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燈泡遇害案，令要不要廢除死刑的話題，再一次在台灣引發爭議。
人權組織「大赦國際」發布消息： 2015年，全球死刑個案多達1634宗，是過去25年來的新高。這個數字裏不包括中國。中國執行死刑的數量，每年都超過全球的總和，而且還列為國家秘密，不讓人了解。
這些可怕的消息，小朋友或許未必聽過，但肯定知道國家會懲罰犯罪的人。可是，老師或者爸爸媽媽會跟你們談論死刑嗎？如果談論，是告訴你們「以牙還牙」、「殺人償命」的古訓，還是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廢除死刑，而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台灣，還在為要不要廢除死刑爭吵？
他們要不要讓你們了解，跟死刑爭議相關的當代權利觀念？這樣會給你們帶來更多的危險，還是更多的安全？
台灣新北市鷺江國小的翁麗淑老師，把死刑爭議話題帶進了課堂。除了當老師，她也是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還寫了許多關於死刑及公民權利的文章。「上課教社會，下課跑社運」，對她來說，課上課下忙的是同一件事情。
2015年6月13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我和翁老師一起參加了「世界反死刑大會」主辦者法國廢死倡議組織「共同反死刑（ECPM）」召開的「亞洲死刑大會」。她在會上發言說：「我希望我的學生都能實現夢想；即使不能，也希望沒有一人會跌入黑暗，成為又一個受害者或者施害者」，「即使廢除死刑的目標不能達到，至少要讓教育幫助社會開啟理性和平的對話。」
我們因此有過一次談話，現將有關死刑與權利教育的部分整理出來發表，希望對死刑存廢爭議有幫助：
長平（以下簡稱「長」）:翁老師，您是怎麽開始給小學生講死刑的？
翁麗淑（以下簡稱「翁」）:那是2010年，在多年沒有執行死刑之後，台灣重新開始執行，引發社會激烈爭論。我給學生上閱讀課，就收集了一些材料來做教材。
在此之前，我一直關注性別平等教育、同志教育和女權運動。有了這些訓練，很自然地，我就對廢除死刑運動感興趣了，因為它們之間有共同之處，都關心社會弱勢社群，思考社會結構問題。
長：也就是說，不光是看到一個人犯了罪，他對社會的影響，還要看到社會對他的影響？
翁：是的，對孩子來說，討論的方法很重要，要有多角度思考。殺人償命是一種正義觀，但我希望孩子們討論，還有沒有別的正義觀？
長：台灣小學有人權教育吧？
翁：人權教育有很多內容，大多數老師都選擇沒有爭議性的話題來完成任務，比如同學之間不要有霸凌，老師不要體罰學生等等。可是，在我看來，如果不談權力關系，不談社會結構，只講好好做人，那是道德教育，法治教育，不是真正的人權教育。
長：為什麽他們不做真正的人權教育呢？
翁：台灣社會普遍認為，死刑話題沒有定論，就不應該拿來教孩子，因為老師應該中立。這是一個迷思：在人權問題上，老師怎麽可能中立？很多標榜中立的人，其實是站在保守的主流輿論一邊。
長：所以他們其實是反對廢除死刑？
翁：是的。我上課的時候，有一些老師會過來，站在教室門口等我，一下課就跟我爭論，爭得熱血沸騰。還有一些家長，希望我不要給孩子講廢除死刑，因為他們支持死刑。
長：也有人認為孩子太小不能理解嗎？
翁：我為閱讀課畫了一個金字塔：低年級孩子應該廣泛閱讀，增加詞匯量；中年級要訓練閱讀理解能力；到了高年級，就要啟發他們進行批判性思考。我會把各種文章發給他們，讓他們了解 不同的立場。
一個人做了壞事，應該受到懲罰。但是，在談論怎樣懲罰之前，先讓孩子們思考：由誰來做出懲罰的決定？他們如何決定？
用他們生活中的事例，來介紹「修復式正義」的觀念。比如，不小心傷害到別人，讓人流血了，受害者應該得到什麽補償？
長：有人認為，應該更直接地談論死刑，甚至讓他們看到死刑的殘酷，來刺激他們的同情心。
翁：可是我覺得，很多孩子不知道殘酷是什麽。殘酷是建構出來的。沒有觀念的積累，直接看到殺人的現場，他們看到的很有可能不是殘酷，而是好玩。
比如，有孩子聽到中國古代處決死囚犯，很多人圍觀，還有人拿著熱饅頭去沾人血，他們覺得很有趣。中古世紀，把人用火燒死，也有孩子覺得好玩：哇，還可能這樣弄死人！
