失的焦慮，促使港人尋找「純正香港」，但如果將界線定得太緊，真要算清的話，類似的尷尬情況將會不斷出現。
界線鬆緊的兩難局面
如果將界線劃得寬鬆可不可以呢？當傳媒發現梁天琦的母親是新移民後，便有意見認為可用其他方式來界定香港人。最近宣示獨立是可考慮方案的新興政團，也認為不必以血統界定，而是以某種價值、某種文化、生活經驗、公民身份等作為香港身份的基礎。唯如果從現今身份危機的根本關懷──我群消失的焦慮──的進路來看，是不能往寬鬆的方向發展的。
其實香港政府一直在講一種較寬鬆的香港界定，是以在政府宣傳片裏總會出現印巴籍人士、華人、貌似操其他口音的華人、西方人等等。政府的處理手法，以筆者閱讀，是期望建立一種各族和諧的論述，這是尋找最大公因數的進路。但明顯地，如果這個進路被接受，便沒那麼多爭議了。正因為此處劃界的原意，說白了就是要排走中國的元素，再追溯上去便是回應中國壓過來所產生的身份危機，尋找最大公因數的進路是與此背道而馳的。
以認同某些香港價值、生活習慣、粵語等作為基礎，正面對同樣困難。首先，由哪個機構、哪個群體來定奪這些內容？這已經是非常困難的課題了。而要訂定這些內容時，也面對上述的情況：如果訂得很空泛，則失去劃界的意義，訂得很緊，則很多香港人也不及格。例如說是否擁護所謂的核心價值，如民主、人權、自由、廉潔等等，項目可以列出一大堆，惟不少內地人就是愛這些東西才來香港的，要表這個態又有何難？既然現在劃界的根本期望是以「純正」抵擋外人，那麼隨便哪一個口說認同、簽個字便能成為香港人，則劃界便失去意義了。
但如果訂得相當緊呢？例如將公德心、守規則、廣東話、香港俗民生活等也列入其中，或是要求能展現各種核心價值的外顯行為，也面對很大困難。最簡單就是很多香港人也可能不達標，於是又會出現大量尷尬情況了。
現在香港的處境是，面對中國壓力，感到要確立一種清楚的「人我之辨」，要界定「純正香港」，但當具體進行的時候，便發現原來很多人也不完全「純種」。現時公眾的討論，就在界線鬆緊這兩端之間左搖右擺。
如果思考停留在這個兩難局面之上，則結論是悲觀的。但要怎樣提出另一種視角，就相當困難了。正如文首所說，本文只處理第一層的問題，即現階段香港身份掙扎的根本關懷，至於香港的屬性是怎樣，只能留待之後另闢專文再論。
（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