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街頭出身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在台灣從戒嚴邁向民主化的時代裡，可說是聚集了最大的「反國民黨陣營」公約數。然而也正因為這個特性，注定了民進黨的組成，猶如中國三國時期的「討董十八路諸侯」，或日本戰國時代的「反信長包圍網」。其不僅影響了民進黨日後的內部運作方式，也使得民進黨作為一個政黨，與這些街頭上的戰友，處於一種微妙且有點尷尬的局面：似乎是朋友，但又不太親密；彷彿是對手，卻又沒那麼嚴重。
本文將嘗試從民進黨基層黨工的視角出發，呈現政黨與公民社會在互動上，各自呈現的思考特性與運作邏輯。
民進黨首次執政的「社運低潮」
西元2000年，陳水扁政府開啟了第一次的民進黨執政時期。儘管握有了行政權，但是在客觀環境上，國會無法過半的現實，則注定了「妥協」的未來。民進黨上台後，第一件與公民社會產生重大爭議的事件，就是核四停建。在時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宣布停建後，泛藍陣營立刻發動倒閣與罷免，透過國會多數堅持通過核四預算，並且促成了大法官釋字520號解釋；最後行政院同意核四復工。
這段過程，讓關注非核家園的公民團體，對民進黨的觀感產生兩種反應：不諒解但可接受，以及視之為背叛運動和理念。直至今日，儘管民進黨多次重申「非核家園」的政策理念，仍有相關公民團體以懷疑角度看待，甚至認為只是政客的假承諾。
另一個頗具代表性的運動，則是樂生療養院的保存。這場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晚期的社會運動，最終以「參與群眾向行政院陳情未果，遭警方驅離」而在當時暫告一段落。自此，一派以捍衛弱勢、跨國串連的運動者，亦對民進黨敵視，直至今日。
回顧2000年至2008年，台灣公民社會自戒嚴時期以來發展出的三條運動軸線：獨立運動、環境保護、左翼陣營（從社會民主主義到國際主義、共產主義均屬之，本文擬不討論各流派異同）──其中僅有獨立運動，在陳水扁政府第二任期以降，與民進黨保持良好關係；其餘兩條軸線都在面對民進黨時，產生了正反親疏的態度分歧。例如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親民進黨的團體與反民進黨的團體，雖然運動方向原則上相同，卻對民進黨各自採取督促、鼓勵、批判，甚或攻擊的態度。尤其是基進左翼陣營，幾乎將民進黨視為「右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接觸就是為了鬥爭。
但總的來說，因為國民黨這個巨獸仍然存在，加之民進黨在施政上仍比國民黨來得進步與本土，公民社會對民進黨的批判力道較不強烈，從而形成所謂的「社運低潮」。
對比從前，2014年蔡英文第二度接任民進黨主席後，有產生什麼變化嗎？
蔡英文麾下的民進黨
每個組織都會因自身立場，對不同議題的優位性有不同判斷；但是在相當大程度上，只要組織領導人對組織有基本掌握，其態度都能發揮影響。蔡英文自成立小英基金會以來，特別重視跟公民社會（這裡指的不只是社運圈，還有新創業界、教育界等）的接觸與聯繫。在第二次接任黨主席之前，已經打下許多良好基礎，其對社運議題，也是持願意理解與同理的態度。
但在另一方面，蔡的個性也是公認的非典型政治人物。她不喜歡開支票，也不會為了討好而說場面話。在選前與七大工商團體的座談會上，對於引起爭議的第五題「如何降低企業法定勞動成本」，蔡也直言：企業要加薪才能吸引人才。
受此影響，民進黨在接觸公民團體時，無論該團體的立場是否與民進黨貼近，除非倡議內容與黨政策原則一致，否則幾乎不會輕率做出承諾。當然這會招致「官腔」或「虛應故事」的批評，但民進黨作為準官僚機構，處理陳抗也是一種行政事項，每接受一次陳情，都需向上提報；在網路與公民記者如此發達的時代，資訊在網路媒介散播迅速，也很難有「黑箱」、「吃案」的機會。從基層黨工的立場，更不可能有類似舉動。跟官僚系統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公文」是一種護身符。
另一方面，這也是為了維持黨在政策制定上的主體性與一致性。
政黨與公民團體的邏輯與介面
政黨與公民團體最大的不同，在於其處理議題的目的性。政黨，特別是有執政可能的政黨，第一目標就是取得政權。政權的取得過程不僅需要理念，也需要在利益結構的糾葛中，找到能突破的空隙。以民進黨的立場，社運議題是「公眾議程」（public agenda）的一種，但不代表是「政治議程」(political agenda)。這兩個概念大致取自行政學，前者意指引起社會輿論關注的重大議題；後者指需要以政治過程解決的議題。原則上，只有相當層級的政治議程，才需要由黨中央或黨主席來回應。
相對於此，以議題為導向的公民團體，若是希望能與政黨互動甚至合作，關鍵就在於該團體的主要倡議內容，是否已經從公共議程轉化為政治議程，而且是較重要的政治議程。這種陳述或許予人一種過於權謀或算計的觀感，但這卻是真實的政治運作邏輯。如果我們同意「時間有限，必須優先處理重要事務」，其實就不難理解政黨的思考。
但，什麼是重要事務？公民團體將自己的倡議視為重要事務，但政黨則將這些視為邁向執政的阻力或助力。另一方面，隨著倡議內容所具備的重要程度或「理念純淨程度」（也就是堅持倡議內容不可妥協的程度），公民團體往往容易將與之互動的他者，視為是戰友、內部矛盾或主要敵人。