因此，我的重點是讓他們討論：國家為什麽可以處死一個人，權力從哪裏來？犯錯和受罰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剝奪人的生命，是不是濫用權力？我會跟他們講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中國的「六四」鎮壓等等，都是統治者濫用權力的歷史。
長：即使掩蓋這些歷史，孩子們在生活中也在接受死刑教育。比如《西遊記》故事裏，孫悟空一棒打死了妖怪，就是代表正義在懲罰邪惡。
翁：是的。如果我們不展開討論，他們就接受這樣的教育。這些故事裏，角色比較扁平，都是刻板印象。一些角色天生就是壞人，專門為做壞事而存在，就應該被一棒打死。
我會讓孩子們思考，他們為什麽會幹壞事？比如，白雪公主裏的壞皇后，為什麽要用毒蘋果去害人？會不會是缺乏關懷，缺少安全感？
長：現在德國人對格林童話也有深刻的反思，認為其中有太多的殘忍殺戮、性別歧視及刻板印象，有人稱之為日耳曼民族「黑暗的心」。
翁：《西遊記》等東方奇幻文學裏，只有人類才是正道，動物生命的最高境界，也是要變成人樣，否則就是妖怪，有點種族主義。
長：有人會覺得，你這樣反本質主義，強調權力結構和觀念建構，會把事情複雜化，讓孩子們分不清好人壞人。
翁：的確有些家長反對，認為我同情壞人，沒有是非觀念，會讓孩子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其實，了解人性的複雜，孩子們才更懂得保護自己。頭腦簡單，更會面臨危險，因為壞人很容易裝好人。
長：另外，孩子們懂得多了，也不好控制。
翁：在我的課堂上，我會讓他們明白，老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權力關系，老師會利用權力去操控學生。比如，我設置一個獎勵，大家都很高興，但我會告訴他們，這是一種權力的操控方法。
這種思維很容易啟動，從而讓人變得聰明而快樂。孩子們在我的課堂上都學得很開心，可是到了別的老師的課堂上，可能會讓老師很難受。他們希望學生不要想那麽多，不要動輒質疑，老師說什麽就做什麽。
長：所以要有整體環境的配合，否則有了權利意識的學生會四處碰壁？
翁：是的，這就是社會結構。台灣小學老師大多比較保守，在師資培訓的過程中，接受的是「黨國教育」。他們教的是社會和諧，國家對人民好，老師對學生好，男生對女生好，前提是你要乖。
有些勞工家庭教育孩子，也不是站在勞工權利的立場，而是為黨國和資本家操心。他們受的教育是，每個人都應該為了國家利益努力工作，如果你去為自己的權利吶喊，就在製造衝突，影響和諧。
長：所以父權社會反對賦權，而是強調家長責任。中國社會也是這樣，男人總說要保護女人，但是女人自己上街抗議性騷擾，就會被抓起來。
翁：這是一種愚民教育。今天的台灣，獨立思考已經沒有危險，但是愚民教育的後遺症還很明顯，很多人提到政治都感到害怕，或者把政治化約為黨與國、藍與綠。他們會跑過來說：老師，你不要跟孩子談政治啊。其實這就是一種政治立場。
長：習慣性的自我審查。人權教育本身就是政治教育。
翁：因此，重要的不是結論，而是方法。老師的權力是比較大的，我一直都會警惕，不能以老師的權威灌輸一個結論：死刑是不對的。學生走出教室以後，可能會遇到一個更大的權威，告訴他死刑是對的。
長：可是，權威在教育中也很有必要是嗎？
翁：我不是要取消權威，也不是要反對秩序，而是要讓他們看到權威的存在，理解規則是怎麽一回事。正因為秩序很重要，所以你要看到它的內部運作。
看到這個權力結構之後，孩子們就會明白它是否公平，有沒有照顧到我的利益？如果沒有，該怎樣去爭取？弱勢者的利益被忽略了，該怎樣去幫助他們？
比如說穿校服，女生統一穿裙子，整體上很好看，這是照顧誰的利益呢？是給誰看？誰的要求？假如女生自己覺得穿褲子更方便呢？
長：有人認為校服的作用是取消差異，減少攀比，讓學生感覺彼此平等？
翁：有這個作用。在我的班上，男女生的校服都是同色同款的。但是，他們也可以穿別的自己喜歡的衣服來上課。
我支持開放，差異越多越好，多了才不會凸顯。
長：這些跟反死刑教育有關嗎？
翁：權利都是相通的。如果只談死刑，不談別的權利，就沒有系統支持。如果不讓談死刑，也會對其他權利構成限制。