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穹頂之上

張釗維序《臨界點》:照見各異本心

我其實要問的是,華人的信仰,或者宗教,跟西方的belief、religion,是同一回事嗎?


[穹頂之上]身在穹頂之下,心在穹頂之上;觀往事、思當下、覓來者。

注:本文為《臨界點——中國「民謠-搖滾」中的「青年主體」(1986-2015)》一書序文。 《臨界點—中國「民謠-搖滾」中的「青年主體」(1986-2015)》。作者:王翔。人間出版社(台灣)2016年5月出版。

李志2016全國巡演「香港站」。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李志2016全國巡演「香港站」。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音樂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吃不到、聞不出味道的人類文化產物;僅憑空氣的振動來製造之、維繫之、傳播之。一旦振動結束,一切就都歸於無形。

但音樂所勾引起的巨大能量,往往超出作者、樂手與歌者的本意;也超出評論者的主觀想像。

正如作者王翔在《臨界點》第一章緒論當中說的:「我們聽見的聲音,往往是難以言傳的,然而它的作用,卻是真實存在。音樂訴諸於情感、非理性、潛意識等等區域。我們聽見了甚麼?是聽見了理性的面具下面的另一個自己嗎?在人形的背後,是不同形狀的渴望在翻湧,是音樂在理解和煽動這些渴望嗎?為什麼搖滾歌手站上台,就會激起尖叫?為什麼大段的吉他獨奏會讓人心醉神迷?」

那麼,以理性的文字去捕捉、固化非理性的空氣振動,若非意在言外,否則豈非枉然?

關於音樂的理性文字,大約有幾種類型:

一是掌故型,就是關於歌曲的源流考證、版本學、作者或歌手的生平八卦、形象外表、生活動態等等。 一是義理型,就是相信樂以載道、詞能達意,然後,仔細檢視歌手的本意用心、歌詞中的微言大義,然後,或者跟心理學文藝潮流對接,或者跟政治經濟社會情境對接,或者跟權力意識形態對接;無論保守或是激進。 一是學院型,就是把寫作音樂當成學術理論的註腳或補丁。

但是對於真正使用、服用音樂並沉浸在其效果當中的人來說,似乎文字的振幅能量,遠小於空氣的振幅能量。

這幾種理性文字類型,說穿了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樂外;但是對於真正使用、服用音樂並沉浸在其效果當中的人來說,似乎文字的振幅能量,遠小於空氣的振幅能量。亦即,在音樂面前,理性有其詞窮之處。

雖然如此,書寫音樂的人依然源源不絕,包括作者跟我在內。然則,我想我們都感知到,相對於空氣振動本身,文字有其內在困境;那麼,以理性文字書寫音樂,其初心或者落腳點,會在哪裏?

這其實是在閱讀本書時,一直吊在我心中的探問。

是對民謠搖滾中國化的關心嗎?是對當代中國青年感覺結構的梳理嗎?是對近三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脈動的診斷嗎?是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追尋嗎?乍看之下,本書都碰觸到這些命題,並且,有着深入的洞察。然而,對我來說,那個真正可能在理性文字與空氣振動之間構成有效嫁接的言說,或者思路,於本書中,一直到最後的結語才出現。那就是,關於信仰的探問。

甚麼是信仰?或許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人人都可以有一套琅琅上口的說法。

在結語中,作者這麼說道:「在經歷革命的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人,一種是渴望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者,一種是對此的反思者,但是看不到大津—一個不改變他者的信仰者。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沒有產生大津這種人物的條件,也就沒有大津的立足之地。大津的出現,讓我意識到,信仰可以是柔軟的、安靜的。對於經歷不斷巨變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對於經歷不斷巨變的中國來說,需要的是能夠改天換地的信仰。」

這段話,道出了作者心中深沉的猶疑與探求。甚麼是信仰?或許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人人都可以有一套琅琅上口的說法;一如文革時期的早請示、晚匯報。但是,甚麼是不改變他者的信仰?

對我來說,這樣的信仰在金剛經裏頭有所闡述。金剛經的究竟無我分第十七當中說道:「我當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簡單地說,就是,修菩薩道者發心要聞聲救苦、拯救眾生,但心中不能存有「我在進行拯救」的念頭,亦即,不能存有「我在改變眾生」的念頭。這種不改變他者的信仰,在佛教的核心意念當中即已存在,實不必如作者所看到的大津那樣,得要經過西方基督教的洗禮之後,才能體悟。

以理性文字書寫音樂,豈非是「入流知所」,是在繽紛吵雜的聲響流動當中,用力地去標定自身座標,發揚自身的ego進而指明未來的走向?

我在參訪法鼓山的祈願觀音殿時,對此也有所體會。觀音也者,觀世音也,也就是要遍聞世間一切聲音,然後聞聲救苦;這是菩薩在晉身為佛之前,必要的功課。然則,觀音要如何不存有「我在改變眾生」的念頭?在大殿正門的內裏,高掛一方佛匾,上書「入流亡所」四個字。入流也者,讓耳朵進入世間繽紛吵雜的聲響流動當中,亡所也者,繼而忘記或者不去察覺自己身處在甚麼所在。

佛教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來作為取消ego的基礎,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則以肉體犧牲作為將ego交給上帝或真主的基礎。在此對照之下,那麼,以理性文字書寫音樂,豈非是「入流知所」,是在繽紛吵雜的聲響流動當中,用力地去標定自身座標,發揚自身的ego進而指明未來的走向?以理性文字書寫音樂,豈非是在複製一種「改變他者」的信仰?