實務上，民進黨往往是不夠進步、需要鞭策的一方，而作為相對進步的公民團體，則是來督促的。我們常用「包袱」來解釋政黨的不夠進步，什麼是包袱呢？其實就是政黨與社會團體利益的結合程度，以及社會的主流觀感；換句話說，就是資源與選票。理念當然能爭取選票，但絕對不足以爭取到能執政的選票，特別是理念間往往相互衝突。一旦理念與利益結合，就更複雜了。茲舉一例：核能是種理念，太陽能也是種理念，但除了理念之外，這兩者都是產業。
高舉理念的倡議團體，在行動上最沒有包袱，但也因為其議題單純與理念帶來的道德優位，最容易透過貶低交手中的他者來證成己身的進步。從「落實理念、改變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是離目標最遙遠的作法。以修法為例，想通過一個法案，就必須爭取到過半委員支持，當某個團體只是一再抨擊立法委員不夠進步，而不去嘗試遊說，或努力將議題帶成風向明顯的政治議程，結果必然是徒呼負負。有些團體不但怪立法委員，連整個台灣社會都怪進去。
還有一種較接近於政黨的團體，不見得將他們的倡議當成目的，而是作為團體或個人發展的手段，也就是透過議題累積運動能量或政治資本。這類型的團體，往往採取極化的對立手段，與被抗議者堅壁清野。倡議成功了，完全是自己的功勞；倡議失敗了，過程中也獲得媒體的曝光或運動資歷。這時候，民進黨作為一種被消費的對象，其實也不好多說什麼。
克勞塞維茨魔咒與「政策窗」
吳介民在談論台灣社運圈困境時，曾提出「克勞塞維茨魔咒」一說，指出「民進黨保守化」與「社運圈能量被吸納」的一些可能原因。吳文所點出的重點是，民進黨的保守化來自於主觀選擇，將選舉總路線置於運動路線之上；同時因為國民黨勢力的持續存在，讓公民社會的主流論述仍停留在以「反國民黨」為主軸，壓迫到環境或勞動議題的空間，促進了二元對立的保守氛圍。
然而社運與政治間的目的及手段關聯，是否能從另一個角度來倒換？公共行政學中有所謂的「政策窗」概念，意指政治議程的啟動或重大政策的推行，需要政治條件與社會條件的配合。從公民社會的立場來看，總希望透過一次又一次議題帶動，讓國家變得更為理想。議題的帶動，就是透過「議程設定」將公眾議程轉化為政治議程；議題的落實，就是將理念化為政策與法律，對社會產生規範或推動的效應。
以都更為例，對於都市更新的法規與政策制定，政府部門與學者都有各自的主張，對於現行的規範也有不同的修正意見。但是要直到重大社會案件（如文林苑）引起輿論強烈關注，政府部門（包括行政與立法）才有相對積極的動能檢討修正方向，甚至連司法部門都會表態（如釋字709號）。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政策窗」。
以此觀之，社運若不侷限在單一議題裡，勢必會持續存在於各種事件中。鑑於上述提到的運作邏輯，政治圈縱使會吸納社運的能量，卻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社運。這兩者會以永恆的競合關係，帶動社會的進展。
2016，政治與社運地景展望
相較於民進黨第一次執政，2016年的局面在客觀結構上有巨大的不同。國民黨在國會席次的驟減與民進黨的過半，導致民進黨在實踐其競選主張上，再也沒有任何可推託理由。
近期隨著林全內閣人事的漸次曝光，相關部會首長或政委的過往，也面臨公民社會的檢視；對於民進黨在野時期所聲援的社運案件，此時也因勝選之故，成為檢視新政府的標竿。林內閣一方面吸納知名社運人士進入內閣，一方面仍讓「親開發派」位居要津；意識型態的衝突，必然是新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簡言之，在野時期呈現出的「左翼進步色彩」，會持續成為新政府的施政方向，還是僅為曇花一現，將會決定民進黨在公民社會（特別是希望能建立公平正義國度的天然獨世代）心中的「賞味期限」有多久。
目前的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以其長期反社運的立場，很難如民進黨一般，藉由親近進步議題而獲得再起可能。由於轉型正義、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等法案，在國會內通過幾乎已成定局，國民黨黨產勢必將面臨徹底的檢視與歸公。當黨產消散，過去聚集在國民黨麾下的保守派系，恐會由其他性質類似的政治力量吸收，在重新匯聚包裝後，形成一股與跟民進黨抗衡的勢力。
在本次選舉中參政的進步勢力或本土勢力，在本文寫作的時刻，正面臨己身定位再確認的困境。有的勢力「政治化」的太快，有的卻持續保有鮮明的「社運路線」。對於這些勢力來說，政黨這個名號顯然令人困惑。定位的困惑，將造成不同程度上，對社運力量的吸納或拒斥。相對於民進黨各派系系統性與計畫性的新陳代謝與「組織化」，這幾個新興小黨，反而會在民進黨第二次執政時期的社運發展中，扮演更關鍵的角色。掌握的好，可以參照民進黨的歷史擴大力量；掌握不好，泡沫化便是必然下場。
在2018年地方選舉之前，可以確定的是，民進黨為了解決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問題，會與公民社會維持著一段詭異的「觀察期」。這段期間不但會影響2018選舉的走向，而選舉的結果，也將反過來預示台灣社會將進入穩定的發展階段，還是新一輪的理念戰國時代。
（陳子瑜，前民進黨社運部副主任，現任國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