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本土思潮

劉紹麟:港人身份劃界的根本關懷與兩難

現在香港的處境是,面對中國壓力,感到要確立清楚的「人我之辨」,但當具體進行時,便發現很多人也不完全「純種」。


現在香港的處境是,面對大陸的壓力,感到要確立一種清楚的「人我之辨」,要界定「純正香港」,但當具體進行的時候,便發現原來很多人也不完全「純種」。
劉紹麟:近十年來香港人身份掙扎,背後到底在關心什麼、回應着什麼問題?攝:Chris McGrath/GETTY

無論是梁天琦母親的新移民身份、新移民是否香港人、不同版本的香港民族主義,甚至如「雲南米線是否地道香港口味」的爭議,都在媒體上熱了一陣,便很快被其他話題蓋過了。這些爭論往往被視為本土派傾向較強的人提出來的激進說法,但筆者要說的是,並非持強烈本土派立場者,也必須回應這類課題的。

這些事件均指向如何為香港「劃界」的問題,也就是說,怎樣才算得上是「純正」香港?香港的「屬性」應當是怎樣的?但當我們在此時此地討論怎樣才算得上「純正」香港時,要先理解這個提問背後的關懷是什麼。唯有明白了這個關懷,才能理解事情的發展理路。

這裏有兩個層次的課題交纏着,第一層是,近十年來香港人身份掙扎,背後到底在關心什麼、回應着什麼問題。這個課題還是較容易處理的,而較難處理的是第二層問題,即「香港的屬性是什麼」。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討論現階段香港身份掙扎的底蘊,及其所帶出的兩難局面。

這些發生在香港的爭議,就像在地球上其他地區一般,本土身份感受到「他者」威脅而作出的反彈。大抵的運作邏輯是,「我群」感受到「他者」的威脅,於是建構一種「純正」的身份,以此作為基礎來抵擋他者的壓力。

以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情況來看便很清楚了。過往的情況是伊斯蘭受到西方(美國五六十年代對伊朗的干預)及前蘇聯(蘇聯於七八十年代對阿富汗的干預)的挑戰,於是尋找一種最純正的伊斯蘭精神,以此為基礎界定自己。這類「純正」的內容,便是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了。

不過原教旨主義一詞不是源於20世紀70年代的伊斯蘭,而是20世紀初的西方基督教。當時美國的基督教會深感現代化衝擊信仰,例如認為現代化的釋經方法將聖經解釋得支離破碎,勢將基督教信仰「溝淡」(沖淡),變成再無多少獨特性。美國信徒的回應,是倡議回歸最基本、最純正的信仰,遂列出「五大基要信仰(the Five Fundamentals)」之說,例如是聖經無誤、基督身體復活等。神蹟就是神蹟,天堂是真的天堂,絕無其他詮釋的空間,不要將聖經記載的神蹟奇事說成是象徵意義。

宗教教徒透過這種對經典的閱讀,界定何謂「純正」信仰,深怕任由信仰被「溝淡」,「我群」與別人沒有差別,我群便會消失。無論是伊斯蘭或美國基督教,自覺受到衝擊,都是以尋找「純正」的自己來確立身份,面對挑戰。

「我群將要消失」的根本焦慮

但正如不少學者也提過,此處所謂的「最純正」信仰,也是一種現代的建構而已。如果要將「最純正」推到極致,則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教義也被部分神學家質疑是否聖經原本教導,甚至有教派認為,主日崇拜實應在周六(而非周日)才是最忠於聖經教導。因此,「純正」的內容往往是因應現代處境的建構,是在庫存的舊東西裏,選擇性地拿一些來建構出來的「傳統」。這一點對我們討論香港是大有關係的,因為當我們尋找何謂「純正香港」的時候,是否也進行着這類選擇性的建構?

過往是基督教與伊期蘭受現代化挑戰,於是回到「最純正」的信仰,以此來建構自己的身份。在現今的世界,是美國感受到伊斯蘭及中國的挑戰、歐洲感受到非洲難民及移民的衝擊。即使如新加坡這個標榜多民族構成的國家,年前面對政府打算大量引入移民以補充本地勞動力,也發生強力反彈。這些過往較先進的地區,紛紛感受到來自過往較落後地區的挑戰,於是要凝聚本土身份,以此來對抗外力。特朗普(台譯川普)的出位言論得到不少響應、右翼思想在歐洲有市場,都與這股浪潮有關。

香港的處境,是感受到崛起的中國正不斷壓過來,構成巨大威脅。而在2003年以後,這種原本存在於觀念上的威脅,化成相當具體的自由行、雙非、水貨客等問題。過往還是相對抽象的對中國的恐懼,變成「已進到你家裏」的威脅──「我群」消失是早晚的事,於是要起來捍衛。

從這個脈胳來看,現在界定誰是香港人,不是政策層次的問題,例如解決人口不足或過剩、解決境內族群矛盾;也不是學術研究、發掘客觀真相。尋找「純正」的根本關懷,是「我群將要消失」的焦慮,是情感、情緒多於擺事實講政策。

排除「中國元素」的「純正香港」

怎樣捍衛呢?在2005年以降,就是在文化上重建香港身份,於是乎有保護天星、皇后碼頭,以及集體回憶論述等;近來則街頭小食、老舊店舖也納入香港文化之列。在具體行動上,有反對自由行、反水貨客、捍衛粵語及繁體字等,也是往這個方向的行動,這些已不必詳述了。

然而,在這過程中必須處理的,便是界定什麼才是「純正」的香港東西,誰才是「純種」香港人。要先有這「人我之辨」,才能搞清楚要保護什麼。這種「尋找純種」的努力,在伊斯蘭及基督教,就是回到「純正」的教義上去講,那麼怎樣的香港才是最「純正」呢?