我這問題,其實並非在詰問作者。反倒是在詰問我自己:如果我還繼續書寫音樂,為的是甚麼?

我其實要問的是,華人的信仰,或者宗教,跟西方的belief、religion,是同一回事嗎?

且讓我們借用作者的探尋思路。甚麼是信仰?似乎,在許多言說當中,信仰都不證自明地跟宗教掛勾。然則,宗教又是甚麼呢?我們能夠輕易地使用信仰,乃至宗教一詞,來涵蓋世界文明當中的核心面向嗎?我其實要問的是,華人的信仰,或者宗教,跟西方的belief、religion,是同一回事嗎?且讓我舉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事例:

婚禮的舉辦,一般而言,西方人在教堂、印度人在印度廟、日本人在神社、穆斯林在清真寺,一言以蔽之,都在神的面前許諾終身。而華人呢?新郎新娘多半是在祖宗牌位前,拜別父母。天神vs.祖先,這是華人信仰跟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信仰之間,最根本的差別;或許也是一切的「中國特色」的源頭。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其精神核心在尋求天人之間對話的各種可能,而華人則是尋求血緣之間對話的各種可能,是故,有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這種天人之間或血緣之間對話的各種可能,包括音樂。

新教革命開啟了西方個人主義的可能性,時至今日,搖滾樂當中解放個體性、張揚個體性的特質,才有可能。

2015年11月13日,馬木爾和張東的IZ及51區在 Modernsky Lab 現場。攝:游粵飛。圖片由馬木爾和張東提供
2015年11月13日,馬木爾和張東的IZ及51區在 Modernsky Lab 現場。攝:游粵飛。圖片由馬木爾和張東提供

從這個角度,我理解的西方搖滾樂,秉承的是歐洲新教革命以來反抗宗教權威的傳統。這個傳統,或者越過教會權威,直接跟神溝通,或者更進一步地拒絕跟神溝通、否定上帝的存在,另尋天人之間的定位;尤有甚者,另造一個神,想像一個被搖滾改變的新世界秩序。無論如何,新教革命開啟了西方個人主義的可能性,時至今日,搖滾樂當中解放個體性、張揚個體性的特質,才有可能;而重要的是,天人對話的這個特質,恐怕都未曾改變,特別是在電子音樂當中;對我來說,西方電子音樂所強調的trance出神狀態,其實就是古代巫士在跟天溝通時,所必須建構的境界。

在此附帶說一筆:在天人對話這一點上,我特別覺得鮑伯狄倫喃喃式的吟唱,其實根本就是道士的吟唱;狄倫用這種空氣振動,在超渡被他唱誦的那些人事物。相形之下,當代中國諸多民謠歌手們競相仿效狄倫的唱法,率皆淡而無味;他們何不乾脆去終南山學習道士如何吟唱?

至於,華人的天人關係,早被專制皇權所壟斷、繼而被儒家所遮蔽,而淪為幫血緣關係搭橋鋪路的工具性角色。

那麼,今天中國如果要效法西方搖滾樂的張揚個體性,其基礎又何在?僅僅是斬斷千年來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信仰嗎?是完全拷貝山寨西方奠基於反叛天人關係的個人主義嗎?華人缺乏本身既有的天人關係作為參照座標,那麼,這種拿來主義式的拷貝山寨,又能植根於何處?最終,會不會是把西方認做乾爹,而在反叛傳統血緣關係的同時,跳入另一種異化了的血緣關係網絡當中?

所以,在跟隨作者展開一段長達三十年的音樂與中國當代史之糾纏旅程之前,請先把把自己的信仰脈搏。

對我來說,作者分析、展示近三十年來中國民謠搖滾的變遷,所在逼近、逼問的那個「臨界點」,其實正落在這些跟信仰相關的問題層面上;而這些也是近年來我自己在遭遇直擊本心的音樂時,不管是不是民謠、稱不稱搖滾,會油然生發的思索,或者情緒。

我認為,也只有觸及這個層面,理性文字方能不以掌故、義理、學院的姿態,來殷殷附著於音樂的空氣振動上頭;並且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方能從入流知所開始,隨這振動而顫晃、飄揚,終至碰觸到心性與靈性的源頭活水,照見下個階段的聲音振動可能性。

所以,在跟隨作者展開一段長達三十年的音樂與中國當代史之糾纏旅程之前,請先把把自己的信仰脈搏:是延續血緣關係--不管是接續東方傳統還是認西方做乾爹?是追求天人之際--不管是西方的天人傳統還是重構東方的天人對話?抑或是擺盪於這兩者之間—不管是機會主義的擺盪還是難以抉擇的擺盪?或者,最徹底的,既反叛血緣又反叛天人,從而把自己擲入一個無天無地、無來無去、被稱為「信仰空缺」的虛空現實當中?

不同的信仰脈搏,聽到的空氣振動以及創造的空氣振動,肯定不一樣;至於它們稱不稱民謠、是不是搖滾,只要能夠從振動中照見各異本心,那麼,叫做甚麼一點都不重要。

(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標題為「照見各異本心---序《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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