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閻連科談寫作:我是中國文學的唱衰者

當「見證」、非虛構、紀實成為世界文學新的標準的時候,我們中國文學恰恰在這一點上無所作為。


【編者按】:4月19日下午,中國作家閻連科應邀在香港科技大學進行訪問交流,演講題目是「文學.空間.記憶」。他誠懇地談及了中國文學面臨的現狀及危機,當世界文學行「見證」之風時候,他坦率地講起了中國文學的尷尬與遺憾。以下是他演講部分的筆錄。

2014年10月22日,捷克布拉格,閻連科出席卡夫卡國際文學獎的一個典禮。攝:Matej Divizna/GETTY
2014年10月22日,捷克布拉格,閻連科出席卡夫卡國際文學獎的一個典禮。攝:Matej Divizna/GETTY

中國文學進入新的冷凍期,但絕對不會回到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時期,那是要排除所有西方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今天的中國讀者非常了解世界文學的現狀。

嚴肅文學的空間在縮小,但另一種文學突然畸形地發展繁榮。這種繁榮下培育出一種特殊的「審美」,它不包含審視黑暗、審視醜惡,純粹意義上去擁抱溫暖、美好、溫情。這種文學會像中國山水畫一樣,畫一棵樹、一隻麻雀、一隻蝦米就可以成為世界名作,賣一個億、兩個億。畫山水花鳥能賣幾千萬,只有中國畫家中會出現。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這種情況在文學當中越來越多。今天中國很多作家的努力也是在這個方向上,既不會回到文革的極端,也不再嚴肅地探索人性,而在允許的範圍內,以審美的名義使某一種「溫暖的」文學,一種政府、讀者、批評家都能接受的文學,畸形地發達,被高度認可。

無論你是否同意他的評價標準,「見證」這兩個字在世界文學中的份量越來越重。

但我們必須意識到,今天的世界文學並不只有這一種「溫情」文學。去年烏克蘭作家Alexievich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有去年出了中文版的俄羅斯文學《生活與命運》在世界上引起的關注。高行健說,文學的最高意義是見證人性的複雜性。「見證」兩個字,是我們七、八年前的討論中一直強調的。無論你是否同意他的評價標準,「見證」這兩個字在世界文學中的份量越來越重。

這個時候,中國文學就處於非常尷尬的位置。當「見證」、非虛構、紀實成為世界文學新的標準的時候,我們中國文學恰恰在這一點上無所作為。我們什麼都可以想象,但關於「見證」的,見證人性、歷史、真相、空間、記憶,這些都是不能做的。這是今天中國文學非常深層的內容危機。

我們中國文學恰恰在這一點上無所作為。我們什麼都可以想象,但關於「見證」的,見證人性、歷史、真相、空間、記憶,這些都是不能做的。這是今天中國文學非常深層的內容危機。

在「見證」的層面上,今天非常熱的非虛構寫作,實事求是地講,是在一個低層次上的熱鬧。我也非常渴望能夠在紀實文學中看到更多進一步關注社會問題的作品,但我覺得可能性不大。這個環境恐怕不允許。紀實文學在中國會越來越尷尬。

在這種情況下,作家本人能做什麼?今天中國文學圈最有聲望的作家仍然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一批。七零後的作家非常有才華,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種種原因壓制着他們,再過五年、十年、二十年,這一代作家可能就這麼過去了。

中國作家閻連科應邀在香港科技大學進行訪問交流,演講題目是「文學.空間.記憶」。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圖片
中國作家閻連科應邀在香港科技大學進行訪問交流,演講題目是「文學.空間.記憶」。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圖片

我想我能體會到我的同代人,誰都想寫出最好的作品,誰都筋疲力盡。

但是五十、六十後這一批作家的創作很多都在瀕臨枯竭,我是最典型的。我的寫作無法再向前,寫作的高峰已經過去,最大的力氣已經耗盡。站在文學最前沿的,卻沒有能力衝刺。這是中國文學另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況。

我非常辛苦地寫完《日熄》,以前的創作從來沒有這麼辛苦過,改了七、八遍仍然不滿意,直到最後出版又做修改,心裏才稍微踏實一點。這本書是否出版,最後對我已經不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寫作到了極端疲勞的階段,完全沒有能力再突破。我想我能體會到我的同代人,誰都想寫出最好的作品,誰都筋疲力盡。

年輕一代的作家,即便是八零後,也是過了三十多歲了。當年的余華、蘇童、莫言,在他們三十歲左右,都寫出了他們一生中可能最好的作品。但似乎現在沒有看到七零後、八零後作家寫出他們可能的最好的代表作。當然我們不排除,一個人在50歲甚至年紀更大,寫出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但那畢竟是小概率的。

作者的隊伍越來越大,但深層的危機也越來越大。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做什麼?我認為不可能依靠團隊的力量、作家群、一個整體的力量。因為中國在世界上受到關注,中國文學就在世界上受到關注、尊敬,這是不可能的。不會因為中國發展特別快、特別畸形,中國文學就更有價值。即使受到關注也是暫時的。今天關注,明天就不會關注了。長期不能靠這個,最終要回歸到文學本身。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文學不會像大家預想的,在世界文壇上成為最受矚目的一部分。我們還要意識到,剛剛開始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被認識的中國作家,他們的創作能力在下降。我常說,我是中國文學的唱衰者。

中國文學不會像大家預想的,在世界文壇上成為最受矚目的一部分。我們還要意識到,剛剛開始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被認識的中國作家,他們的創作能力在下降。我常說,我是中國文學的唱衰者。

所以必須回到作家個人自身的努力。外部環境就是這樣的現狀,怎麼樣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最大的創造?文學可以在中國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有些作家一部小說掙幾千萬。但我說的、堅持的文學可能是你三年寫作也只有二十萬收入的這種。這種情況恰恰要求我們放下所有東西。既然不掙錢,就索性不掙錢,真正去寫有創造性的東西。

我們對今天中國的偉大小說沒有判斷,當然這不是說我們要迎着某個標準去寫,而是一個作家對好小說有一種感覺、感受,比如托爾斯泰、馬爾克斯,他們寫出自己作品的時候都有這種感覺。但中國現在這種感覺是很混亂的,大家沒有共識。真正偉大的文學取決於它有多大的創造性,這個創造性不能只在中文創作的範疇比較,而要在世界範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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