如果有一種版本的香港集體回憶,說1970年代的香港人常到國貨公司購物、以中國乒乓球運動員為偶像;80年代全港熱捧中國女排、電台流行榜冠軍歌曲,不乏《我是中國人》、《中華民族》(台灣版是《中華民國頌》)、《勇敢的中國人》、《大號是中華》等歌曲……則雖然這些跟公共屋邨、車仔麵一般,都是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部分生活經歷,但與尋找「純正」香港的進路相違,相信難容下這類「不純正」的元素。

滲進了中國東西便會「溝淡」香港,是以筆者還未遇過一種集體回憶論述,是講上述中國元素的。所以問「為什麼集體回憶不包括中國女排和張明敏的歌曲」是問錯問題,因為論述的背後是建立一種我群的身份,以頂着中國的「溝淡」,不是要客觀地反映60至80年代香港人生活的各個面向。

按上述發展邏輯,在尋找「最純正」的路上,自由行、雙非、單程證人士等自然會受到衝擊;連支持普世價值、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人也受到攻擊,因他們幫助包括新移民在內的弱勢社群,包容了「不純正」元素,助長了「溝淡」香港。

一個有趣的發展是,近來連雲南米線也被視為「不純種」的香港東西而受到挑戰。提出這項不是開玩笑,而是雲南米線所引伸出來的問題,就像梁天琦母親及其他本土派領袖的出身一般,如果將界線劃得很窄的話,則香港很多東西勢必被視為不「純種」,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同倒掉,首當其衝的將是上海湯麵(源自上海)及艇仔粥(源自廣州)了。

香港將要消失的焦慮,促使港人尋找「純正香港」,但如果將界線定得太緊,真要算清的話,類似的尷尬情況將會不斷出現。

界線鬆緊的兩難局面

如果將界線劃得寬鬆可不可以呢?當傳媒發現梁天琦的母親是新移民後,便有意見認為可用其他方式來界定香港人。最近宣示獨立是可考慮方案的新興政團,也認為不必以血統界定,而是以某種價值、某種文化、生活經驗、公民身份等作為香港身份的基礎。唯如果從現今身份危機的根本關懷──我群消失的焦慮──的進路來看,是不能往寬鬆的方向發展的。

其實香港政府一直在講一種較寬鬆的香港界定,是以在政府宣傳片裏總會出現印巴籍人士、華人、貌似操其他口音的華人、西方人等等。政府的處理手法,以筆者閱讀,是期望建立一種各族和諧的論述,這是尋找最大公因數的進路。但明顯地,如果這個進路被接受,便沒那麼多爭議了。正因為此處劃界的原意,說白了就是要排走中國的元素,再追溯上去便是回應中國壓過來所產生的身份危機,尋找最大公因數的進路是與此背道而馳的。

以認同某些香港價值、生活習慣、粵語等作為基礎,正面對同樣困難。首先,由哪個機構、哪個群體來定奪這些內容?這已經是非常困難的課題了。而要訂定這些內容時,也面對上述的情況:如果訂得很空泛,則失去劃界的意義,訂得很緊,則很多香港人也不及格。例如說是否擁護所謂的核心價值,如民主、人權、自由、廉潔等等,項目可以列出一大堆,惟不少內地人就是愛這些東西才來香港的,要表這個態又有何難?既然現在劃界的根本期望是以「純正」抵擋外人,那麼隨便哪一個口說認同、簽個字便能成為香港人,則劃界便失去意義了。

但如果訂得相當緊呢?例如將公德心、守規則、廣東話、香港俗民生活等也列入其中,或是要求能展現各種核心價值的外顯行為,也面對很大困難。最簡單就是很多香港人也可能不達標,於是又會出現大量尷尬情況了。

現在香港的處境是,面對中國壓力,感到要確立一種清楚的「人我之辨」,要界定「純正香港」,但當具體進行的時候,便發現原來很多人也不完全「純種」。現時公眾的討論,就在界線鬆緊這兩端之間左搖右擺。

如果思考停留在這個兩難局面之上,則結論是悲觀的。但要怎樣提出另一種視角,就相當困難了。正如文首所說,本文只處理第一層的問題,即現階段香港身份掙扎的根本關懷,至於香港的屬性是怎樣,只能留待之後另闢專文再論。

(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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